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混改要加入更多非国有因素 利用新技术发展改变产权格局|寰球车评
寰球车评讯 8月13日，由寰球汽车主办的主题为“多元、纵深、目标‘思辩’国有车企变革的N+1时代”论坛在京召开。提起国有车企改革这一话题，舆论对此认知总是片面化、简单化。却没有真正读懂国有车企改革背后的“改什么、为什么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等基本问题。
目前来看，在国有车企改革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被看做是国有车企改革的唯一突破口，从2014年混改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以来，北汽集团、奇瑞汽车、上汽集团、江淮汽车、广汽集团、长安汽车等企业就陆续开始通过交换持股、管理层持股，引入行业外投资者等，吸引各种所有制的资本进入。
其实，针对国有车企变革并不简单的只有混改这一条路可走，至于到底哪条路更适合国有汽车企业改革的方式正是此次论坛讨论的焦点。寰球汽车集团邀请中国研究国企改革最权威的5位专家学者，首次围绕汽车行业解析国有车企改革的渊源与联系，向外界传递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真正初衷以及国有改革的“N+1”方式是什么。从而解决战略投资者无法长期持有国有股权与接受混改即是企业经营溃败的担忧；同时解读“混改”是否是国有汽车企业改革的唯一方式，探讨国有汽车改革该如何“因地制宜”，梳理适用于当下汽车企业改革的方式方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指出随着中国汽车行业股比开放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这两大因素促使改革更加紧迫。樊纲认为，国企改革现在尖端的问题最难的问题是要把国有车企混改的方向搞清楚。混改的方向是为了加入更多的势力，应加强而不是削弱非国有因素所起的作用；第二应该加强国有车企改革中要增加民营因素的承担风险能力。在具体的执行方面，应值得好好研究AB股的形式或者是优先股的形式；最后应利用新技术发展的机遇来改变产业产权的格局和企业产业的格局。
以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参加我们的汽车行业改革的研讨会，汽车是我们的支柱产业，中国两大支柱产业一个汽车一个房地产。我们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贸易战上欧美在规则投资上的严守，我们有的背景是我们加入WTO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加入的，那就所谓忽视市场经济，因此有一个15年过渡期的问题，15年过渡按照道理来讲我们已经成长了，我们成长起来了，我们确实是有需要开放，尽管我们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客观上说，国际组织也在思考，前WTO的秘书长总干事拉米他曾经说过，中国矛盾在哪儿，中国究竟是一个有一些富人的穷国，还是有很多穷人的富国，他说这个规则是不一样的，他那个完整的规则是适合富国的，穷国加入我们是有一些特殊的照顾，过去世界上都承认发展中的权利，发展中国家有发展的权利，发达国家应该给发展国家让出一些空间，包括气候谈判，现在特朗普上台一概不承认，那矛盾就来了，冲突就来了。现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有两个具体的改革紧迫性的事情，具体的背景两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无论汽车行业还是其他产业，我们已经承诺马上要改革，要进一步开放，这个股权限制就要取消了。这是当前我想汽车界最大的话题，这些合资公司怎么办，合资公司是混合所有制，以前是50、50，非常的平均，但是合资公司一个重要的50、50他的管理权首先是由外资来工作的，因此他是真正混改的，但是我要讲的混改方向，是为了在国资之外引进新的机制，特别是管理的机制，有的合资企业象是东方日产只占30%的股份，经营权是你的，CEO是他们担任的。那这个现在要变了，变成了外资控股，投资，特斯拉就已经在中国建厂。
第二个背景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尽管现在还在萌芽之中，但这是一个新车道。所谓的新车道，所有过去的合资企业还在老车道上，尽管大的外资汽车厂商在研发电动车，研究新技术，但这个领域现在主要是私企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这是两个我们具体要改革的背景。
另外，针对今天的话题，我谈几个个人的观点：
