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松绑仍一牌难求，“一块铁皮9万元”背后的买车困局

为应对车市下滑，中央及地方政府今年推出了很多项车市利好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对汽车限购政策进行了松绑。例如上海从3月份开始加大了沪牌的投放力度，每月增加4000辆的额度投放，至年底将新增非营业性客车牌照4万个，比去年新增了近四成。

根据上海国拍的数据显示，6月上海市投标拍卖额度总数18267辆；参加拍卖人数135370人，中标率13.5%，创自2014年4月以来的新高。数据上看沪牌真的容易拍了。

但是，在庞大的用车刚需群体面前，新增的这些额度依旧是杯水车薪。

在6月份的拍卖中，最低的成交价高达90600元，比5月最低成交价89600元整整抬高了1000元。平均成交价为90744元，比上个月的89818元增加了926元。

一方面政策松绑，一方面牌照的价格却创下了新高。

在采用摇号政策的北京，这块铁皮得来也不容易。纵然北京在过去两年每年新增个人指标都在10万个左右，但放在这个人口逾2000万的超级城市里，也是杯水车薪。

6月26日北京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期摇号约2987人抢一个普通车指标，上期是约2898人，新增了100多人。而两个月内，新增的申请人规模达到达5.9万。

▲北京的摇号是一个暂行了十多年的规定

所以，一边政府在放宽政策，另一边，在北上广等限购城市，老百姓想拿到这块铁皮，却比从前更难了。

群众的智慧无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汽车限牌在1994年最先开始于上海，到如今已经有20多年。当时吸取了新加坡的管理经验，通过拍卖方式控制私车牌照数量，从而控制机动车总量，以期达到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目的。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各地也相继出台限牌政策。

北京的摇号制度始于2010年，紧随其后的贵阳、广州、天津、杭州、深圳等地，融合了北上两地的经验，大多采取摇号与竞拍相结合的方式。竞拍价格越来越高，摇号排队遥遥无期。

老百姓的智慧总是无穷的，为了得到这块铁皮，能堂堂正正成为大城市里的有车一族。各种招数层出不穷。

招数一：挂外地车牌

在限行的城市，车牌更像是一种生存的资格证，代表的是一种路权。当限牌政策刚开始施行时，很多人的解决办法就是到周边城市办理个“外地车牌”。在最先限牌的北京和上海，限牌导致了大量外地车牌涌入——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外牌限行政策的日趋严厉。

例如，上海的高架每周一到周五的高峰时间，7-10时、15-20时，都限制外牌车辆行驶。而北京对外埠车辆的限行更为严格。外牌客车进入六环路(不含)以内道路和通州区全域范围道路(不含高速公路主路)行驶，必须办理进京通行证。且每辆车一年最多办理12次，每次证件有效期为7天。无证或期满的车辆不能在上述区域支路以上道路停放。

此外，有进京证的车辆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7时至9时，17时至20时，禁止在五环路主路、辅路及其以内道路行驶；工作日9时至17时，需与北京牌照车辆一样遵守尾号限行。二环主路及其他一些路段全天对外牌限行。

据说，在上海还有种车牌叫沪C，比外地车牌还要惨。在一开始进行限牌时只是内环以内7:00-23:00禁行，1999年后全天无法驶入外环以内及其他部分地区。

招数二：租牌照

在外地车牌这条路基本被堵死之后，又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租赁本地车牌。一些拥有多个本地牌照的人士，拿出一块或几块对外出租，承租牌人将自己购买的汽车，登记到牌照所有人名下，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上路了。

不过这么操作存在很多法律风险，即使很多租牌中介鼓吹合同的保障性，也无法解决合同本身法律效力的问题。《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司法实践中，车牌的租赁和买卖协议很难受到法律保护。

北京有过这么一个案例：北京一中院在对刘某名下四台车辆进行查封时，另有一位丁某，称这四台车辆实际归自己所有，自己从刘某手里租了四个牌照。租金共计三万元。自己出资购车，登记于刘某名下并以刘某名义购买了车辆保险。

虽然事实上丁某应该没有撒谎，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

在这个案件中丁某以“他是四辆车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出异议，但从法律上来说，是登记在刘某名下，人民法院对丁某的请求不予支持。承租车牌的丁某，赔了夫人又折兵，车牌两空。

