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限购政策频繁调整，缓解拥堵和促进消费究竟为哪般？
“降价”、“车牌”这两个词，在中国汽车消费市场中算得上是最能刷“流量”的了。尤其在2023年中，“价格战”被汽车企业演绎的淋漓尽致，车牌调整政策也点燃了各个城市的市场热情。
进入12月份后，中国汽车市场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此时各地政府相继发布扩大汽车消费政策，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和深圳发布的《深圳市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从相关政策来看，上海对个人用户和单位用户购买新能源汽车继续给予免费专用牌照额度支持，基本延续上一轮的政策安排。但与很多人的预期不同，上海市同时调整了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额度申请要求，要求个人名下“既无新能源车，也无燃油车”。
按照上述条件来看，上海免费绿牌政策明年将收紧，部分消费者在2024年或无法申领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该政策直接导致当前不少汽车品牌的销售门店都张贴出上海绿牌政策结束倒计时的标牌，让很多处在犹豫期的选车人愈加紧张。
对于上海市的新能源购车政策调整变化，相关市场专家表示，该部分受限用户很可能成为12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重要助推力量。
事实上，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消费市场中，限行、限牌、限购等政策变化都会在一定时间内影响汽车的终端销量，由此这些政策也成为了很多城市促进汽车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相比之下，深圳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就是如此，其将适当放宽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申请对象范围和条件，并新增专项增量指标，以此提高摇号中签率。
不论是上海新能源汽车政策的收缩，还是深圳汽车摇号的放松，从本质上来看，它们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两个：缓解交通拥堵和推动汽车消费市场。
从收紧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层面来说，起初因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较小，没有限号的必要性。但随着新能源汽车规模的扩增，个人购买率大幅提升，在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40%的部分城市中，新能源汽车已经在加重交通压力。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政策的收紧，这也是上海绿牌收紧的根本。
交通拥堵一直以来都被当作限制上海、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汽车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从2010年12月23日，北京发布了中国首个汽车限购令，标志着汽车数量调控政策的实施。截至2023年1月，全国已有8个城市或省份实行了汽车限购和限牌政策。
自从首个汽车政策推出至今，现有的汽车限购政策已经实施了十多年的时间，其初衷是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同时为环保出力。但从现在看来，其在缓解拥堵方面的效果甚微。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北京等城市的交通治理可能应该更多的是疏导，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刀切限制。
现在各种政策对汽车消费进行限制，首先压制了很多消费者的购车需求。据了解，目前号牌指标是影响北京汽车消费最大的导向性因素。在过去每次限购解除产生的汽车消费中，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都会释放至少300万辆以上的销量。对此，全国汽车消费者协会相关专家指出，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汽车消费完全不同于其他省市，受限于指标问题，北京车市更大程度上是随着指标的多少而波动的，指标多，市场就热，指标少，市场就相对的冷一下。
当前中大型城市的汽车消费市场需要提振，又存在治理交通拥堵的问题，此时，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城市管理水平的一项重大挑战。但必须认识到，现在在这条路能够走多远，走多长，还需要更加科学的论证思路，仅仅靠“一刀切”肯定是不够的，地方政府更应该在交通基础设施和管理上多下功夫。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针对北京等类似限制小客车上牌的城市，政府想要激发市场活力，放开城市汽车限购才是当务之急。
有专家提出，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小客车管制政策应采取多种措施，包括提升公共交通设施的质量和数量，增加公共交通车辆的频率，以及扩建地下停车场等。此外，可以借鉴国际大都市如伦敦、东京和新加坡的做法，例如设置更多的单行道、增加天桥数量等，以实现行人和车辆的有效分离。
城市道路拥堵是一项长久问题，并非单靠某项政策就能解决的。基于这个出发点，深圳开始在牌照方面进行松绑，但没有一下子的放开，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向汽车消费端的一种倾斜，同时更是对于当下经济状况和市场形势的一种调整。在今年年初时，浙江方面同样鼓励杭州市进一步放宽汽车摇号、限行政策，以进一步扩大消费促进高质量发展。
随着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陆续在相关政策上进行不断调整，寻求在市场消费和缓解拥堵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北京等其他城市的压力开始增大。有消息人士表示，接下来北京小客车指标配置也会有根本性的调整，具体内容还未公布。
治堵还需良策，显然汽车限购措施在这方面现在是无功的。对比之下，当前市场经济的持续疲软才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汽车作为大宗消费品，对于拉动消费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一来，逐步调整汽车限购政策，进行使用层面的引导转变，或许可以在有效支持汽车市场的基础上，实现与道路治理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