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奔不下的速度，可能并非理想中的期望。

电动化浪潮比想象中来得更快，保有量也已经呈几何数字增长，但当汽车圈内人士和新能源汽车受众用户津津乐道于电动化为汽车市场带来的一系列变革时，上海和广州两地“新能源牌照新政”的意外推行，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就像给高速行驶的车辆亮了一下黄灯，似乎唾手可得的绿牌在坊间已经朝着变成“稀缺”指标的方向靠拢。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新政背后的原因，又是怎样的？

广州加入限制绿牌行列？

当一些广州潜在车主还在纠结要不要接受新能源汽车的时候，7月1日新政策已经开始施行。

简单来讲，广州的此次新政就是“凭证”制度，对符合要求的厂商发放《广州市新能源汽车信息管理凭证》，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凭借经销商出具的该“凭证”才能完成后续的一系列上牌登记等流程。

显然，此举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号牌数量的收紧，更多的是对新能源厂商更精细、公平的约束；同时，通过对“凭证”发放总量的状态，提前作出前瞻性的工作和安排。

相比于广州新政的温和“限流”，一直对新能源产业大力投入的上海更像是踩了一脚刹车。

早从5月份开始，坊间就已经开始流传上海对4.6m及10万以下的A0级纯电动产品停止发放号牌，此举显然是鼓励消费者购买更大更贵的新能源产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Model 3的4694mm的尺寸和超级工厂的位置，特斯拉因为推出的新政再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深层次原因究竟为何？

同是一线城市，同是新能源的大力支持者，但为何最终只有上海和广州选择对新能源汽车上“紧箍咒”，而最终推行的政策为何有如此显著的区别呢？

显然，数据最能说明答案。

从已有的数据来看，2021年1-5月份新能源整体销量为3.4万台，按照这个速度，全年销量预估将突破8万台，而这个数字在2020年还只有5.3万台。

考虑到已经收口的传统汽车号牌政策，2021年广州配置额度为12万台，这个数字还包括HEV节能车在内。

单纯从数字来看，新能源已经接近传统车辆每年的增长额度，“限流”就成为意料之中的方案。

其次，或许这也需要归咎于广州独特的湿热气候环境。新能源故障率并不算低，报废电池总数也在逐步提升，在这些压力下，基于技术评估和产品检测推行的“凭证”上牌政策，也是当下既有条件限制中能拿出的最佳方案。

而看似将用户向更高端市场引流的目的，其实并非上海新能源新政的本意。

毕竟从数据来看，在2021Q1保持火热的宏光MINI EV销量仅能占到Q1新能源总销量的2%，占据销量85.3%的荣威E/eRX5也在限制之列，特斯拉的最终赢家似乎只是凑巧而已。

背后的原因，或许是逐渐过火的汽车保有量。

截至2020年底，上海汽车总保有量为469万台，位列国内第5 ，交通压力要比位列第14的广州更为严峻，中心城地面干道高峰车速仅维持在18公里/小时左右，临近红线水平。

正是这个简单现实的原因，上海对新能源号牌的收紧要比广州温和的政策来得更为直接。

解决矛盾的方向，究竟指向哪？

洋洋洒洒地分析，最终落脚点就只有一个：“大城市通病”带来的城市拥堵和运行生态压力。

那么，最终方案究竟是什么？

其实，答案早已有定论！

新能源是出行市场的最终发展方向，这一点始终都是经得起推敲的，不管从环境还是成本上，均是如此。

在既有城市汽车容量之下想要完成新能源占比的不断提高，显而易见，传统汽车就必须要被代替和限制。

所以，从多年前开始，传统号牌在各大城市中开始被约束，每年只有固定数量的传统汽车号牌指标，同时在部分中心城区，传统燃油车辆也开始被限行，唯有悬挂绿牌的新能源车辆才能一周24小时畅通无阻。

另外，在各大高端论坛以及年会上，学者和车企们开始制定“禁燃”时间节点，市场重塑已经到来。

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进程不会一蹴而就，循序渐进才是正确方案。

在新能源汽车成为出行主流之前，充电资源、电池回收产业、储能技术等均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障碍。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低端产品和技术实力并非拔尖的车企被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排除在这场“游戏”圈外，在这些城市新能源号牌或许会有所限流，但摆在其面前的永远是绿灯。

写在最后

用当代的目光去审视的话，以电驱动为核心的新能源，只有绝对正确的答案，没有绝对正确的过程。上海和广州此次借新能源号牌的发放，更多地是对车企和电驱动产品进行不同维度的约束，向着“碳中和”的目标进发。当然，在如此过程中可能会造成部分车企和高成本车型在市场上暂时的优势，同时对预算并不太充分的消费者也不太友好。不过在内卷化潮流之下，总有一天如此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向前总是对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