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创造了大国总理的两个“纪录”：2008年，时年53岁的他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理；而在今天，他又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总理——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从小学到博士，即使在“教育至上”的今天，也至少需要23年。而在李克强的少年时代，饥饿和动乱伴随着人们，读书更是不易。这位博士总理有着非同一般的好学和执着，而若干园丁的传道、授业、解惑，也给这位领导人的执政之路奠定了基础。 
    “如果不从政，他也将成为一名权威学者。”李克强的一位大学同学说。

1.幼时攻读圣贤书——不喜婉约 钟情豪放

李克强最喜欢的诗人是杜甫，尤其喜欢杜甫的《蜀相》等历史类诗歌、《登高》等沉郁之作；最喜欢的词人是苏轼、辛弃疾。“他跟我父亲学的都是大气磅礴的东西，如‘大江东去’，不是柳永那种小桥流水。”李高兰说。

上世纪60年代，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大院一间狭窄小屋里，年幼的李克强开始跟着“老先生”李诚读线装书，内容包括唐诗、宋词和古文课。

约30年后，在1997 年5月15日发表于《安徽日报》的《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回忆了当时的细节。

他笔下记录的李诚，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学大师，他的“私塾”恩师，也是他多年朝夕相对、亲如家人的邻居。

他们居住的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大院，位于合肥市中心，毗邻省委省政府。1993年因城市建设，这里被拆迁，如今变成两栋低层小楼，沿街门面成了服装、电玩和零食商店。但当时，走出李诚家的时候，李克强可以在院中看到几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数座花坛和葱郁的树木。

在这座住满十二三户人家的大院里，既有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和书画家，也有时任安徽省统战部处长的李克强之父李奉三。

1965年，李克强开始跟随邻居李诚读书。

李诚被称为“桐城派最后的人物”。他早年在皖南教私塾，著名学者舒芜、马茂元、吴孟复都是他的学生。1953年，他来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管理图书馆。李诚是老派文人，钟情学术，个性清高，平时会在家中给儿子李高兰上古文课。

13岁时的李克强。

李克强家与李诚家门对门，他在窗户上看到了这一幕。

“或许出于好奇心，他后来经常来看。父亲觉得这个小孩蛮聪明，又喜欢听，那就进来听吧。”李高兰说。

李高兰和李克强是发小，关系亲密。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幼子的李高兰被父亲从农村老家接到城里。第二天，窗台上有个虎头虎脑的小孩在探头，那就是4岁的李克强。两人很快成了玩伴，打弹珠，拍画片，看连环画和电影，几乎天天在一起。

李高兰回忆，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为人朴实， “就好像生活在下层老百姓中间”。在他印象中，李奉三的工作与工商有关。李克强的弟弟曾告诉他，李奉三没事就跑到街上，跟小摊小贩打招呼、聊天，和他们很熟悉。

家庭影响让李克强容易接近老百姓。但对李克强跟随李诚读书，李奉三似乎并不赞成。

身为“老革命”，李奉三明白，在当时的社会大气候下，“读旧书”是逆潮流而行。“但李克强喜欢这个东西，很投入。”李高兰说。反对不起效果，加上1966年5月开始，学校很快停课闹革命，无书可读，李奉三也就不再反对。

事实上，李奉三读过私塾，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李高兰认为，在内心，李奉三“知道这些书的价值”。

于是，年幼的李克强开始了一段特殊的求学时光。当时大院内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高音喇叭整天播放革命歌曲和口号。老先生李诚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带着李高兰和李克强学习。三人继承的是私塾传统，挤在李诚家惟一的一间小屋里，李诚就拿着一本竖排线装本授课。上课时间一般在下午两点或晚上8点以后，上的是唐诗、宋词和古文课。

李诚挑选课本眼光颇高。他嫌《古文观止》档次低，古文只从《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里面选。挑唐诗，他用姚鼐的《今体诗钞》；挑宋词，他用夏成焘等人的版本。古文一天细讲一两段，诗词一天讲一首，要求背诵。李克强记性好，一首诗四五分钟就能背完。

李高兰回忆，李克强最喜欢的诗人是杜甫，尤其喜欢杜甫的《蜀相》等历史类诗歌、《登高》等沉郁之作；最喜欢的词人是苏轼、辛弃疾。“他跟我父亲学的都是大气磅礴的东西，如‘大江东去’，不是柳永那种小桥流水。”李高兰说。

2.“此子必当大任”——厚道正直，不讲假话

“李克强说话看人，气息相投话就很多，否则就不讲话。他厚道、恋旧、正直，不讲假话，身上没有歪门邪道。”李高兰说。李克强的姐姐曾告诉他，在未升国家领导前，每年春节李克强回合肥过年，口袋里都装满钢镚，看见街上要饭的乞丐，就上去一人发几个。

