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福特的责任与倔强 | 观察
路由社 2020-03-09 20:25: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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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草薙素子 编辑 | 老司机
上个月，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长安福特第一时间捐赠了200万元现金，积极支持一线疫情防控。与互联网巨头们动辄千万的捐赠数额相比，200万元说不上多，甚至招致了一些人的不理解。但要知道，过去两年，长安福特的发展并不顺利，在如此情形下拨出这些款项，已属不易。众所周知，长安福特是一家合资企业，股东双方分别是长安与福特。观照两家股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长安福特在逆境下的公益行为，其实传承自两家百年企业的相似基因。这种基因，不仅体现在一个企业公民勇于担当的企业社会责任，更体现在一家身处逆境中的企业敢于表达“我能挺过去”的倔强。穿越时间的迷雾，在福特与长安各自的百年历史中，我们找到了这份责任与倔强的由来。1865年，成立已三年的上海洋炮局迁至南京。这家兵工厂来头不小，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工业企业，亦是清廷洋务派强国梦想的承载。上海洋炮局迁址后，因延地名，改称金陵机器局，后又改名金陵制造局。作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上海洋炮局日后如天女散花一般，派生出众多军工企业。尽管此后百年间中国风云变幻，将绝大多数近代军工企业的名字埋进历史，但仍有坚韧者，在颠沛流离中坚持生产，重组更新。更让上海洋炮局的开创者们想不到的是，这家兵工厂催生的后辈，在百年后竟被人们赋予了一个特别不“兵工”的名字——长安。在长安汽车的前身凤凰涅槃之时，地球的另一端，福特汽车蓬勃而生。1903年，美国人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开始了他的汽车生涯。1908年，福特T型车问世。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的T型车，将汽车从属于上流阶层的奢侈品，转变为普通大众也能消费的工业品，美国开始朝向“车轮上的国家”进发。很快，分处东西半球的两家毫不相干的企业，将第一次见证日后将共同面对的敌人——传染病。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金陵制造局因经费匮乏，“规模甚小， 机器亦老， 工艺未精”，前途未卜。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一批接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专门人才接管金陵制造局，这家兵工厂才焕发出新的生机，开始生产新式武器。而在美国，福特依靠T型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占领市场。1917年，福特为满足旺盛的生产需求，在底特律胭脂河旁拿下一块地，开始建设全新的荣格工厂，并试图将其打造为一个独立的工业区。1918年，荣格工厂开始投产。这一年，福特T型车在美国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50%。也是在这一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流感袭击了人类世界。最早发病于美国军营的西班牙流感，在为期两年的流行中席卷全球。医学界认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流感在全世界造成了超过2500万人死亡。正在大搞建设的福特工厂未能幸免。根据美国媒体的记载，在1918年春天的一波流行中，福特工厂有超过1000名工人染病。而在秋天的另一波流行中，由于福特荣格工厂中有美国海军的训练站点，流感由水兵传染至工人并进一步传向了底特律居民。在近两个月的流行期中，底特律报告了约1.8万例流感病例，其中有1688人死亡。尽管福特工厂在流感中遭受重创，但福特并未停止生产。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福特基于T型车生产了大量救护车，原本用于运送伤员，但伴随流感在军队中的流行，T型战地救护车意外地在对抗传染病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地球的另一端，西班牙流感在1918年也袭击了金陵制造局所在的南京。据《申报》记载， “此病传染极速，城内外人民几占二分之一”。因卫生条件所限，南京并未像底特律那样保留下完整的流感数据报告。但与福特相同的一点是，金陵制造局的发展并未被西班牙流感打断。疫情过后，金陵制造局开始生产自行仿制的在国内算先进武器的马克沁重机枪，员工扩展到400余人。幸运的是，金陵制造局与福特，在与一场世纪流感不期而遇后，都走出了新的发展曲线——此后十余年中，金陵制造局两次扩建，员工增加到4000余人；福特荣格工厂则大举扩张，成为一个容纳10万工人的巨无霸。尽管疫情汹汹，但金陵制造局与福特，都有着充足的逆势而上的动能：前者承载着强军重任，后者承托着富国愿景。不同的历史使命，让两者在疫情前表现出了同样的坚韧。不久之后，这种坚韧将被用于应对同样严酷的一种挑战——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已更名为金陵兵工厂的金陵制造局被迫西迁重庆，并在这里再次获得了新名字，21兵工厂。日后的统计数据显示，21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在抗战期间共生产马克沁重机枪1.8万余挺，捷克式轻机枪1万余挺，中正式步枪8.65万支，汉式步枪20万余支，另有其余武器不计其数，以一厂之力，输送了抗战期间60%的武器供应。