第一个关于国企改革，这是最艰难的话题也是最尖端的话题。1991年、1992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怎么谈国企改革的时候，我这两天因为我们40周年让我们经济学者回顾40周年的自述，我们出版社在组织这个事，我今天上午还在讲整理过去的文献，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想怎么搞改革，国企怎么改，我当时真是看不出国企改能改到什么样子，我当时就发表了一个观点，首先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通过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国企创造条件，改善市场竞争结构，改善就业机会，那时再去谈国企改革。几年后我把他理论化，搞了一个理论模型，讲这个改革动态过程，只要假定这个新的企业比旧的企业，新的制度比旧的制度增长率高，就是效率高点增长率高点，只要你假定这一条在无穷长的时间里面你都不用改国企，那个民企自然大到足够大的程度，国企不去改他他自动就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那改革他的条件就更加成熟。
但多年来，理论分析之后会发现他有逆转的可能，这个趋势还会反过来，这么多年遗憾的就是我们在有些领域国进民退还是有发展了，因此国企改革最尖端的问题是现在又有很多新的约束条件。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了十九大继续用这个词，提出了混改的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政策，混改最重要的问题是混改的方向是要在国企当中引入非国有的因素，混改混改是要把国企给他混一下，引入非国有的因素，不管这个因素是资本还是管理，当你没有资本你就没有管理。因此我说这个是一个方向，也就是说特别是在竞争性的行业里面你真的要改国企的话你要增加非国企的因素，这个才叫做混改，但是我们首先要把混改的方向搞清楚。
我们最近发现出现了很多叫逆混改的现象，比如一个国企的公司出了他原来有100亿的资产，一个非国有企业30亿资产，2个一合并搞了130资产的合股公司，混改了，这不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公司吗，然后30亿的民营企业变成了国资这个集团的下属，一并100万股是大股，这个就并到国企上了，国资做强做大了，民企就被收编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民企30亿的民企一切活动的指令就从集团来了，那这个130亿就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公司集团了。那是加入了一些民企的因素，但是这个你说他是不是符合混改的方向，混改的方向是为了加入更多的势力，国有的资产还是这么多，还扩出了一块，形成了董事会那30亿的民企也进入了董事会，但是他一并表，一并表就是你的一切规则你的报销你的出差出国各种活动都要按照国企的规则来办。所以先不说N+1，先说混改这个本身我们要搞清楚方向，我觉得像这种改革不符合十八大、十九大的方向，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加强而不是削弱非国有因素所起的作用。
第二个我们要非常明确竞争性行业确实不太适合国有企业的运作，那比较适合过去，我们过去混合所有制合资企业、民企这样的，但是想强调的一点，因为竞争所以就风险很大，风险很大会有亏损，你还不是说他怎么创新，管企业经营的问题，企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于风险由谁承担，民营企业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让他自担风险，自生自灭，国家不去管他，你去创新你去承担风险，风投给你投，投了失败了就失败了，倒闭就倒闭，一搞了国企国家一改革，就业就不能消失，民企消失那么多破产那么多也没出什么事，国企一出事赔不起，然后老给补贴“僵尸企业”，那亏一直亏然后国家还给贴，杠杆率搞的那么高。所以说先不说创新，先说这个风险由谁担的问题，创新竞争性行业因为风险大所以你不要，你让民企自我承担风险，自己去破产去，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们不要老关注他是不是创新，首先要关注怎么破产，那企业就是一堆竞争过程当中就是有一堆要破产的，那不能够活了，优胜劣汰。
然后说到竞争，在创新这个意义上也是巨大的，最近中兴事件出了以后有人说了我们可以搞高新科技，我们两弹一星我们能攻下来，两弹一星跟我们现在的车企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的，两弹一星不说他是一次性的技术模仿，关键是他军工这些国家不计成本，搞出来就是好。而民企这些东西你不能不计成本，你得竞争，你提供的东西还得好，要不断的创新，而且现在的创新不是一次性攻关，摩尔定律是18个月一代，天天都在变，你跟得上跟不上他必须企业有持续的动力，这个动力在哪儿这个动力就是知识产权的动力，能够支持企业换资本的动力。这一次中兴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以前可以不听这些事，可以不管这些事，这一次非得想这个问题吧，我们不是一次性攻关，我们要持续有新技术产生，产生像摩尔定律这样的东西，你得有活力。