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君：最立竿见影的政策就是放开限购

编者按：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23个部门向各省市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其中在“鼓励使用绿色智能产品”一项中提出要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

之前的2月16日，《求是》杂志刊登最高领导《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指出在稳定居民消费中提出，要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

商务部2月20日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中也提出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消费。

一个月内，政策层面已经三次提出对限购城市进行松绑。

落实情况如何呢？2月25日，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发布2020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通告，54200人获得个人新能源汽车指标，比上年多出200个，增幅0.37%，这就是北京的“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

同时，北京新能源个人指标排队人数已经超过46.7万。一方面经济增长遇阻、支柱产业大幅下滑，另一方面是需求被政策人为压制，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2020年3月1日，轩辕大学以“向前向上”为主题进行线上发布，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显君围绕如何通过政策松绑带动经济复苏，汽车企业制定合理战略目标等话题，接受我们的视频访谈。

李显君认为恢复经济最立竿见影的政策就是解除限购，同时认为有节奏地放开限购是考验一个地方政府交通管理水平的问题。以下是他视频访谈的内容整理。

汽车产业是带动相关产业最大的支柱
因此最立竿见影政策就是放开限购

由于购买汽车是刚性需求，所以一月份各大车企的销量受影响程度不是很大，但由购买力下降而引起的销量下滑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愈发明显。因为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及创业型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员工很多是没有车的，而且准备购车。现在这些企业资金链受到冲击，这部分企业的员工工资会受影响，购买力相应也会下降。

不仅中国车企的供应链会受到影响，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车企供应链受到影响也是在所难免。因为美国有30%的车企供应链在中国，欧洲情况好一些，这个数据可能在15%左右。受疫情影响，武汉全面复工还需要一段时间，有些企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一级供应商和二级供应商进行调整。

原本电商化主要发生在第三方市场平台，这次疫情期间，因为消费者不能到店里来，所以有的车企即使有自己的电商平台，也不得不进行直播宣传，这会促进车企销售模式、营销方式的变革。

对企业的产品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我们讲成本问题、性能问题、质量问题，包括环保问题。这次可能把消费者的健康也纳入设计汽车考虑的范畴。比如有的车企就推出了“N95”型汽车。

为了帮助企业恢复经济，国家已经提出一些普惠政策，包括针对汽车企业及其它中小企业税收、信贷还有其他贷款的延期性，中汽协也向国家提出建议延缓国六，而目前最立竿见影的政策就是解除限购。

因为解除限购后能够刺激对购买汽车有刚性需求的消费者进行消费，像北京以及杭州等一线限购城市应该能释放250万辆-300万辆的销量。并且解除限购以后，整个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服务链都会被带动。

像北京等城市要有节奏地放开限购，这就是考验一个地方政府交通管理水平的问题。因为要避免交通管理问题就采取限购政策，这是不作为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相信政府针对汽车产业及交通的相关政策能够借助疫情这个契机得以调整。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汽车产业从供应上、需求上、整个技术创性上都要重新考虑，这对整个行业都是一种促进。汽车产业的混沌期和颠覆期也是洗牌期，这次疫情加快了洗牌的进程。这样的话，去年处在挣扎边缘的企业就会加快它的终止。伴随行业洗牌的同时，购并就开始了，对行业的重组也有推进作用。

企业不仅要有核心能力
还要建立动态能力体系

企业要建立自己的动态能力体系。动态能力就是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够随时调整。原来我们强调核心能力，说企业有核心能力就有竞争力了。但是并不仅仅如此，如果企业面临了战争，面临了重大自然灾害时，它的动态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动态能力就要求企业在战略上建立预警系统，很多中国企业在战略的制定上忽略了假设体系，而事实上汽车企业应该根据不同的假设制定不同的战略。

比如，中兴和华为的战略假设是不同的。中兴认为自己企业只外包就可以了，认为供应体系、核心软件都能从美国获得。但是华为的战略假设与中兴截然相反，华为考虑到如果供应体系、核心软件都从企业外部获得，就算现在暂时获得，未来肯定不获得，所以华为就有提前准备。

因此我们中国企业至少要有三类战略假设：一个乐观的，一个悲观的，一个中性的。

这次疫情提醒我们企业，外部环境要分类。考虑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的外部环境，就要重视自己的供应链布局问题。如果仅仅布局在一个地方，那就太危险了。

因此，一方面企业不仅要有核心能力，还要建立动态能力体系；另一方面在战略假设上一定要做好。针对一些突发性事件要提前布局，核心部件要在自己可控范围之内，比如发动机不能仅由一家提供，要考虑到可以倚靠的二级供应商。中小型供应商更要纳入企业的供应商数据库来避免风险。

企业战略要调整，同时也要认识到战略不仅仅是目标的问题，还有如何实施的问题。

汽车企业的供应链体系肯定要重新布局；营销模式要线上线下进行融合，原来汽车企业营销倚重第三方服务机构如汽车之家、易车，但经历疫情后发现不能光靠它们，所以汽车企业要考虑怎么在线上推广品牌，经销商要考虑在直播卖车时销售体系该如何调整；企业的技术战略、设计战略也要从新调整，要把健康因素纳入整个技术战略里并嵌入产品体系里。