此外，对车牌所有人来说，这样的租赁行为也同样有风险。车牌租赁协议里所谓的“免责声明”是得不到法律支持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出租人要承担相应责任。如果事故产生了赔偿，在无法确定驾驶者的情况下，车主还需先垫付赔偿，再依法向驾驶者要回费用。

由此可见，车牌租赁，其实是悬崖边上跳舞，对租赁双方都是高风险。

招数三：假结婚过户

由于获得牌照难度日益增加，很多有资格参与摇号或者竞拍的人想等到一个牌照也是望穿秋水。对于一些出的起高价的人，通过政策漏洞，利用假结婚进行车牌过户成为了一条路子。

不过这条路也将要被限制了。北京拟出台的新政中规定，车辆转移给配偶、子女、父母，必须满足“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与车辆登记所有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存续满一年”两个条件。同时会对婚姻和人口信息进行严格审核，打击假结婚过户。

上海的政策规定，沪牌流转只限夫妻父母子女之间，且该牌照额度自启用之日起 必须满三周年。过户的转入方需要满足沪牌拍卖资格，如下图：

假结婚过户虽然已经开始受到限制，但毕竟这条路没有完全封死。比起漫长的等待，也许还会有人铤而走险。不过这种行为蹭了法律的擦边球，承担的风险也是相当大。

招数四：买家公司再去摇号

比起其它“旁门左道”，通过购买公司股权，成为法人，获得车牌是为数不多的合法途径。不过这种方式一来价格偏高，二来在价格因素之外，也有很多风险。

如果这家公司有债务、劳动纠纷、法律诉讼、偷税漏税，购买公司成为股东或者法人后，那么你要承担相应责任。而且车辆是登记在公司名下，如果公司陷入纠纷，随时可能被法院扣押冻结。为了拿到一块车牌，冒这么大的风险，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如果非要不可，也要做好对公司背景的调查与审计，签订合同也需慎之又慎。当然，如果有能力实际去开一家公司，通过这个途径参与摇号或者拍卖，还是相比个人摇号会容易一些。

招数五：买辆新能源车

曾几何时，北京的新能源牌照供大于求。那时候只要你满足要求就可以拿到牌照。而现在，好像已经要排到几年以后了。

相比之下。上海的新能源牌照获取容易的多，当地也在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政策上支持很大。简单来说，上海的新能源牌照满足条件买车就送，一车一牌随车报废。

不过新能源牌照也有一些小麻烦。需要满足的条件中“有固定充电桩”一条，在小区安装充电桩要征求物业同意，获取物业盖章。而有一些小区物业并不愿意配合，这里可能需要费一些周折。

其它业务流程在逐步改革中已经方便了很多，根据《2020年度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相关操作流程》，上海的充电桩安装由“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且纯电动汽车在安装自用充电桩外，也可以选择挂靠在公共充电桩。

总的来说，新能源牌照是目前上海的朋友们解决车牌问题比较好的选择了。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不要在易得的时候犹豫。根据北京的经验，当初纠结新能源好不好的朋友，现在后悔也得再等几年才能拿到了。未来上海的新能源政策是否还会如此开放很难说，有机会还是趁早抓住。

最后说说

既然得不到牌照，不如改变出行方式。

共享出行就是符合这种思路的一种产物，同样的还有顺风车等业务。共享汽车提高了车辆使用率，顺风车提高了车辆的承载量，都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拥堵和消化用车需求的作用。

前段时间吉利的老总李书福提出了开放摩托车限制的建议，建议让摩托车分化一部分出行压力。不考虑交通管理难度的话，这个建议还是值得考虑，毕竟两个轮子比四个轮子节省空间。

风靡一时的共享单车有助于消化出行需求，至少在短途需求上满足了很多上班族。但它从功能上无法取代汽车。当摩托车和自行车都成为私家车的替代品，反过来也说明，我们对那块铁皮的渴求与无奈。

上文中，我们列举了在限牌政策之下，各种各样的“群众智慧”。虽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其实多数办法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镜花水月可望不可及。在目前的限购城市里，对于亟需用车的朋友，很遗憾的说，政策越收越窄，几乎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于还没限购城市的朋友，只能说，早买早享受，且买且珍惜。

显然，车市下行压力逼迫限购政策有了些许松绑，但一牌难求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限购再怎么宽松，说到底还是要限的。虽然有很多人预言未来一定会取消牌照限制，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只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入限购阵营，取消限购暂无可能。

这块铁皮，未来也会越来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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