因此我们改革要朝个方向想，第一个怎么承担风险第二个怎么有活力，我把承担风险当做第一位的事情，先想这个事，然后想活力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确实要增加民营因素的作用，各种因素怎么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个说到N+1，待会儿我们各个专家也会提各种方式，刚才讲到股权怎么上市等等，N+1大家想想还有什么1，还要怎么再加出来，还有什么新的，我就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叫做AB股，我持股但是不一定有决策权，那还有一种过去叫做优先股，优先股也是这样，你分红的时候我先拿，但是我可以不要决策权，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挺值得思考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有资本现在很大，国有资本你再大的民企国有资本，阿里巴巴大，还有哪个大，国企几个企业联合起来把你全收编了都有可能，这个是符合十八大十九大方向吗？但是国资这么大他没有发挥作用，我们说国资国企要在国计民生重大的领域里面，基础设施什么资源在民企搞不起的地方，民企投资时间长，这种是战略性的投资。另外就是国资可以支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但是你要说都支持他发展结果都变成你控股都变成了国有企业这个不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那因此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形式，国企跟民企合资，或者是国有的投资基金对民企进行投资，但是投资我不控股，甚至我可以持大股，但是我持大股我并不参与决策，我当优先股或者是A股，那这样形成了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是让民营资本去发挥主要承担风险的职能，经营感觉的职能，就是我们去帮助他发展。
所以我说我们值得好好研究AB股的形式或者是优先股的形式，我们中国的企业到美国去上市到香港去上市，包括最近的小米，都是因为他们那有一个AB股机制，否则你的决策权就不知道哪儿去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都是技术人员，新产业都是技术人员，包括了刚才说的电动车等等这些，很多都是技术人员管理的情况下，他们又很年轻，这个时候你怎么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N+1里面也是一种形式，我别的就不面面俱到说了，但是我想说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形式来解决我们刚才说的混改，国资太大，到处都可以控股的形式。那有很多企业还是做到了第一点，我们私下说的时候，万科当年滑润持股的时候就是这个协议，就是我是第一大股东，但是我不参与管理，他分红但是不感觉，现在据说也是这样，我觉得否则一并表万科就变成国有企业了，这个就失去意义了，我说这是不是一种形式值得思考。
最后是怎么利用新技术发展的机遇来改变我们一个产业格局和企业产业的格局，这就是最近电动车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在原有的产业里去追赶很难，新的机会出现之后开辟新车道，就是我们所说的弯道超车。我个人现在在北大教书，教发展经济学的时候说中国怎么解决了“幼稚工业”的问题，我们汽车工业可不是“幼稚工业”，早30年前60年前，丰田到中国，当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丰田车，第一个想引进的也是丰田，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中国人是知道的，丰田车在中国调研的是三年中国突破50年造不出车来，中国的能力和条件50年造不出车来，然后我们靠引进靠吸收靠各种政策，合资的政策，国有化率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发展到今天，现在特朗普攻击的事情都是我们成长宝贵的经历，我们通过开放获取知识获取技能这个都是我们可圈可点宝贵的经验，发展的经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走出来了，我们走到今天了，我们通过过去这几十年培养了一批人，培养了一个产业。借助这种新机遇产生一些新的企业，新的企业有风险投资的办法把有些人给挖出来流动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发展新的模式，创造新车道创造新的赛道，那又从原来的体制当中叫做分化，我说我们需要拥抱这样新的形式。所有的产业都会裂变的，我们会有一个裂变的新机遇，这件事做的好的话，那如果我们新的车企会做好也许是下一轮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