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中国的地名、历史与文化 | Future智慧
葛剑雄，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作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等。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因为从空间范围讲一个地名，无论点还是面，是通过地理坐标，用具体界限划定的。但是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所以地名除它们的本意之外，还有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义。
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尽管我们对它们的具体内容还不了解。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又如，山东好几个地方地名都带“不”（音夫），其实这也是反映某一个族群的流动或者分布的特点。再如“姑”字，江南有好几个地名有这个字，最著名的是苏州，被称为姑苏。对“姑”字以前有几种望文生义的解释，但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认为“姑”没有具体意义，只是越人的发语字。但这类地名的存在反映了某支越人的分布。再如敦煌，从汉朝开始就有人根据汉语解释“敦煌”二字的含义，后来日本学者指出敦煌不是来源于汉语，而是来自土著民族的语文，汉字是采用音译，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释。不仅敦煌，我国西北地区还有很多地名，当汉朝人记录下来时已经无法考证它们的含义，但都反映了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布，以及族群的影响，但在这些方面我们目前研究很不够，将来或许能通过这些地名破译民族成分的密码。
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刘邦的封地在汉中，成为汉王，以后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汉朝。因为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基本上奠定统一中国的疆域，所以这个民族主体被称为汉族。这些地名经历具体的事件后发展成国名，因为开国皇帝或者统治者往往会把这些地方作为发祥地，以后成为朝代名称。
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像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北京郊区有很多以山西州、县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是因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整体迁到北京郊外，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但是这样一种地名搬家也出现过败笔，我认为最大败笔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新疆”原指在贵州境内一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后来被设置为几个县，所以当地称之为新疆。乾隆年间，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后，西域被改称为新疆，以后建省时也用了这个名称。这当然是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赫赫武功。尽管这不会改变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还是授人以柄，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外国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到乾隆年间才占有新疆的，因为你们自己都承认新疆是你们新的疆土。其实清朝学者已经发现漏洞，所以他们解释为“故土重新”，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左宗棠从阿古柏叛乱中收复新疆。这至少是改地名的败笔，如果沿用西域，与2000多年前一致，岂不更好！
还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类似地名还有很多，每个地名都记录了一段历史。
又如重庆本来叫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所以有很多地名，如果仔细了解研究一下它的来历，往往就是对本地历史的重要记载，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
（古重庆）
同样，地名在对外关系上也有表现。最典型的是解放时被称为镇南关的地方，为了表示与越南的友谊而改名睦南关，以后为了突出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又改为友谊关。20世纪80年代，我去友谊关考察，越南大炮把友谊关屋顶打穿的洞还在，那时候看到友谊关这几个字感到啼笑皆非。但是最近去的时候，不仅友谊关楼已经修好，而且我已经能够站在新划定边界线上照相留念了，现在至少这个关的确是友好的。
地名在民族关系上也有表现：解放被称为绥远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改称为呼和浩特；比如乌鲁木齐原名是迪化。有的不一定改，却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新设了一批府级政区，在命名上都看得出，比如湖北恩施，所辖县原来都是土司，新设府县被看成朝廷施的恩。
还有很多纪念性质地名，从最早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作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各地很多以“中山”命名，比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广东香山县改为中山县，现在叫中山市。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卫立煌，曾在安徽六安县金家寨设立煌县。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各市都有马路改名为中正路，上海的爱多亚路也改名为中正东路。台北有罗斯福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还有颂扬性的名称，并不太明显，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比如说中共一大会址的地方，原来是望志路，是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解放不久改名兴业路。这些地名有些存在时间很短，有些持续至今，这就反映出不同时期政府与民众的意志和情感，也反映出被纪念者的影响程度。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有的是当初概念与今天不同，有的当初是对的，但现在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具有规律的，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我们研究历史上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根据。