李诚很喜欢李克强，师生感情深厚。在生活上，李诚对李克强影响很深。老先生不修边幅，吃饭草草将就，而且对于谈吃穿者嗤之以鼻。李克强也是如此，从不讲究吃穿。

多年后，看到李克强视察时吃方便面的报道，李高兰毫不惊讶。“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按照他的本性，也不会穿得那么整齐。他是志不在此的人。”

在为人方面，李克强也跟李诚很像。“李克强说话看人，气息相投话就很多，否则就不讲话。他厚道、恋旧、正直，不讲假话，身上没有歪门邪道。”李高兰说。李克强的姐姐曾告诉他，在未升国家领导前，每年春节李克强回合肥过年，口袋里都装满钢镚，看见街上要饭的乞丐，就上去一人发几个。

“此子日后必当大任。”对于学生，李诚如是评价。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史研究馆大院中的住户也无法避免地受到冲击。1966年，红卫兵将李诚在老家的毕生藏书付之一炬。得知消息后，李诚如刀剜心，痛哭流涕。11岁的李克强得知此事，非常难过，专门去安慰老师。

文革中，李克强的家人也受到冲击。然而李克强的“私塾学习”却未中断，直至1969年。

李高兰称，1970年代初，社会秩序开始缓慢恢复，停课的学校也开始招生。两年未进学校的李克强开始读初中。他入读的合肥八中是全市当时少数未因文革被迫迁移到农村的中学之一。

李克强的初中班主任、现年88岁的吴天华回忆，当时初中为两年制，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课程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音乐。“李克强聪明得很，不大用心，但每科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特别是理科。”

她说，课余时间，李克强喜欢打球，尤其是乒乓球和篮球。

吴天华上的课名为“农业常识”（高中改称“生物”）。讲授课本知识之外，农忙时节，她会带学生下乡，在农民家住几天，学插秧、挖地、收庄稼。

“城里的小孩到乡下，什么都不会。李克强什么都学，很快就学会了。”吴天华说。“农业常识”的书面考试，李克强得分很高。

1973年5月1日，合肥八中高二（六）班于南京中山陵留念(后排右二为李克强)。

李克强很尊敬老师。在当时的合肥八中，“文革”的阴影仍然存在。有问题的老师胸前都挂着一块白牌子，不能上课，只能去扫厕所、扫地。有的学生会对他们肆意打骂，丢小石块。而李克强从不这样做，他还告诉李高兰，对这些行为自己很看不惯。

两年后，李克强升至合肥八中高中部。吴天华在高中任五班班主任，李克强在六班。每次在校园中遇见，李克强都很有礼貌地对吴天华打招呼，态度诚恳。

1974年春季，李克强高中毕业，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离开时，李诚很伤感。

“与父母告别后，踏出院门，发现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点头道别，以示送行。”李克强后来在怀念李诚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李克强带了很多书下乡，李高兰称，其中主要是古书。在农村，他四五点早起起床读书，直到天亮再出工。逢年过节回家，李克强一回来就往李诚家跑，一为看望，二为询问书本内容。此时他的穿着已经如同农民，挽起的裤腿常一个长一个短。

晚年，李诚罹患膀胱瘤。李克强每次探望都神情伤感。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前夕，李克强在家复习，每天看书到凌晨两三点。李诚告诉儿子：“克强太苦了，他一定能考上。”

1977年7月，李克强在凤阳结束高考，回到合肥。在大院里碰到李高兰，他高兴地告之：“我明天就到医院看你爸。”

“父亲昨天刚走。”李高兰说。他回忆，李克强的表情瞬间凝固，久久未能说出一句话。

2002年前后，李高兰在合肥见到了李克强。李克强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体和家庭情况，问他有没有困难。李高兰说，一切都好。2012年，李克强通过姐姐，跟李高兰要了几张翻拍的儿时照片。

多年来，很多人想通过李高兰联系李克强，李高兰一概回绝。“为了避嫌，尽量不惊动他。”有人直接说想找李克强做生意，李高兰明确拒绝：他最讨厌这些。

在他看来，李克强骨子里一直是一个正派的读书人。

3.北大法学熏陶——参与思想解放大讨论

李克强自制过一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理解了的英语单词翻过去，否则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他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等公共汽车时也背，英语水平很快就上去了。

李克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他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不过，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此前，一位毕业于北大的学者去信劝说李克强，要他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将北大作为惟一选择。但李克强没有听从。

“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

“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

李克强的同学、著名律师陶景洲曾告诉记者，当时，国家录取的原则是不看志愿，根据高考成绩、个人情况择优录取，而北大法律系是“保密专业”，一定要“根正苗红”。李克强曾任安徽凤阳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陶景洲对记者回忆，李克强生活节俭，衣服就是一套军装、一套中山装。当时北大法律系男生宿舍在37号楼3层，每个房间四张床，上下铺住7个人，空出一张床放行李。食堂的菜5分到1.5毛一份，学生清贫，都喜欢多喝一点免费汤。

