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汽车消费政策之七：最漫长的改革 | 贾新光汽车评论

2008年，《经济观察报》刊登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的一篇文章中说：“就一个具体事项的改革来说，这也许是最漫长的改革之一。”2008年的时候，公务车改革已经被称为最漫长的改革，实际上这项改革还要持续将近十年的时间。

有人认为公务车改革是从1994年开始的，也有人认为开始的时间稍晚一些，但是怎么说也超过了20年。

2008年，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耶鲁法律与政策改革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在《新闻1+1》节目接受柴静采访。

     王锡锌：我们一年这种“三公”加起来，费用可能接近9000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柴静：您再重复一遍这个数字。

　　王锡锌：9000亿。

　　柴静：9000亿？这是什么概念？

　　王锡锌：9000亿的概念可能相当于我们财政支出的接近百分之三十。

　　柴静：您是说我们国家的行政开支，行政管理费这个部分，仅仅这个部分，要占了这么大的比例吗？

　　王锡锌：这还不仅仅，这不是行政管理费，这仅仅是公务招待、公车费用，以及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公务考察费用。

　　柴静：您说的这个数字会让很多人吓一跳，但是我记得我印象中，曾经看过，财政部公布过这个数字，说是2004年，如果说是公费的这个出国，那么应该是29个亿。也就是说，它加起来的话，无论如何不会这么大呀。

　　王锡锌：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比如说也许财政部统计的是中央财政的这样一个支出。

人民网2006年4月19日发表记者徐辉、李丹的报道《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说法不实》，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有关科目数据，可以对公车消费、出国费用等进行初步估算：2004年末全国共有各种公车180万辆，全年公车消费大约为1000亿元（包括交通费、交通工具购置费、司机工资），其中，中央106亿元，地方894亿元；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公款伙食费如果按“招待费”的40%（其他部分为住宿费、外宾接待费等）、“会议费”的10%（其他部分为房租费、文件印刷费、场地租用费等）和“培训费”的10%（其他部分为场地租用费、教材费、课酬费、住宿费等）估算，大约为172亿元，其中中央19亿元，地方153亿元；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出国费用约为29亿元（其中出国用汇19亿元），其中中央11亿元，地方18亿元。以上三类开支合计1201亿元（其中中央136亿元，地方1065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4.5%、财政支出的4.2%。该负责人同时表示，上述数据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决算报表所列数据统计的（未包括转嫁到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开支），实际生活中估计会略高于这一数字，但远远没有达到9000亿元的水平。

有媒体引述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达1500亿元～2000亿元，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中央党校所属的《学习时报》曾报道说，2004年的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公务车400万辆，公务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

2010年12月29日我国发布首份《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中纪委和国家审计署联合调查发现，到2007年11月底，全国共有522万辆公务车，其中有200万辆属于政府部门，其余属于政府下属的各种组织。

滥用公车的现象正在失控，因为公车已经日益成为一些当官者的特权。如今，就连一些镇政府的官员也有公务车，但是按照国家规定，他们根本没资格享受这种待遇。

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从2007年10月底开始，投入近500人，采取统一性暂封交通牌照登记等措施，至11月30日结束，查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国有部门，共拥有各种交通机动车辆522.1755万辆，其中进口车辆83.422万辆；正在办理申请更换新车41.3717万辆，申请增购新车28.235万辆。

该报告指，党政部门超标280%；政法系统超标170%；国家机关超标150%；国有部门超标360%。

该报告指，一辆官车一年的开支（包括保险、牌照费、汽油、维修等，不包括司机工资支出）6万元至10万元，全国总计要用掉4000亿元以上，都列入行政开支。加上500万司机每年2-3万元开支，实际数字可能达到6000亿。

据档案资料：1981年全国的公务车有3.83万辆，其中北京公务车仅2425辆，中央部委办公务车350辆（中央、国务院用车120辆）。

1987年，全国公务车23.7万辆。

1997年，全国公务车120万辆。

2002年，全国公务车300余万辆。

据《中国政府采购》杂志记载：2001年政府采购小汽车40322辆，耗资70亿元，2002年政府采购小汽车60204辆，用资金105.7亿元，2004年政府采购小汽车总规模为155.7亿元，以此推断，我国每年政府采购小汽车数量保守数字应占总采购规模的10%以上。