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后，一些地名发生了变化，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比如香港的太子道，就是因为1922年英国王储爱德华到访以后，将一条街道改名的。又如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就是当时为了纪念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人戈登。霞飞路是用法国著名将领的名字命名的，解放后为纪念淮海战役改名淮海路。
总之，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发现是在一件青铜器上，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它是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县被发现的。尊上面有铭文，铭文上面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铭文中叙述了这样的大意：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西周“何尊”）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
“国”（繁体写成國）也是一个象形文字。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杠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围起来的，有人守卫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古代又称国。
“中国”的含义就是在很多国里，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说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
但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国的数量越来越少，国土却越来越大。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也自称中国了。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连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或者与中原关系密切的政权也都自称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了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而骂对方是“索虏”“岛夷”，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但各朝都有自己的国号，如清朝称大清、大清国。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是用中国了。
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
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中国”两个字从3000多年前发展到今天，与中国的国土、人口、民族、文化、历史密切相关。中国所蕴含的意义，不是简单以多少万平方公里或者地理坐标所能诠释的，是一部活生生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史。
以北京为例，“北京”这个地名我们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北京这一块土地它的名称有过哪些变化；一是北京这两个字在历史上曾经代表过哪些和多少不同的空间范围。
北京这个地方最早能找到的地名是燕和蓟，在周武王封燕以前，“燕”这个地名已经存在了，又称为蓟。到秦汉时，出现了广阳郡，郡是县以上一级政区，在汉朝郡与国并行，所以一度被置为广阳国。附近两个与广阳郡关系密切的，一个是渔阳郡，一个涿郡。所以，也有用渔阳、涿郡来代表北京的说法。东汉以后又出现了幽州，燕国还曾被称为范阳郡、范阳国，燕国后来一度又出现燕郡，这些名称都是交替出现的。“燕”实际上最早是燕城，以后有燕国，有燕郡，涿郡更靠近原来的蓟县。到了金朝，北京这块地方被称为中都大兴府，后来又有了大兴县。元朝时被设为大都路，成了首都。
明朝地名变化最为复杂，但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基础。明初设立北平府，后因明成祖迁都，把北平府改成顺天府。在一级政区（相当今省级）设了北平布政使司，当时南京被称为京师。迁都到北平以后，北平改称为“京师”。但因为原来的京师还保留首都地位，为与北方的京师加以区别，被称为南直隶、南京，京师就被称为北京。清朝官方一直称现在的北京为“京师”，周围的行政区为直隶，但无论官方民间，习惯还是用北京。清朝废南京，改南直隶为江南省，以后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民国初，北京继续作为首都而存在。1927年，南京成为首都，北京改名北平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在北京，北平改称北京。
从曾经的一个小诸侯国、居民点，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和重要军事基地，又成为另一个非汉族政权的都城，到现在成为国家首都。北京地名的演变反映出这座城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北京的开发史、政绩沿革史和社会变迁史。
各地曾出现的“北京”
“北京”作为地名，曾经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过，北至今天的内蒙古，南至江苏都用过。为什么北京这个地名曾经用于全国各地？既然称之为北京，相应地肯定有南京等地。这说明在历史上，特别在分裂时期，政治中心往往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反映地名地理的坐标也在变化。坐标体系中，比如中心城市发生变化，那么，相对应中心位置，以及相应中心的地名也会发生变化。
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使用“北京”两个字的是西晋时的江南人。当时，他们称洛阳为北京，这种叫法不是正式名称，正式名称叫作洛阳。在江南地区、特别在原吴国，洛阳被称作北京，既含有因为京城在北方，还包含着是北方政权的“京”的意思。
真正把“北京”当作政治中心的做法，源于十六国的赫连勃勃称统万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为北京。他在实力扩张到关中，占领长安后，在长安设南台，即在南方的政府机构，把统万城称之为北京，是正式的都城。
北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以后，因为平城是故都，一度称之为北京。这是相对洛阳所处的南面而言，对原来首都的尊重，以满足一些贵族老臣对旧都的眷恋，所以称之为北京。
到了唐朝和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称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北京。唐朝还存在南京、东京、西京的建置，因为唐高祖李渊从晋阳起家，所以称之为北京。五代的唐、晋、汉的统治者也是从晋阳起家的，所以晋阳继续拥有北京的称号。