陶景洲说，李克强为人沉稳，不喜张扬，平时话少。大学期间多次拍集体照，李克强都站在不显眼的位置。

北大法律系77级新生共82人，分成6个学习小组。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他们，很多人有多年基层锻炼经验，一入大学就对知识如饥似渴，想借此弥补被耽误的时光。

“大家有特别强烈的使命感，都是为中华而读书，想要报效祖国。”陶景洲说。

入学不久，77级新生就经受了一次思想洗礼——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全国大讨论。

李克强（后排右一）是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资料图）。

对每一个77级新生来说，这次大讨论都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撞击。陶景洲与李克强也参与了这次讨论，尽管因为年月久远，当时所说的具体观点已经淡忘，但陶景洲称，所有同学都因此受到深刻影响——他们开始意识到，任何人的话都不一定是真理，必须以实践来检验。

那时北大读书风气盛极一时。多位同学回忆，李克强是班上最刻苦的几个学生之一：不上课时，一早就离开宿舍去图书馆，除了出来吃中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

李克强的成绩名列前茅，科科优秀，但他入学时英语并不好。几位同学都记得，李克强自制过一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理解了的英语单词就翻过去，否则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等公共汽车时也背，英语水平很快就上去了。

北大法律系当时集中了芮沐、龚祥瑞、王铁崖等一批著名学者。这些学者中，宪法行政法学名家龚祥瑞颇有名气。他早年专治政治学，曾求学英国。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

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专注于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并和陶景洲等人参与了龚祥瑞的宪政课题。

李克强很快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他成为全班公认的科研积极分子之一。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他的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龚祥瑞对这篇论文十分认可。

在龚祥瑞指导下，李克强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李克强是第一译者。陶景洲回忆，李克强也让自己加入，但自己感到太难。当时中国的法学著作翻译几乎一片空白，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

陶景洲是龚祥瑞的课代表。他与李克强讨论过很多话题，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党的政策的关系、惩罚与教育的关系、权力与制衡的关系等。同样经历了文革，两人的看法比较一致——中国需要法治。当时国家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能仅仅只把法律立起来。”

4.通西方经济学——若不从政，将是权威学者

“当年，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知识，与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我一生受益，一生难忘。感谢母校，祝福北大！”

龚祥瑞很欣赏李克强，但在学习中，李克强对经济法兴趣越来越浓。“北大法律系当时在经济法方面的大家不多，其中一个是芮沐。他也挺欣赏李克强的。”陶景洲说。

1980年，北大法律系成立了经济法教研室，芮沐当了第一任经济法教研室主任。两年后，留校的李克强去了这个教研室。

学生时代，几件小事让同学对李克强印象深刻。一次，一个外国专家来校办讲座，多次提及一个英文名词canonlaw。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问李克强：什么是canonlaw？李克强告诉他，canonlaw就是教会法。这件事让何勤华很钦佩李克强的外语水平。

还有一次，陶景洲和李克强在宿舍争论英文单词“laymen”的含义。陶景洲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律师、懂法律的人”。李克强则认为“laymen”是指“不通法律的人”。最后证明，李克强的解释是准确的。

此外，何勤华曾结合《资本论》内容，写过一篇香港电影《至爱亲朋》的观后感。同学们都建议他给李克强看，称李克强看过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

据回忆，李克强看后诚恳地说：文章要发表有两个问题：一，文字太啰嗦；二，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把文章给否定了。但我听了以后，感觉到他讲得还是有道理的。”何勤华听从了李克强的意见，只将文章作为习作，放进抽屉。

2011年7月5日，李克强在安徽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当天，李克强在中国科技大学与学生们亲切交流。

在钻研学术的同时，李克强还热心社会活动。他担任过北大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校学生会负责人。“（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他的一位校友回忆。

在同学关系方面，李克强则是一个公认的热心肠。凡是同学有学习问题询问，他总有问必答。李克强在校学生会当干部时，同中文系接触较多。陶景洲说，姜明安曾委托李克强向一个自己心仪的77级中文系女生表白，李克强去了，回来后转达女生的回话：“姜明安的事让姜明安自己来说”。这件事最终没成。

1982年初，李克强作为全班十几位全优生之一毕业，并入选北大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十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留校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

最终，李克强放弃出国，选择留校，分在北大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同年，他成为北大团委书记，后又被调到团中央工作。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后来李克强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博士论文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这篇论文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奖。

“当年，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知识，与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我一生受益，一生难忘。感谢母校，祝福北大！”2011年重回母校，李克强对北大学生这样说。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李克强作为同学代表之一发言。他时任河南省主要领导。现场氛围轻松，同学们不谈别的，只谈当年情谊和趣事。

30周年聚会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没有出席，但他请当年和自己同在第一学习小组的丛培国转达了问候。

作为中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奠基人，芮沐于2011年去世，享年103岁。陶景洲说，芮沐始终觉得，李克强离开教研室是一件憾事。

“如果不从政，在经济法领域，李克强也将成为权威学者。”陶景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