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人】乱云飞渡贸易战，加大开放在险峰

2018年注定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深刻印记，不仅在于这是又一个戊戌年，也不仅在于改革开放距今整整40年，国际政治经济形态的剧烈嬗变，产业科技的快速迭代升级，合力将2018年推入一个微妙而繁复的变局。

这一年里，不管身处世界哪个角落，都难以避开中美贸易战的涟漪，超过5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其影响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很可能成为撕裂WTO贸易准则的一道疮疤。从开放退回极端保守，从地球村退至氏族部落，是非成败一念之间。

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中国自然不会屈服；而按照特朗普的个性，加上美国当前相当不错的基本面，预示着美国绝不会轻易罢手。而之所以落到当下剑拔弩张的境地，背后折射出的不再是贸易之争、利益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之争、价值观之争。尽管中美两国建交已近40年，两国间贸易额高达6395亿美元，但两国间的信任与友好并没有随着时间和贸易额增长而增长，甚至出现下滑迹象。美国对与中国关系定位，从克林顿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到特朗普降为“战略竞争对手”，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态度的变化。特别是特朗普，从他参选总统那一刻起就提出口号：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明白地阐述了本届政府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

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一定程度上美国是在走过去的老路。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美国关税持续提高，最高时达到57.3%，这引发了全世界的愤怒，全球贸易量因此下降了1/3左右。甚至在二战前，美国一直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不愿意过多介入世界其他地区事务，关起门来自我发展。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将迎来崭新的前景，从今以后，美国利益至上。无论贸易、税收、移民、外交，每一项决策都以惠及美国家庭作为出发点。”（特朗普就职演说语）。而这一立场的确立，立即给中国带来巨大压力。

虽然美国在当年的贸易战中也遭遇相当伤害，但在特朗普决策圈的人看来，这种伤害是相对的，高关税让美国产业得到了更多保护，为二战后美国独霸全球奠定了基础。如今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特朗普希望如法炮制，他们相信，美国比中国更能经受贸易战的冲击。

不惜代价甚至“自损八百”也要与中国一“战”，是因为中国堪称奇迹的经济发展让特朗普感到震惊——人类历史上还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如此大的疆土和人口基础上，实现了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不止于经济，在软实力方面，包括在一带一路沿线、在南中国海，中国的影响力都在迅速上升，这些都刺激着特朗普的神经，并被视为一种威胁。

这样来看，5000亿也好，甚至更大规模的贸易战只是一个症状，而不是症结。根源于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偏见的博弈与对抗将长期持续下去。也就是说，2018年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起点，贸易战有很大几率演化成持久战、拉锯战、消耗战，甚至在外界刺激下激化突变。

贸易战的第一枪已经打响，子弹到底要飞多远，伤害究竟会有多大，现在还未可知。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危局之下，过去躺在成绩册上的那股子浮夸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收敛。

翻开手机新闻，相信每个人都看到过“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尿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标题文章，数量还相当不少；而类似于“中国创下多个第一！无人表示不服”、“中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的噱头，更是层出不穷。人民网近日发文指出：这种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很容易造成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的狂妄误区。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进入开挂模式，2002年GDP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2017年首次突破80万亿人民币大关，是日本的近三倍。“暖风吹得游人醉”，不少舆论因此飘飘然，认为中国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产业技术跻身世界一流，事实真的如此吗？

总有一些清醒的人。不久前，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讲了大实话：“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但是质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哪个是你原创的？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有多少？别人一断货就休克，好意思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了吗？”

按照工信部部长苗圩的判断，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所处位置仍然处在“第三梯队”。位居“第一梯队”的是美国，“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则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盟、日本等；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道，依然处在第三梯队、长期赶超的阶段；“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7月14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中提到，我国科技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习主席一再指出：“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永远会陷入被“卡脖子”的危险。特别是在中国众多的合资企业中，大多数技术活动都严重依赖外方的研发资源，中方几乎没有参与空间。雷诺-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此前曾宣称：中国汽车厂商在与外国汽车制造商合作时贡献几乎为零，他的意见具有相当普遍性。在戈恩们看来，外国汽车厂商提供产品以及专门技术，是为了给合资工厂“添加价值”。而与之相比，中国合作伙伴除了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和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戈恩的这席话发表在15年前，这些年来中方在合资企业的责任、义务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从根本上来看，戈恩的话仍然具有警醒意义。

6月28日，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2018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其中涉及商业银行、船舶与飞机制造、电网等多个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而关于汽车股比开放的决策来得更早一些，4月17日，发改委发文公告：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很显然，这一轮改革的力度与意义，甚至可以与17年前入世时相提并论。而二次开放之所以大开国门，与当下的国际压力有关。还是在年初时，不少专家还乐观估计中美贸易纷争，认为中国有谈判的本钱。现在来看，多数人低估了史诗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也低估了中美实力的巨大差距。

虽然外事部门还在控诉美国霸凌蛮横，争议美国脱离世界单干的合理性，但这些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从2018年开始，全球通行的贸易准则与运行逻辑发生了改变，中国“入世”近20年里，它依赖出口所打开的上升通道就此关闭。所幸的是，在顶层设计上中国仍义无反顾地“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这一方面是源于国内产业发展日益成熟，中国有了一定的底气与实力同台竞争；更重要的是，惟有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才能够保持国内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成本竞争力，通过引进外来竞争，用“鲶鱼效应”来激发本土产业活力。

历史大潮浩浩荡荡，总会在一些特定时刻予人力量、重塑未来。2018年正是这样一个新旧交替、阵痛不断的节点。让我们在这场被迫迎战的危机中，认清差距、找准对策；在决定国运的历史关头，重拾“入世”的决断和勇气，不破不立，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