新势力要跟传统车企合作
不要死在股权上

大型汽车企业产品线布局比较丰满，一些新企业尤其是造车新势力们的产品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丰满，可能只有1-2款车型。

造车新势力本身规模就小，而且买他们车的都不是普通消费者。一类是有钱，在北京等燃油车限购城市买不到车，需要考虑新能源车的客户，这属于刚需客户；还有一类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客户。造车新势力还是需要造好自己的产品。

造车新势力一方面是船小好调头，另一方面在线上营销有优势。疫情对它们的影响和传统企业不一样。

新势力因为资金链小，最好的选择是和传统的大企业合作或者进入它们的体系。比如蔚来现在需要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马斯克的特斯拉当时也缺钱，但都逐渐解决了，不解决现金流的问题再好的战略、再好的创意都会夭折。但是蔚来和江淮有天然的合作基础，现在蔚来又找到合肥地方政府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一些造车新势力要尽快放开股权，先获得资本，像任正非持有“华为控股”1.14%的股权也是很好的选择。造车新势力再守着大的股份就会有倒闭的风险。

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都不是靠补贴拼出来的

除了城镇化会刺激消费者购车的需求，政府也要放开对新能源汽车的限购，在制定政策时免征至少一年或者两年的购置税，第一年按10%征收，第二年减半。要有正确的预期给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这次疫情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影响很大，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汽车产业的带动性很大，能够带动几十个相关产业，因此购置税也要重新考虑。

我建议新能源汽车和其他1.6升以下的传统燃油车应该一样，先按10%的购置税，有一年的缓冲期，再一年购置税就减半。新能源汽车按照原有的补贴退坡步伐，不要再有新的补贴。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都不是靠补贴拼出来的。

当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没有考虑到产品层次、产品结构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只要是新能源就补贴。后来发现有些A00级新能源车就是为获得补贴，这对产业升级是不利的。后来又有调整，就是续航里程达到多少、电池能量密度到达多少才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这个是可以执行的。

政府对新兴产业要有试探性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未来的补贴政策肯定是要有导向的。

原来补贴是为了培养产业，产业已经培养起来，国家再去扶植，它们就不会走路了。国家补贴政策也应该是粗放型的，具体战略应该由企业自己来制定。技术路线应企业家、工程师来做，不要专家和政府官员来做，这是非常关键的。

制定战略前必须做好内外环境扫描

汽车企业制定好战略必须要知己知彼：现在置身何处，将来发展的方向，如何制定战略。在内部，企业要考量自身有什么资源、能力；在外部，企业要考虑竞争对手是谁，客户群是谁。

现在处于技术变革期、颠覆期，技术路线到底怎么走。比如新能源汽车到底是纯电动、混合动力、插混还是燃料电池，这都是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战略要做好，首先要做好内外环境扫描。

外部环境除了自然灾害、疫情，还要考虑国际化。比如地缘冲突、中美贸易战等。跨国业务要考虑好与东道国的心理距离，某自主品牌把资源投入到美国，研发也设在硅谷，现在却收不回来，所以部分还在打美国市场主意的汽车企业要赶快刹车。

有些中国汽车企业缺少理性

汽车企业知道自身处在什么位置，未来走向何方，这是战略的灯塔。那么该如何实现战略目标，应从自身规模、市场空间、盈利能力等角度出发，分几个阶段来实施，中国企业一定要有理性。

战略不是企业基于现有的资源来执行，因为未来实现战略目标还需要发现新的资源、发展新的能力。

中国一些汽车企业在制定战略目标时缺少理性，如果制定不切合实际的目标，会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节奏。比如企业要达到产销100万辆规模和600万辆规模，资源配置节奏是不一样的。目标体系也要有理性，没好好一步一步锻炼企业自身的能力，制定不切合实际的目标会把企业拖垮。产品出来没有几年就要高端化，这是有问题的。

新战略一定要有新的战略支持体系。人力资源够不够，如果要做软件定义汽车，那么在软件方面的人才够不够，管理体系够不够，供应链体系是否完整，研发能不能跟上，流程体系行不行，文化体系行不行。这都需要根据新的战略，重新梳理。

中国汽车企业面临的不确定不仅仅是这次重大的疫情，我们未来的颠覆性技术到底怎么走现在还没有明朗，但是十年之内就明朗了。从传统汽车到新型汽车，从有人驾驶到无人驾驶。就像从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的演化进行了十年，汽车产业相对复杂些，但是从2003年就开始了，再过十年左右也会有一个重大调整。

所以，颠覆性技术对汽车企业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一定要跟踪好，它会给汽车企业带来根本性的调整。其次，我们也要跟踪好地缘政治，如中东、欧洲、美国，这都需要汽车企业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