经济日报社《政府采购周刊》的报道，“2003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是1659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金额为350亿元，占21.1%；2004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20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金额达到500亿元，占总政府采购额的25%。”

《华夏时报》报道：2004年全国政府公务用车采购金额为500亿元，占到政府采购总金额的1/4；2005年增加到600亿元；2006年政府用于公务车采购的财政支出更高达700亿元。另据统计，公务车市场占据汽车市场份额高达10%~15%。

按照全国存量公车约550万辆计算，现在每年公车消费约4500亿。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在官方网站公开的2011年度部门决算，201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6087.86万元，全年支出决算5831.9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380.24万元，占7%；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4693.88万元，占8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757.83万元，占13%。

《北京晚报》2012年8月23日报道，北京市政府部门集体“晒三公”。截止到今天上午，已经有55个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公布了2011年度的“三公”经费决算和各自的行政经费支出。

在北京市政府的报告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共6.11亿元，占到当年“三公”总数的七成。市水务局1467.84万元的公车维护费用是出国（境）费用的16倍多，是公务接待费用的8倍；相似的比例也体现在市质监局的 “三公”经费中。

此外，许多部门的经费说明中都提到，该部门有多辆超期使用的车辆存在，因此造成了运行维护费用的增加。由此可见，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公车”将牢牢占据着“三公”经费的最大部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和他的团队对31个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状况进行了连续三年的跟踪调查，就发现公车数量是最忌讳的信息之一。

2011年北京提出治理交通拥堵措施，措施之一是限制私家车数量。

针对首先限制公务车数量的舆论，2011年3月31日，北京市财政局网站公布：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其中，市级公务车20288辆。而2010年4月份，北京市相关部门通报北京市公务用车总量更为“谨慎”：4.9万辆。

一位网民写道：“看到这个数字，相信每一个期待公布公车数量的公民都会一阵眩晕！不会吧？这么少的公车数量，还用得着向市民公布吗？”

《南方日报》记者说：在北京挖空心思治堵的当口，这一信息耐人寻味。

2010年11月3日，央视披露北京公务车已达70万辆，占全市机动车总量的15%。两者公布的公车数量相差悬殊太大。有记者采访了多个部门，但相关部门均表示“不便”或“无法单方披露”，并透露“这个问题很敏感”。

同样，坊间盛传广州公车“保守”估计20万辆，有关部门对此也一直未正式回应或澄清。广州纪委说，“总数算起来也只有约3万辆”，公车有20万辆是“误传”，是“老百姓误解了”。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所所长赵杰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治理交通拥堵不能全拿私车开刀。我认为，不解决公车问题，北京交通拥堵可能永远难以突破。”

赵杰说，公车在一天之内的出行里程数和次数，是普通私车的3倍左右。这意味着，一辆公车在占用道路等公共交通资源方面，顶得上3辆私车。

70万辆里面，没有包括中央、国务院机关和所属机构用车，也不包括部队用车。

《南方日报》的文章说：“在绝大多数国家，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范围。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近一两年德国、法国都曾出现政府部长因公车私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辞职的事情。我国香港特区前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生活还远不富裕、人均GDP排在世界百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官员的公车消费水平却居世界前列，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权泛滥。与国外相比，尽管我国国内的许多地方都有所谓的条例、规章、措施等等，却没有一套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对于公车私用者，也往往采取‘民不告、官不究’的消极处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公车私用行为的泛滥。”

后蜀广政四年（941年），鉴于前蜀奢靡荒政、最终导致覆国的教训，亲撰《颁令箴》：“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这些话说的非常好，但是孟昶本人在位后期不思国政、奢侈无度、政治腐败，最终还是成为亡国之君。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赵匡义从《颁令箴》中摘取16字官箴《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颁示州县，并敕令刻石，立于衙署堂前。到了南宋高宗时，又再次命令诗人黄庭坚书写这个《戒石铭》，颁于各府州县刻石立于大堂前。