这样的成绩，是21兵工厂的工人们，顶着日军轰炸的威胁达成的。工厂的老工人回忆称，当时为躲避轰炸，只能在阴雨天以及雾天工作。而此时每争抢一秒生产时间，都是对抗战的有力支持。面对日军轰炸，21兵工厂时任厂长李承干提出，“不能等山洞开好、机器进洞再开工，抗战不能等我们”。工人们响应号召，在晴天坚持工作，收到防空警报后进洞隐蔽。兵工厂旁则就近放置建筑材料，以确保轰炸后即可紧急修复、迅速复工。得益于工人们的支持，21兵工厂在屡遭轰炸的情况下应对有方，生产不仅没有落下，产量反而有所提升。 二战的全面爆发让美国也无法置身事外，1942年1月，美国政府决定让汽车公司改产军火。曾经持反战态度的福特，在国家兴亡的命题下选择了响应号召。福特工厂的流水线与经验丰富的工人，在战时状态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停产汽车后，福特陆空同时“作战”，转产轮式装甲车、坦克、飞机乃至飞机发动机。数据显示，二战时期福特总计制造了8600台B-24轰炸机、5700台飞机发动机，以及超过25万辆包含坦克、歼击车、军用卡车、吉普车在内的战争车辆。其中最传奇的，是福特生产轰炸机的经历。在工人缺乏飞机制造经验的前提下，福特用一年时间就建好了面积达到32.5万平方米的飞机组装工厂。而后，福特接下了飞机制造商们也难以承担的9000台B-24轰炸机的订单。在1600米长的组装线上，福特的工人昼夜工作——据说因为战事紧急，飞行员就睡在工厂等待飞机交付。巅峰时期，福特飞机工厂的员工达到4.2万名。在他们的努力下，福特在三年的时间里生产超过8600台B-24轰炸机，这是二战中投入使用最多的轰炸机。尽管战争从来不值得赞美，但在战时环境中，企业如果能在巨大压力下提高凝聚力，总结化解问题的方法论，这些历练将成为日后发展的宝贵财富。事实确实如此，二战后，福特回归了民用车制造，继续称雄美国汽车市场 。而21兵工厂在建国后收归国有，2年后，改名为长安。1957年，长安进入汽车制造领域，日后成为国民品牌。虽然福特与长安先后从军事领域淡出，但经历战争所沉淀的共同记忆、磨炼的相似基因，无一不助力福特与长安的成功。在日后两者命运的交汇中，它们还会发挥作用。2001年，正值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时刻，长安与福特的合资公司长安福特在这年4月宣告成立。经过两年筹备后，新生的长安福特正准备在中国市场大展拳脚，即遭遇了2003年“非典”疫情的阻击。但长安福特并未退却。2003年1月，长安福特首款车型嘉年华上市，成为当时的经济车型标杆。5月，“非典”疫情最盛时，长安福特的中级车蒙迪欧顶着压力上市。事实证明，疫情并未压倒人们对优质车型的需求。2004年，长安福特扩大生产，当年7月，距第一台嘉年华正式下线仅一年半， 长安福特的第五万辆新车下线。令人瞩目的，不仅是长安福特当年顶着疫情压力增长的成绩，还有一项颇具前瞻意识历久弥新的公益行为。2003年，正值福特百年华诞。在目睹了非典带来的破坏后，福特在当年的福特汽车环保奖中，特设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奖，奖金50万元。这笔钱最终颁给了从事野生鸟类保护的环保人士——2013年，H7N9禽流感在中国爆发，经过调查，病毒来源正是东北亚地区的野鸟。十七年后，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根植在这家企业中应对疫情的记忆被再度唤起。事实上，去年长安福特刚刚重温了关于战争的叙事——为了重振销量，长安福特全国销售服务总裁杨嵩宣布，长安福特正式发动“战略反攻”。如今，历史记忆中的战争与疫情两者重新组装，构成了“战疫”二字。如果我们熟悉了长安与福特的历史，也就不难理解，当长安福特在面临逆境的时候，为何会选择重拾关于战争的叙事，重燃斗志。这样的斗志，恰恰也是“战疫”所需要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长安福特的“战疫”措施，有了新的表现。在生产销售活动中，长安福特制定了面向消费者、员工、经销商不同的关怀政策。针对消费者，长安福特推出一站式暖心服务，提供无接触的看车、选车，1对1上门试驾，延迟三月还款金融方案、免费保养自动延长等服务。
针对经销商， 长安福特主动放宽了2月考核指标，对在岗的经销商员工，长安福特发放口罩保证其安全上岗，同时组建了专业服务团队，响应经销商业务需求。针对员工，长安福特一方面积极申请复工，保障员工收入；另一方面，考虑到复工的风险，长安福特发放了防疫物资，并对员工的健康状况进行紧密监测。同时，长安福特也积极引入了远程办公，将合适的工作放在线上完成，以进一步保障员工安全。在社会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时，长安福特也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除了公益捐款外，长安福特发起了“白衣英雄，特别关爱”活动，致敬那些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从3月1日起，长安福特将为湖北地区及驰援湖北的抗“疫”医护人员中的长安福特车主，提供免费基础保养、开辟VIP绿色通道等五大感恩服务。
德鲁克说，企业的本质是为社会解决问题。而当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如今，在肆虐的疫情中，长安福特乃至中国汽车行业再度承压，迷惘的汽车人渴望寻求一个答案。或许，长安福特的答案已经写就，它就在长安与福特奋斗百年的历史中，就在长安与福特几度对抗疫情与战争的记忆里。而长安福特，不仅仅继承了两家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也继承了两者共同的基因——倔强。当下，这种责任与倔强不仅是长安福特所需要的，也是汽车行业应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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