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腾，败于洋和尚
有句古话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这似乎并不适合于拜腾。
这家造车新势力的“宕机”决定就发自老外。6月29日晚，拜腾汽车CEO戴雷在线上会议中向892名在职和离职员工宣布，拜腾中国内地业务从7月1日起暂停运营，仅保留小部分员工留岗值守。
央视的评论颇为犀利——“烧光84亿造不出量产车”。的确有些壮志未酬，4轮融资，总计84亿，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量产车型都还没有来得及驶下线。
平心而论，拜腾计划中的首款量产车M-Byte，拥有横贯中控的48英寸大屏、可旋转前排座椅的“全球先锋设计”，绝对是造车新势力中最具创意和想法的一家。
但偏偏是这样“踌躇满志”的新车，却没能量产下线。
豪华阵容的“豪华病”
回溯5年前，拜腾竖起造车大旗时，阵容绝对豪华。前宝马“i8之父”毕福康是CEO，前英菲尼迪中国总经理戴雷是总裁，此外还聚拢了一大批来自苹果、谷歌、宝马、特斯拉、英菲尼迪、福特、马自达等大公司的“牛人”。其中，要论洋面孔，堪称是新造车势力中最多的一家。
怎么多牛人？为何却壮志未酬了呢？
7月5日晚间，理想汽车CEO李想在朋友圈转发一篇名为《300人吃掉5000万零食、一盒名片上千，拜腾怎样烧掉了84亿？》的文章。
随后便有媒体曝出，拜腾太会花钱了！
据内部人士透露，李想所言非虚，2018年拜腾300余人规模的北美办公室仅零食采购费就用掉了700多万美元，相当于平均每人一年吃掉了近2万美元的零食。
拜腾在供应商遴选上坚持强调“最贵、最好”的原则。拜腾曾以近亿元的开发价将整车控制器（VCU）外包给了德国顶级供应商博世，而市面上VCU开发价约几百万元。拜腾和德勤合作的咨询项目也是八位数。
拜腾上海首个品牌店开业时，店员服装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定制服装；员工名片采用进口环保材料，一盒名片费用高达上千元。
毕福康在任期间在外就餐时，一定会点一瓶店里最好的红酒。2020年初，拜腾中国区资金紧张，戴雷仍乘坐头等舱参加美国CES展。
想想是洋BOSS的惯性使然，当年戴雷在英菲尼迪时便挥金如土，大手笔赞助《爸爸去哪儿》、《极速前进》等真人秀节目，举办的“敢爱”万人盛典把身价超高的“水果姐”也请来了。
到了自家的新造车时代，拜腾的洋BOSS们，仍然习惯于“土豪”做法。但这种做法，对于一家电动汽车初创企业，或许是埋下了危机的导火索。
人心不齐的“洋BOSS”
拜腾虽说是初创公司，但早早地患上了大企业病。
“拜腾，这家不到2000人的公司，最多时有29位VP，有的部门除VP还单独设立了SVP（高级副总裁）。”一位前拜腾员工如是说。
更有多位早期加入拜腾的员工向媒体抱怨道，“公司走到今天这一步，以戴雷为首的外籍管理层存在很大的问题。”
拜腾汽车，早期是由和谐富腾出大资金而创立的造车项目，毕福康和戴雷都属于半职业经理人。
两人公事后，因性格迥异，导致矛盾不断升级。
毕福康，性格外露，志在扩大海外势力，故而快速在美国扩张人马，掌控着拜腾汽车产品技术、研发、供应链、生产制造、资质等核心业务。
戴雷，性格柔和，起初只负责拜腾中国区市场、招聘和财务工作。后来才大权在握。
核心管理层的关系裂痕，也导致了拜腾错失发展良机。
当年，一汽集团领投拜腾B轮的条件之一是获得一张投票权，但和谐汽车坚决反对出让，后来耽误了大半年时间，直至2018年下半年，一汽集团B轮融资才敲定。
但正因为此，拜腾量产的大好时机也付诸东流了。
2019年4月，毕福康离开后，戴雷主导下的核心管理层依然是洋面孔居多，7人中有5人是外国人，另两位分别是首席事务官丁清芬和中国区销售副总裁黄睿。
据内部人士透露，由于洋高管和中方高管心不齐，各部门和上下级之间缺乏良性的沟通渠道和有效的沟通机制，造成了公司内耗极大，效率低下。
丁清芬、黄睿、中国区研发副总裁段连祥、南京工厂总经理应展望等四位中国籍管理层，虽付诸了各种努力，但终因话语权有限，难以力挽狂澜。
写在最后：
至于拜腾还有机会起死回生吗？潜在的金主，据说有宝能汽车和吉利汽车。
但鉴于拜腾当下的烂摊子情况，绯闻金主们的投资积极性或许也相当有限。
撇开拜腾不谈，再来看看蔚来、小鹏和理想，掌舵的都是清一色的中国面孔。
好吧，在中国新造车这件事上，以后别再迷恋什么——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