明太祖朱元璋进一步明令将《戒石铭》石碑立于各级衙门大堂院落的中央，让长官在坐堂审案时抬头就会看见这块戒石，以提醒其秉公办事，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清人后因出入不便，改为牌坊，称为"戒石坊"，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戒石铭》经历了宋、元、明、清四朝，长达七八百年，成为一则著名的官场箴规，影响深远。

南宋吕本中的《官箴》。《官箴》开篇就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清代史学家赵翼《陔于丛考》记载：“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说明“清、慎、勤”业已成为清朝通用的“官箴”。梁启超《新民说》中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有的经济发达的地市要100万元以上。许多基层干部反映，这只是职务消费的基本数额，这一级的副职一般至少配三辆车：轿车、越野车、商务车，加上公车私用等，仅领导用车的浪费就非常惊人。

职务消费面广线长，潜在的腐败机会“巨大”。不少群众反映，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名目繁多：手机及话费、差旅费、公车及燃油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等，数额越来越大，超标换车，违规买房，一餐吃几万元都不在话下。有的干部私人请客或家人聚会，都会拿发票到单位报销。

更有甚者，一人当官，全家享受。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告诉记者，一些领导干部看病存在“一人公费、多人享受”的现象，公费医疗成为致富门路。省直厅局有一位退休的厅级干部，每天都提着药兜到医院开药，过了马路就卖给药店，并根据药店的需要到医院开不同的药，随行就市，借机牟利，退休十几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但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愿管。

1998年2月16日，大庆市开始车改。范围是：市直机关(含有机关职能的事业单位)的处级以下(含处级)干部，包括科级和一般干部。

这是全国第一次车改浪潮的潮头。

车改前，大庆市财政负担的车辆有1350辆，车与司机费用合计每年近5000万元，加上购新车费用和大修费用，年度公车费用支出在8500万元以上。市委、市政府领导认为，费用太大，实在负担不了，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下决心搞车改。

首批车改59个处级单位，涉及车辆402辆。车改后，留车106辆，卖车220辆，交办70辆。对于交车的车改单位官员，大庆给予交通补助政策。

2005年大庆市发改委提供的数据，车改前，市直机关有公务车402辆，包括216名司机，每年费用约1627万元。车改后，每年费用887万元，直接节支740万元。上交的70台车和对外出售的226台车，变现收益1142万元，当年不再购置新车节约3300万元，财政不再安排大修费节支约200万元，以上几项合计，车改当年共节约资金5380多万元。

作为最早车改的城市之一，大庆车改引来各方关注，轰动全国。

但是大庆车改存在双轨制问题：市区改了县里没改；市直机关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一个部门内部，一部分人改了，一部分人没改。

大庆市委宣传部属于半车改单位，原有车10辆，车改后留下2辆。得到车补的处级干部，拿出一半补贴，用于养这两辆车。部里有部长、常务副部长、4个副部长，2个调研员和1个文明办主任，副处以上干部7人，两台车根本不够用。常务副部长陈国彬称“一用车，就打仗。当时办公室管车的主任，没少挨骂。”遇到几个副部长都有事，都觉得自己分管的工作重要，车就安排不过来。无奈之下，宣传部常征用几个科长的私车办公，而费用有时还不好报销。

根据1998年的政策，大庆参加车改的正处级官员正处级每年补助18000元，副处级14400元，正科级2880元，副科级2160元，一般干部每年1200元。处级干部的车补是科级干部的10倍！“一个月120元，只够坐公汽，但不可能办什么公务都坐公汽”。“去一趟让湖区，二三十公里，打个出租车每公里一块六。你算算，来回一趟得多少钱。我们打得起车吗？”

陈国彬介绍，他刚到宣传部工作时，从家里坐公汽到单位需要两个半小时。

大庆市委一名官员认为：“车补太高了是个问题，太低了大家又不满意，大庆的车改就成了现在这个尴尬局面。”

大庆市有副秘书长以上官员46人，配车46辆，分别为7辆丰田4700、20辆丰田4500、17辆奥迪A6、1辆奥迪A5、1辆帕萨特。“每个新领导来，都不愿意坐旧车，都得买新车，而且都得是好车。”

