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人◆赵英专栏】当暴徒成为一种职业——从经济学视角看香港动乱

汽车人 2019-09-28 10:50:41

从经济学视角看，任何行为方式的相对固化、交易的达成，都经过反复博弈。通过反复博弈，交易双方形成相对固定的达成交易的方式与认知。香港历次动乱中亦如此。

文/《汽车人》评论员赵英（微信公众号：汽车人传媒）

前段时间，除关注中美贸易战，就是关注我的老本行——汽车工业。对偏处南方一隅的香港，偶尔看看电视，知道那边有几个黑衣人在大街上胡作非为，对政府机构、商店、公共设施进行打砸抢，对普通百姓为所欲为。尽管如此，由于的确对内地影响不大，就想随它去吧！前几次不也是折腾个够，然后趋于平静嘛。

但是，延宕至今已三个月了，暴徒们依然在上演扔燃烧瓶的戏码，甚至开始抢枪。这种丑陋的“激情表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激情”发展到疯狂，会产生何种后果？即便“激情表演”暂时平息，今后会不会随时上演？这些都是关系香港长期稳定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发展与安定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似乎有必要写篇文章。

近日在网上读到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接受采访的讲话，他说：“我最害怕见到的就是一般老百姓开始无视法律，现在有一些上班族，早上坐地铁也跳闸了，跳栏了；开车可以违规，大家已经觉得好像他可以扔汽油弹，我冲个红灯算什么？这个是很害怕的一点。大家累积下来那么多年，对法律、法庭、法官的这种尊重，这种听从，一下子被搞没了，我觉得这个对未来香港的影响很大。从一个普通的市民来讲，怎么好像犯法的成本那么低，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段话，深合我意，也使我这个只是路过香港机场，被机场服务人员翻过几次白眼的人，觉得可以写上两笔。

另外一件事，也促使笔者不得不写上两笔。香港头条日报网报道，准律师朱承晔在网上发表“黑警死全家”等仇警言论，遭人投诉行为不当。他辩称有关言论并非他的意见，而是女友用其账户发表，他知道后立即删除言论，并永久删除了该脸书账户。

9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接纳了他的解释并批准他宣誓成为律师。法官陆启康同时提醒说：“香港司法制度行之有效，要靠法官、检控、律师和警察等不同方面履行职责，他们应互相尊重，理性解决分歧；本次朱的有关言论绝不理性，更针对警察及无辜家人，极不恰当，提醒他吸取教训，日后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律师。”香港真是神奇的地方！如此仇警，散布恐怖言论的人，把责任往女友身上一推，即成为律师。太不可思议！

正因为如此，促使笔者写作此文，探讨这些神奇的人和事，为什么出现，并且屡见不鲜。

对香港乱局的前因后果，已经见到若干深有真知灼见的文章，笔者想从经济学视角对香港乱局，做一点略有新意的解释。

香港回归前，中央政府确定了“一国两制”收回香港的大政方针，确定了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同时也确定了香港回归后的治理体制。

“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都是一个创造。通过“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使我国政治体制有了更大包容性，对促进改革开放、国家统一、香港平稳过渡，都是必要的。

“一国两制”意味着主权完整，在一国之下，治理和运营体制相对区隔。注意，笔者这里讲的是“相对区隔”。据笔者所见，迄今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对“一国两制”是制度、治权的相对区隔，关注不多。香港回归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在落实“一国两制”时，也是强调“不同制度”比较多，对相对性带来的影响，缺乏深入考虑。

实际上“一国两制”本身就意味着“两制”是相对的，“两治”也是相对的。首先，香港特区基本法的制定，意味着香港政府施政要在法律范围内，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其次，中央政府保留了香港驻军、外交权、维安权；第三，特首的选举和任命（包括主要官员），需经过中央政府；最后，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难以离开内地，尤其是大湾区。

上述因素的存在，意味着在“一国”之下的“两制”，不可能绝对区隔；意味着中央保留的某些权力必然穿透“两制”，参与香港治理。香港回归以来，遇到几次重大危机（索罗斯袭击金融市场；萨斯危机）不正是中央政府出手相救吗？这也正是香港某些势力感觉很不舒服，动辄闹事的原因所在。