金朝入主中原，把原来辽朝的临潢府改名为北京，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后来以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北。因为当时金朝政治中心内迁，相对而言，这些地方成了北面，才有了北京的称号。
（金代改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为北京）
明朝曾一度将开封府命名为北京。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后，深知南京位置偏南，希望在北方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建都的地方。他一开始中意开封府，将其升格为北京。后来，却发现从南方通往开封的水路淤积，水量不足，无法保证粮食的运输，最后不得不放弃。
永乐年间，北平府改顺天府，这时北京的概念才和今天的北京城联系起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北京，都是因为出现过或同时存在南京的缘故。明朝迁都后的正式名称叫京师，但因为两京并建，只能用南北加以区分。要是没有这个情况，那么宣德正式迁都后不会再有南京，也就不会有北京，更不可能到清朝还继续称北京。1927年北京改成北平后，当时的居民往往继续称北京，而不用北平。这足以证明历史地名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也有非常强的滞后性，一些地名正式名称反而不如俗称，部分习惯称法能够得到延续。
从一个地名——北京的变迁，理解北京这两个字代表不同的地名，不同地理坐标。说明地名除了本身所应有的代表的空间范围概念以外，在不同的时间范畴里，有复杂、更为深刻的含义，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特别是县名和县治所在，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是，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复古地名，却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沔阳是从南朝就存在的地名，迁都后设置过郡、县、州、府、镇，但到1986年，沔阳县被撤销，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县治所在镇的名称。荆州市一度改成荆沙市，后来又恢复。襄阳与樊城改称襄樊市，现在又恢复成襄阳了。一些地名本来是历史上非常重要，或者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有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情况也有很多，也由此产生了很多后遗症。
在行政区划调整中人为取消了不少旧地名，随意简化县级地名，甚至民政系统中间无法再登记原来的籍贯。我本人从小登记出生地为浙江吴兴县南浔镇。现在已经没有吴兴县，只有吴兴区。但吴兴区不包括南浔镇，南浔镇隶属于湖州市南浔区。不过，吴兴这个从三国时就出现的地名总算保存下来了，而更多的古地名却消失了。
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后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哪里，现在很多争夺历史名人故里的现象很可笑。其实有些古地名在今天什么地方是很清楚的，但频繁的区划调整、地名改变给一些人可乘之机，人为制造很多矛盾。本来，大多数行政区划的调整只要改通名就可以了，没必要改专名，但是为了表示是新地名，或者为了扩大影响，故意将专名更换。这不应该，也是很可惜的。随着一些专名的消失，跟它们有关的历史文化也将被湮没。
目前的行政区划名称也相当混乱。中国历史上曾经用过的行政区划通名很多，为什么现在不能做到用统一的名称代表一种区划？例如，市既可以代表省级的直辖市，也可以指地级市，还有县级市。我们为什么不能下决心统一规划行政区划通名？非但没有做这项工作，还不断出现新的混乱，如“区”，已经有了省级的自治区、地级的直辖市区和县级的市辖区，现在又出现了副省级的综合开发区、地级或县级的开发区、新区，还有矿区、城区、郊区。
用景点名称取代政区名称是造成地名概念混乱的又一做法。最典型就是把徽州改为黄山。如今，外地人如果说去黄山，本地人就会询问你，是要到黄山山下去，还是去老屯溪。同样的，都江堰、井冈山等变成了政区名，很容易与真正的景点混淆。
用景区名取代原来政区名称的一个理由是：改名后能够促进旅游开发，增加地方收入，这种说法完全是欺人之谈。如张家界，要是没有被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和投入，仅凭改一个名，就能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吗？商业因素的冠名做法，也是地名更换的一大原因。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我并不反对适当采用商业冠名的形式改变地名。而前提应该坚持原有地名必须保留。现在往往因为商业利益，永久性把地名改掉了，不应该也不合法。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出资的多少，确定新地名的使用期限，而不是永久性的改变。
一些外国地名在中国的滥用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人曾要求禁止在中国使用外国地名，我并不赞成，适当使用外国地名是可以的。比如，已经成为当地历史的外国地名应该保留，在一些开放城市适当增加一些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的地名也并无不妥。但将一些地方命名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外国地名，不仅缺乏严肃性，还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随意把别国地名拿过来命名景点、小镇，侵犯了他国的地名使用权。而滥用外国地名反映出命名者的价值观念混乱，或者高估这些外国地名的价值。例如，一些新建的楼盘、新开发的小区钟情于使用外国地名以显示档次，这种做法，地名管理的相关部门应该严格控制。
我经常问学生，你是哪里人？他们往往只告诉我是某市人，只讲到“地级市”一级。我问是哪个县（区），他们才告诉我。为什么不说全？他回答怕你不知道。介绍籍贯的传统做法是到县一级，如果不这样做，长此以往，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将会越来越贫乏，地理知识不仅需要在课堂上的学习，它的传播和巩固还需要日常真正的使用。如果，我们接触地名越来越单一、笼统，势必造成大家地理知识越来越贫乏。
总而言之，我感到地名是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宝贵遗产，因为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规范地名的使用，地名的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就在于传承文化和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使地名资源能够为我们今天和今后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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