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周扒皮半夜鸡叫纯属杜撰，其原型周春富跟作家高玉宝有何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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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5日，曾因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而出名的作家高玉宝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2岁。高玉宝塑造的冷血地主周扒皮形象因为《半夜鸡叫》这篇文章曾入选1988年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而家喻户晓。如今只要一提到地主，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是我们心目中地主的化身。

1927年4月6日，高玉宝生于辽宁大连瓦房店孙家屯村。高玉宝15岁起做劳工、17岁学木匠，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衡宝战役中立大功6次。因为创作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一举成名，高玉宝1962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历任战士、通讯员、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等职务。1988年，61岁的高玉宝从师级创作员岗位上退休。离休人不休，他仍然做着两项工作：一是笔耕不辍，为下一代写书；二是走上讲台，做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员。一次，几个孩子向高玉宝提出一串串问题：“高爷爷，周扒皮糊弄人半夜学鸡叫，骗你们起来干活，你们怎么不看看手表，不上他的当呢？”

“那时穷人买不起表啊！”

“高爷爷，您当时那么小，为什么不读书，要去给地主放猪？”

“不去放猪就没饭吃呀！”

“没饭吃，可以吃面包、饼干嘛。”

孩子们的问题，现在看来确实天真，这不就是当代版的“何不食肉糜”么？ 其实，孩子们当然不是昏聩胡涂的晋惠帝。但有一点共性就是，孩子们并不了解地主周扒皮和长工的真实生活，正如晋惠帝深居宫中，不了解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一样。

1988年时候的小学生跟我的年纪相仿，我们这一批人就是现在俗称的七〇后。那时候的小学语文教材里，有篇课文叫《半夜鸡叫》，写得非常生动，作者就是高玉宝。在讲这篇课文之前，语文老师肯定得介绍相关时代背景，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地主和长工早就不存在了。

1988年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大潮风起云涌，大量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出现。农民们农忙种地，农闲已经可以外出务工和做生意。外出务工者，一般都是在建筑工地上，这就涉及到包工头和打工者。就技工而言，一天可以挣到15块至20块不等。而杂工则只能挣到10块至12块。建筑工地上都是体力活，劳动强度很大。我父亲当时就是做杂工，每天两头不见亮，回到家里骨头似乎都散架了，什么活儿也不想干。包工头肯定是很轻松的，他们是管理者，利用人脉关系承包工程，利润相当可观。有些包工头后来扩大队伍，成立了建筑公司开发房地产，现在已经是资产上亿的大老板了。因此，在学习《半夜鸡叫》这篇课文的时候，语文老师除了讲解时代背景外，还会让我们联系身边事例来理解课文。

按照现在的说法，不就是996工作制嘛。工作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相当于现代版的周扒皮，当然这肯定是违反劳动法的。这种不顾员工死活的老板也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周扒皮。为啥叫周扒皮呢？大概是在他手下干活，不死也得脱层皮吧。

《半夜鸡叫》讲述了一个长工智斗地主周扒皮的故事。周扒皮是个冷血的地主老财。他规定，鸡一叫，长工们必须下地干活。为了让长工们多为他干活，他可谓绞尽脑汁。他半夜三更就来到鸡舍前，用棍子摆弄鸡、学鸡叫，让鸡打鸣，好让长工们早点下地干活。终于，有一天晚上，地主周扒皮半夜捅鸡的事情被发现了。后来，各个长工们一合计，把周扒皮打了一顿。周扒皮这下算是哑巴吃黄连了，伙计们也解了气。那么问题来了？周扒皮的规定是“鸡叫之后，长工们就必须下地干活”。

公鸡什么时候开始叫呢？古语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可见，公鸡五更开始打鸣。五更又称黎明，大致相当于早晨五点。这个时候，鸡开始打鸣，而人们也逐渐从睡梦中清醒，开始迎接新的一天。也即是说，早晨五点，长工们就得起床，下地干活。应该说，长工们对于早晨五点下地干活还是同意的。其实，生活在民国时期的国人也是有时间观念的。虽然手表并不普及，但是我们别忘了还有更夫。人们听到更夫的打更声，便知道了时间，按照惯例该去做什么了。难道说，周扒皮所在的村子没有更夫么？再说公鸡打鸣这个问题。

日本科学家表示，最新研究已证实了公鸡打鸣的形成原理。在这项研究中，公鸡被关在持续光线照射的房间中，它们每天在拂晓前打鸣，经测试公鸡打鸣的周期为23.8小时，表明打鸣现象是一种本能行为，并不与日光照射有关。看来，单纯的外界刺激，并不一定能够诱发公鸡打鸣。也即是说，周扒皮半夜学鸡叫，是经不起科学验证的。

至今，有些人还对《半夜鸡叫》中的故事深信不疑，因为这可是自传体小说，等于讲述的是高玉宝亲身经历。其实，《半夜鸡叫》的故事完全是杜撰的。 “半夜鸡叫”出自高玉宝自传《高玉宝》一书。该书的出炉完全是为了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高玉宝》的第一到第十三章，都是作家荒草（实名郭永江）所作。1993年荒草（郭永江）临终前谈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郭永江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郭永江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

 

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这是高玉宝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在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黄店屯村，周春富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富农，家里二十多口人，有240亩土地，还拥有四个作坊和一个杂货铺。在1947年12月底的土改中，周春富作为“阶级敌人”被活活打死，还成了建国后非人年代阶级斗争教育的反面典型。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试图还周春富一个清白。周春富祖辈是闯关东过来的，到周春富这一辈时，手上积累了点土地，但是并不多。在周春富看来，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在民国时期，投资土地当然也是有钱人的惯例，譬如川西地主刘文彩名下就有近万亩土地。于是，周春富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在接受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看来，周春富还是一个好的管理者。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未了就问，你卖不卖啊？”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实际上，周春富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家五个儿子成年后，没有及时分家，结果看似财产很多，最终成了斗争的典型。

1947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进村了。在黄店屯，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即高玉宝），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儿子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由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包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土改刚刚开始不久，周春富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在村民们的讲述中，周春富有时被称作地主，有时被称作富农。文史学者刘宝贤说，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1月5日区召集联系会议以前，全县共处死有1900余人，这个数字在后来档案馆里的专题报告中以×××代替。而这些数字，可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呢。因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传播，周扒皮的形象在全国家喻户晓，很多人现在提起周扒皮来还恨得牙齿痒痒的。因为他们想到了自己的老板，不就是周扒皮转世么，残酷实行996工作制，还没有加班费，这不是要人命么？至于真实的周扒皮是怎么样的，大家已经不愿意去深究了。此外，《半夜鸡叫》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所有姓周的男孩子，都会得到一个绰号“周扒皮”。而跳皮筋的女孩子，可能还会记得这样的儿歌，“周扒皮,想吃鸡,半夜三更来偷鸡。我们正在做游戏,一把抓住周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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