如果真是“两制”完全绝对区隔，就会产生英国当局在交回谈判香港谈判中提出的所谓“主权换治权”。这一点我们务必要有清醒认识。下面还将分析，域外势力及香港本地某些势力所争、所闹者，也在于此。

正是由于“两制”的相对性，导致“两制”之下如何治理，如何划分治理权力，存在灰色地带。香港回归前，各利益相关方围绕《基本法》制定的磋商，实际上就是在具体治权上如何分割的博弈。

这个灰色地带，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予以确定（现在看司法权失手是一大失误）。但如何运作，在50年不变情况下某些利益集团如何利用形势，利用法律漏洞为自己服务，却难以逆料。例如，第23条虽然写在基本法上，却至今未能落地。

在“一国两制”政治体制中，主权属于中央，治权的大部属于特区政府。这种治理模式，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委托-代理模式”。经济领域的“委托-代理模式”，意味着财产权和经营权相对分离，财产所有者（股东）通过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经理班子负责企业运营。

这种经营模式下，经理班子有很大权力，但董事会可以通过考核业绩、人事任命、重要事宜批准、股权激励等手段，制约经理班子，甚至撤换。在这种经营模式下，存在着经理班子甚至总经理个人，为一己之私，做出不利股东利益决策的可能，存在着发生代理风险和提高交易成本的问题。

“一国两制”体制中，中央与特区政府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不过是“政治领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董事长）对香港特区政府（经理班子）授予大部分经营权，只保留了维护安全、驻军、外交的权力。仅有的这些权力，在行使上，还受到很大局限：基本法23条迟迟未能落地；香港政府也有某些开展国际活动的空间；驻军只能在特区政府请求时，才能出动。

这种权力分割，使主权拥有者在法律框架内有限的权力运用受到规制情况下，主动行动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一旦有事，主要看特区行政班子如何作为了。至于平时运作则完全委托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的构成，除基本公务员队伍外，政务领导及高层行政官员是依据基本法挑选出来的行政、技术、法律精英，这些人具备足够技术层面的知识和能力，但不是政治家。

毋庸讳言，中高层公务员中，某些人与海外某些势力，与香港大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身在曹营心在汉”。陈方安生就是其中的典型败类。在香港公务员队伍的中下层，还有相当一批拥护原港英当局的人。从这次动乱公务员队伍中内鬼频出、乱象不断，就可以得到证明。

特区政府在治港理念上，不折不扣地继承了原港英当局的“积极不干预”理念，也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念。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原特首曾荫权在香港政府入市干预股市，击败索罗斯后，反而痛心疾首地放声大哭的情景。

原港英当局，在试图“以主权换治权”失败后，进行了一系列运作：修改法律、扩大议会权力、推动所谓“民主”；削弱政府行政权力和权威；授予相当一部分人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隐蔽某些谋略机构；培植英国代理人；在文化界和教育界巩固和占领反华阵地等等。通过这一系列布置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为后来屡次挑战中央政府埋下了伏笔。

香港回归后，香港的大部分治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运作的。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不折不扣地落实了“一国两制”，并在香港需要时出手相助。但特区政府“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方式及资本主义体制，导致隐患丛生。这次动乱就显示了各方面长期不作为、治理失败的恶果。

香港底层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看不到未来，具体地说就是对走出“笼屋”失去信心，是这次动乱的重要原因。香港不缺土地，建筑“经济适用房”却难于上青天。董特首、梁特首的规划，形同废纸。房地产财团在香港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最奇葩的是，香港的公用事业，居然基本控制在“李嘉诚”们手中，等于财团垄断、掌控着旱涝保收的印钞机，随时榨取香港百姓。

香港迄今为止运行的是近乎原始的资本主义。在欧洲，甚至美国，对公共事业运营、普通百姓基本福利，都在原始资本主义基础上做了较大修正。政府要做出努力，让百姓享受的福利从公平、正义角度起码过得去。财团如果有垄断行为，则有反垄断法伺候。这两天谷歌等网络巨头正面临着美国国会的审视。

香港的财团运作，则似乎完全用不着担心反垄断。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认真履行。贫富差距拉大，正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从香港几大财团集聚之烈、百姓寻找立锥之地之难，可以看出经济治理之失败。