另一个让车改办尴尬的是，部分车改部门在车改后，又以车不够用为由，购买了新车。

大庆车改办副主任于春学认为：“车的问题，是加强管理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你车为啥消费这么多，你为啥不按国家配车标准啊？谁批准你花100多万买丰田4700啊，谁批准你花50多万买奥迪A6啊？”

2008年4月，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也正式启动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和领导干部，都在改革范围之内。

据报道，在弓长岭区车改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6.5万元/年，区人大、政协副职4.5万元/年，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领导、区长助理4万元/年。正科级分为四类：2.6万元/年—1万元/年不等；副科级分两类：6000元/年，5000元/年。机关里普通公务员的差旅费补贴标准，从原来每年每人1100元提高到1600元。

然而，弓长岭的公车货币化改革仅仅实施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因“群众对高额车补反应强烈”而被叫停。

湖北省老河口市，除了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公检法机关仍保留公车外，全市取消了200多辆公车。2003年基本完成改革难度最大的公车拍卖，一度被认为是“一步到位的车改”。当地一位干部说，对于车改，往往班子里主要负责人抵触情绪大，其他班子成员反而拥护的比较多。职务消费货币化对部门主要负责人形成了最直接的冲击，他们往往以种种借口敷衍应付，或消极加以抵制。另外，实行货币化到人，部分负责同志容易产生“大权旁落”的感觉，怕失去了职务消费的审批杠杆，“管不住班子成员”。

“两三年过后又是满街的公车，车改以回潮告终”。

2009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市政府出台《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1+6方案》，方案提出，3年分3批完成车改，首批确定21家市直机关试点。方案核心内容是：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实行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9档，最高2600元，最低300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用车。但杭州车改启动以来，关于运行、补贴等的争议也一直不断，一直是在强力中推进，一直有批评的声音，既有享受车改补贴人员的不满，也有公众的质疑。

为何公车改革这么难？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回答是：制订车改方案的人，都是坐公车的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表示，“让有权享用公车的人来制定改革方案，很难自己割自己的肉，只会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这样制定出的方案很难达到让老百姓满意的程度。公车也是公款消费，如果仅让有权享有公车的人来主导改革，很难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即使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了公车私用的现象，也是很难处理的，因为监督的人处于权力的弱势， 而坐公车的人一般比较强势。治不住公车实际上就是治不住权力。如果不通过建立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实现权力平衡、推动信息的公开，技术再先进也没有用。”

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曹思源分析了中国财政支出结构，认为暴露出两个问题：

1、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

他列举了一些国家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国（2000年）25.7%

曹思源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2010年3月，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交《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中指出，我国公车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地方公车消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6%～12%之间。二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三是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四是公车使用效率低，浪费惊人。五是存在虚报维修费用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还包括公车过多加重交通拥堵等。

提案总结了目前各地车改试点模式，大致为三类：一为公车货币化，二为公车集中管理，三为两者模式的结合。公车货币化模式以广东珠三角、辽阳弓长岭区为代表，曾长期被认为是公车改革的方向。其措施是公车全部收回向社会公开拍卖，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即取消公务用车，交通费货币化发放，超支不补，节余归己，其优点是公务用车实现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改革彻底，一步到位。公车集中管理则以昆明为代表，其措施是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全部停用，或上缴至各区组建的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或拍卖收回部分财政经费。而将公车集中起来，成立公务用车服务中心，谁用车，谁出钱。其好处是可以避免公车私用，减少经费开支。第三类模式则以杭州为代表，取消单位的公务车，所有公务用车集中至杭州市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单位公务用车可向中心提前预约租用，同时按级别给公务员发放车贴。不同的是，杭州车改没有采取“货币化”现金补贴的模式，而是将车贴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

提案建议：一是控制公车总量和配备，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只保留公务用车。保留公务用车的数量，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常住人口核定，由人大批准控制。二是学习国外经验，电子监控所有公务用车，监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领导，直接向上级负责，网上公开查询记录。三是大规模用车社会化。由政府向租车公司公开招标或租用，对驾驶员的安排可参照国有企业人员分流办法进行。公务车的保养也向社会公开招标，结算由财务和维修点进行，司机个人不介入。四是对不配备专车的公务员按照一定标准实行适当交通补贴，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私车公用。

