我们都习惯了“北上广深”，自动驾驶会出现个“广上北深”吗？

近日，上海颁布全国首批自动驾驶路测车道号牌。

而首批路测牌照，更是毫无悬念地落户到了上海两家本地车企——上汽集团和蔚来汽车身上。为何是上海和蔚来，当中原因，无需多加解释。

上海此举，对我国目前处于风口上的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无疑具有极为强烈的示范作用。同时，得益于这条新政策，上汽和蔚来也拥有了可以就近测试，大幅度降低自动驾驶研发成本，以及提高研发效率的作用。

而在此之前，国内车企如果需要进行自动驾驶的道路测试，只有三个途径，要不就是在特定的封闭式园区进行，但这种封闭式园区的道路环境始终与实际路面存在较大出入，由此产生的测试数据意义也会产生较大折扣。

位于美国的M CITY就是世界知名的自动驾驶测试封闭园区

而另外一条路径，则是远赴美国加州进行路试。但如果需要远赴美国，不仅需要取得加州发出的测试牌照，而且还需要在美国设立研究分支机构，其研发成本同样惊人，因此国内目前也只有少数从事自动驾驶领域研究的车企获得此项牌照。

至于第三条路，则是在没有取得切实的法理许可下“偷偷”上路，但由于这种方式的不合法性，其可行性也受到各种限制。李彦宏此前驾驶着百度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北京环路上的测试，就曾收到过交警罚单，并且以道歉告终。

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出汽车产业，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自动驾驶产业将帮助城市创造就业，吸纳高级人才，产出更多价值，完成产业升级。同时，自动驾驶技术的落地，对交通形态的改造、对交通效率的革新也将在未来也将影响一个城市的命运。

所以，当上海此次抢闸颁发了首批自动驾驶路测车道号牌，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全国其他城市来说，无疑也是起到了“当头棒喝”的激励作用。

曾庆洪人大发声，广州自动驾驶立法何时可以赶上？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庆洪作出的一份“加快自动驾驶汽车立法推进合法道路测试”的建议，也引起了精选君的关注。

在曾庆洪看来，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积累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已逐步走出实验室，未来使用公共道路测试，乃至推广过程中的销售、使用、保险、服务配套等各诸多环节，都需要法律法规予以保障。

但是，我国对汽车道路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系基于传统汽车的技术背景制定，一些规定无法适应自动驾驶汽车发展的需要。

同时，广汽集团作为根植广州的支柱性汽车企业，其对前瞻性自动驾驶研究的需求，其实并不逊于上汽、蔚来。

但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目前广汽的自动驾驶测试车辆，也只能屈身于位于番禺的广汽研究院院内道路上进行。

正如前文所述，在封闭式园区内进行自动驾驶测试，其数据采集的数量和质量与开放道路相比，无疑差了不只一两个量级。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其最重要依据，便是数据的采集量及数据质量。

当然，面对这种情况，广汽集团前瞻性地通过了与蔚来、腾讯、科大讯飞、小马智行等相关领域的合作伙伴进行战略合作，缓解这一局面。

但对广州政府来说，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项目，绝对是广州与其他国内一线城市竞争中的重要砝码。其影响之深远，绝非只局限于地方汽车企业。

而对此，广州市政府显然也是早有洞见，2017年3月，广州政府就发布“IAB”计划，大力发展新兴科技产业，其中A代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用项目之母”自动驾驶，也成为重点。

由于此前广州本地缺乏自动驾驶的排头兵，广州政府开始了积极地从其他地区引进在该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企业。随之而来的，就是总部设在美国硅谷的百度系自动驾驶创企小马智行（Pony.ai）、景驰先后在广州南沙设置总部。

或许是为了赶上京沪两地的自动驾驶发展，广州政府在法规没有出台的情况下，用试点的方式给小马智行和景驰的无人车上路亮了绿灯。

尽管“先开绿灯”可以视作在法规未出台前的“缓兵之计”。

但从长远来讲，只有真正在法律法规完备的情况下，广州的相关汽车企业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良机，广州才能真正实现抢占人工智能应用项目的高地。

因此，既然上海已经抢闸推出了首批自动驾驶路测号牌，那么广州是否应该迅速跟上？

结论似乎早已是不言而喻。

但关键，就是何时得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