此次动乱，没有好好上学、错别字连篇的“废青”冲上街头；大学成为“港独”势力集聚之渊薮，港独学生冲击校长室，胁迫其他同学，为所欲为；通识课本上充斥港独谬论。可见教育治理之失败。

此次动乱，《苹果日报》等无耻报刊，煽动暴乱于前，支持暴徒于后，公然挑动港独，然而至今安然无恙。众多不良媒体，专门有倾向性地报道警察活动，完全无视暴徒为非作歹。某些所谓“记者”公然在记者会上问林郑特首“何时去死”。可见文化、新闻治理之失败。

此次动乱，暴徒横行街头、闹市、公共场所，一旦被警察执法抓捕，前脚进，后脚出，外籍法官立即放人。“汉奸”黄之锋两次被抓，竟然大摇大摆地逍遥法外，远赴欧美，摇尾乞怜，勾结欧美政客，制裁中国。这在全球范围，也是一大奇观。可见司法权根本不在中国人手中。司法权失控，等于法律有效性不复存在，警察执法，形同虚设。

此次动乱，某些外国机构、宗教组织，公然活动，指导颠覆特区政府。某些外国机构在港人员的编制，达到上千人。此为基本法23条迟迟难以落实之恶果。

从上面的分析看，今日香港之局面，既由内外恶势力勾结、策划、煽动，也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不力、治理能力弱、治理理念存在问题所致。

在上述治理背景下，我们再进一步分析香港某些势力的行为方式。从经济学视角看，任何行为方式的相对固化、交易的达成，都经过反复博弈。通过反复博弈，交易双方形成相对固定的达成交易的方式与认知。香港历次动乱中亦如此。

第23条立法，某些势力煽动民众上街，特区政府撤回立法动议；推行国民教育，某些势力煽动民众上街，特区政府撤回了；某些势力鼓吹“双普选”，实行“占中”，制造混乱的人毫发无损，维持秩序的警察被判入狱；此次动乱，特区政府撤回对“逃犯条例”的修改，动乱分子变本加厉，不仅借此公然鼓吹港独，甚至把暴乱升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从挑动动乱的高层分析，这些幕后势力操纵民众，屡屡得手，使他们测出了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的底线，所以一旦有对他们不利的行动，动辄煽动民众，已成惯用手段，并日益熟练。

回顾历次动乱，这些势力每次都把暴力向前推进，逐步演变成今天的态势。此次动乱实际上已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反修例）。看到中央政府的“底牌”后，他们可能想见好就收，所以才有“宽容年轻人犯错误”的惺惺作态。那些能够上台面的年轻头目，基本上也达成了个人目标，由“废青”，转变为西方著名学府的学生。底层“废青”走向如何呢？

底层“废青”同样有自己的总结。一来本身就没有工作，或正经工作薪水甚低，上街一天，所获颇丰；二来上街使用暴力，不担心警察反击，香港警察小心翼翼地证明自身是全世界最文明执法的队伍，也正因为如此，暴徒无需恐惧，即便进了警察局，还有一大帮热心法官施以援手；三来自己的行为仿佛可以使灰色人生有了亮点，自己在团伙中，在某些势力关照下，收获毒品、女色（香港媒体报道）。即便打爆眼睛，也会收获巨资。

总结以上分析，当参与暴乱成为有收益、没损失、成本甚低的活动，当暴徒成为一种职业，“废青”没有理由不上街折腾。如果继续有人给他们发工资，他们不会自愿“下岗”。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有样学样，暴徒还可能增加，只要幕后老板愿意继续开工资。

据中新社香港9月23日电，香港警方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过去周末暴徒的暴力全面升级，袭击警员及殴打市民常态化。自6月极端暴力违法事件发生以来，截至22日共有1556人被拘。注意，“袭击警员及殴打市民常态化”，这种状况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当暴徒成为职业。

长此以往，如果特区政府和香港民众真能忍耐，暴徒上街将成为日常“行为艺术”，但对香港旅游业并无促进。

香港动乱至今，已过了伟人说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阶段，多数人感觉上街是一场噩梦。但是，领工资的暴徒不这么想，幕后老板不这么想。他们不敢公然成立港独政府，但通过肆无忌惮地架空、无视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治权，实际达成港独，或许是他们的妄想。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汽车人》立场。

编辑：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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