2010年6月，国家发改委对民革中央的提案给予了答复，认为该提案对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表示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

2004年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张国清率领的“公车改革”课题组，对已进行车改的杭州市三墩镇、义乌市及尚未开展车改的东阳、象山的公务员进行调研后发现，从行政效率的角度看，这些地方的车改正好适得其反。基层公务员要的是体面，上层公务员要的是身份，工作中使用公车，公务员得到了身份认同。如果公车完全取消，他们会觉得和在企业打工没有区别，影响了工作积极性。浙江省纪委秘书长唐一军也说，他们在调研中确实已经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国现在的公车使用并非无规可循，如果严格执行中央规定，则意味着大部分地级市的市委书记与市长也将失去专车，而仅仅拥有工作用车，这于权力优越而言显然有些难以想象。被称为“一个人的车改”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在两会中他到处和代表委员交流对车改的意见，但结果是绝大部分人反对，理由很简单：让习惯了专车的人失去专车，他们觉得不方便，面子上也不好看。”在很多人眼里，“超标准”配车，有社交的需要。公车不仅仅只是职务消费，而且还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但不核算成本的职务消费是不经济的，国家财政必须要面对公平和效率兼顾的问题。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改革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最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旧体制中有着这样那样的既得利益的人而言。”

在中国封建礼制中，车占有重要的地位，车不幸成为统治阶级的专用交通工具。《隋书·礼仪志》曰：“舆辇之别，盖先王所以列等威也。”由于车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坐什么车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违反。士以上的人出行是不能离开车的。商人虽然有钱，但是在政治上没地位，不能乘马车，只许乘牛车，所以牛车是卑贱的，大小贵族死后，殉葬品中缺不了马车，有的还专门有车马坑，现代发掘中没发现陪葬牛车的。但是晋代以后牛车又变得尊贵了，这是因为牛车宽大，在车内可以任意坐卧，比较舒适。牛车一到了贵族手中，就又有了等级之分。一般老百姓只能“驾驶”鸡公车。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写过一篇《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研究论文，影响很大。杨奎松在介绍记者采访时说：我早年生活在北京的大院里，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到特供商店去买“特殊供应商品”，甚至还会影响到学生之间的交流也会发生问题，父辈级别相差太大就会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况。

杨奎松认为：改变严重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平等社会，是共产党人发动革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更是其所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规定和要求的。因此，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共长期注意坚持在内部实行尽可能平等的分配体制。战争期间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的形成，固与当时的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当革命取得胜利、中共成为执政党以后，共产党人并未能把这种相对而言可以体现其平等理念的分配制度坚持下去，而逐渐转向了以森严的等级制为标志的职务等级工资分配制度。

杨奎松表示：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有过重大变化，即从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制，改成了等级森严、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这种改变与中共传统有所背离，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有关主张。毛泽东自始即不满意这样一种带有很强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制度，也曾再三试图有所修正，结果却和他未能阻止这一制度的形成一样，即使经过"文革"，也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当年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大体平均，但这并不等于不存在等级和特权制度。

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务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上海市1956年工资改革时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四级可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级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六级可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可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而行政10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还可以继续享受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即“特供”）。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条例》共分12章、65条，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条例》指出，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姜兆尹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条例》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击中了长期以来公务用车管理机制和利益格局的要害，是推进公车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各地治理公车腐败收效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一般公务用车数量持续膨胀，其使用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公车利益群体’，超标购置、配备公车和公车私用等违规行为尾大不掉，而且随着一般公务用车数量不断扩大，违规购置、配备、使用公车的行为日渐泛滥，对违规行为的监管成本也不断提高，难度不断加大，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形成‘公车数量越多—违规行为越普遍—治理难度越大—公车数量越多’的恶性循环。”

“《条例》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这是一项釜底抽薪式的重大改革——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等于取消了公车违规购置、配备、使用等公车腐败行为的载体，也取消了监管公车的成本和惩治公车腐败的难度。而且从表述看，‘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是一个明确的全称判断，没有留下‘逐步取消’、‘原则上都要取消’之类的回旋余地，……无条件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将是我国公车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果。”

2014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用车一直实行实物供给制度，对保障公务出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传统公务用车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车辆配备范围过大、运行管理成本偏高、公车私用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对此反映强烈。……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举措，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顺应民意、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迫切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改革步伐。

改革公务用车实物供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并适度补贴交通费用，从严配备定向化保障的公务用车。

力争在2014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2至3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通过改革，切实实现公务出行便捷合理、交通费用节约可控、车辆管理规范透明、监管问责科学有效，基本形成符合国情的新型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后，行政区域（城区或规定区域）内普通公务出行方式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要与差旅费保障范围搞好衔接，对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要做好远距离公务出行的差旅费保障。

规范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职务待遇和业务消费，对原符合车辆配备条件的岗位和人员，逐步按规定纳入改革，改革后不得再配备车辆；对保留的必要的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经营用车和事业单位业务用车实行集中管理；取消与经营和业务保障无关的车辆。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要与年薪制、岗位津贴及国家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等统筹考虑、相互衔接。

各级党政机关要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公务出行成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能力、辖区面积、自然地理环境、公务出行次数和距离、行政级别和实际承担的工作职责等因素，按照节约成本、保证公务、便于操作、简化档次的要求，确定本地区公务交通补贴标准。

加强公务用车监督检查，把公务用车配备和运行维护费用、交通补贴发放、车辆处置情况等纳入日常和专项审计监督及政务公开范围。党政机关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相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用途使用或固定给个人使用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不得以公务交通补贴名义变相发放福利。公务人员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乘坐公务用车。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检查，及时受理群众举报，依法依纪严肃查处违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和公务用车管理的行为，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根据指导意见，有关部门制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规定：

1、参改范围

    机构：中央纪委机关和中央各部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全国政协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参公事业单位。

    人员：在编在岗的司局级及以下工作人员。

    车辆范围：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合规定的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辆及其他车辆。

    执法执勤部门统一参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按规定保留的执法执勤用车要严格配备在一线执法执勤岗位，执法执勤部门的其他一般公务用车一律纳入改革范围。

  2、改革方式

    对参改的司局级及以下工作人员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自行选择公务出行方式，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城区）内公务出行不再报销公务交通费用。公务交通补贴标准。具体为：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

    公务交通补贴属于改革性补贴，列入财政预算，在交通费中列支、按月发放，用于保障公务人员普通公务出行。适时适度调整公务交通补贴标准。

3、保障措施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根据编制总量和工作性质可保留5辆以内的机要通信、应急公务用车，由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实行编制管理。执法执勤用车配备应当严格限制在一线执法执勤岗位，机关内部管理和后勤岗位以及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一律不得配备。

    各单位要加强财务管理，按照在编在岗公务员数量和职级核定补贴数额，严格公务交通补贴发放，不得擅自扩大补贴人员范围、提高补贴标准。

    加强公务用车纪律检查和审计。切实保障公务出行。北京市要采取切实措施，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完善出租车市场化运营管理方式，增加社会化交通供给。及时解决公务出行遇到的问题，保障中央和国家机关普通公务出行。

2017年12月，国管局发布《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公务用车，是指党政机关配备的用于定向保障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包括机要通信用车、应急保障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机要通信用车、应急保障用车和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编制由公务用车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编制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并送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备案。

党政机关配备公务用车应当严格执行以下标准：

  机要通信用车配备价格12万元以内、排气量1.6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

    应急保障用车和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配备价格18万元以内、排气量1.8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确因情况特殊，可以适当配备价格25万元以内、排气量3.0升（含）以下的其他小型客车、中型客车或者价格45万元以内的大型客车。

    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价格12万元以内、排气量1.6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因工作需要可以配备价格18万元以内、排气量1.8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确因情况特殊，可以适当配备价格25万元以内、排气量3.0升（含）以下的其他小型客车、中型客车或者价格45万元以内的大型客车。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配备标准由有关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保障工作需要、厉行节约的原则确定。

    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轿车的，价格不得超过18万元。

    中办、国办2011年1月6日印发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对于中国的公务车改革来说，这是一个句号，几十年才画上的句号。

但是，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