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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络
过去十几周，全国猪肉价格进入快速拉升模式，一举打破了尘封三年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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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全国各地的猪肉价格（如无特殊标注，下文均为批发价）还徘徊在10元/公斤左右，如今很多地方已逼近甚至突破30元/公斤大关。
来自中国养猪网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3日，广东是全国猪肉价格最高的省份，价格为30.23元/公斤。
四川雅安则以32.00元/公斤的价格，登顶全国猪肉价格最高的城市。
这是9月3日上午的全国猪价图（图上颜色越深，代表猪肉价格越高）：
如果还嫌不够刺激，来看看近一年来，全国猪肉价格的走势图。
事实上，今年年初，全国猪肉价格还处在近三年来的历史低位，而后却一路飙升，甚至打破了2016年的历史极值。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猪肉一直是核心主角，猪肉价格的涨跌总是牵动着千万中国家庭的心。
好消息是，中国人已成功解决了14亿人吃猪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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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9000年前，第一批家猪在河南、广西等地被驯化出来后，猪就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挚爱。
2018年，全球一共生产猪肉1.13亿吨，中国人吃掉了其中的5595万吨。换句话说，中国以不到1/5的人口，消耗了全球近一半的猪肉。
国外有人对全球各国的猪肉消费量做过一个统计，感受一下：
忽视横坐标，就看这长条，惊不惊喜？腻不腻害？这还不是中国人最巅峰的实力。
2014年，中国人曾创纪录地吃掉5719万吨猪肉。那之后，虽然小幅跌落，依旧是全球无敌。
这还是在鸡鸭牛羊肉消费量不断攀升，猪肉占比连续多年下滑之后的结果。
英国BBC曾“穷尽”世界粮农组织（FAO）、美国农业部和路透社的资料，绘制了一张令美国人崩溃的图。
过去二十年，美国人平均每年吃掉1亿头猪，几乎没有增长。
而中国人每年吃掉的猪，则从4亿头增至7.35亿头。令人震撼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增长的绝对量。
如果从上世纪60年代算起，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猪肉消费量更是增长了15倍之多。
这背后，是中国人均猪肉消费量的突飞猛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从70年代人均不到10千克，仰视美国人，到90年代后期，首次赶上对方的步伐，并一骑绝尘而去。
中国人一举摆脱了过去那个猪肉限量供应、买肉凭票的年代，创造了一个不小的世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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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外国人说，一旦中国的猪肉出现供给短缺，整个世界也帮不了中国。
与吓人的消费量相比，中国人生产猪肉的能力也首屈一指。
在2018年全球1.13亿吨猪肉中，中国人生产了其中的5404万吨，是整个欧盟的两倍，更是美国的4倍。
即便在非洲猪瘟肆虐的2018年，猪肉进口也仅为119.28万吨，在5595万吨的总消费量中占比不到2.2%，几乎可以忽略。
从产区来看，华中三省——河南、湖北、湖南，是全国绝对的养猪主力军，2018年生猪出栏量达1.67亿头，占全国的28.78%。
华东以七省市之力，位居次席，总出栏量1.44亿头。西南、华南分列三、四名。
单以省论，四川则是龙头，2018年生猪出栏量6638.3万头，几乎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河南以6402万头位居次席，湖南次之。
从2016年的一张图，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全国各省的养猪实力。
在网易味央发布的《2018国人猪肉消费趋势报告》中，川、渝两地雄踞全国人均猪肉消费五强的头两名，是新疆地区的近9倍。
四川人是如此爱吃猪肉，以至贵为全国养猪之冠，2018年依旧不得不从临近的湖北、湖南两省调入。
此外，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也是猪肉消费的主力军。从下面这张全国各省猪肉调出量分布图中，可以一窥全貌。
过去数十年，四川、河南、广东这三个全国养猪大省孕育出了新希望、牧原、温氏这样的生猪养殖巨头。
2018年，仅广东温氏的生猪出栏量就超过2000万头，位居全球第二。
排名第一的美国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 Foods），也在2013年被河南双汇收购。而河南人除了双汇，还有牧原、雏鹰。
这些大型的生猪养殖企业，单个养猪场的年出栏量动辄数十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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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江汉平原的湖北省钟祥市旧口镇，广袤的良田中，坐落了一排排整齐的猪舍。从进场大门口到对面围墙，直线距离3.7公里。
这是全球单体养殖规模最大的养猪场之一，由牧原集团投资兴建，年出栏量40万头。
令人惊讶的是，如此规模庞大的养猪场，却只有20多名管理员。育肥阶段，每个饲养员可同时喂养1万头猪。
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对猪肉的惊人胃口，这里的养猪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平地建厂，而开始向天空要土地。
亚计山地处广西贵港市，山上道路狭窄，丛林密布，看上去并不适合养猪。
从2017年开始，扬翔公司在这里建起了一栋栋高楼，让4000万年来一直在泥里打滚的“二师兄”搬进了“豪华宾馆”。
这些高楼多为7层，还有一栋在建的高达13层，全球罕见。
猪场采用分层独立饲养的模式，每一层可养1000头猪。
这样的养殖模式不但节约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也更加清洁、安全，在人多地少的中国，显得尤为可贵。
大型养殖场虽好，但在整个中国的生猪产出中，它们还是占比太少。
2018年，以温氏、牧原、正邦、雏鹰、新希望等为代表的大型养殖集团，在全国生猪出栏量中的占比仅为7.31%。
大部分的生猪，目前还是靠年出栏量1万头以下，甚至是500头以下的中小型养殖场、个体养殖户提供。
反观美国，前五大养猪巨头占比超过30%，最大的史密斯菲尔德，一家独占18%。
这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滋生了中国猪肉市场的一个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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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1岁的四川知青刘永好，在左邻右舍鄙夷的目光中，和兄弟几人养起了鹌鹑。
一年后，比他年长15岁的温北英，在千里之外的广东省新兴县办理了停薪留职，联合7户人家，开始了养鸡生涯。
最终，他们以家禽为起点，成就了新希望和温氏两大生猪养殖企业。
比他们晚十年创业的河南人秦英林，则一上来便以22头猪起家，用20年时间打造出全国第二大的养猪企业——牧原股份。
无论刘永好、温北英，还是秦英林，他们一开始的起点，都是小规模养殖场，甚至是个体养殖户。
而这个群体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宰了中国的猪肉市场。
2001年以前，年出栏500头以下的小型养殖场和个体户，贡献了全国90%以上的猪肉。时至今日，依旧占据半壁江山。
在中国，80年代甚至更早年代出生的人，都有这样的农村记忆。
以家庭为单位，后院当猪舍，泔水为猪食，数千万人搞起了个体经营。
最高峰时，这种年出栏50头以下的个体养殖户，在全国多达浩浩荡荡的4800万户，他们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由于泔水喂食，粪便堆积，整个猪圈恶臭熏天，苍蝇满天飞，不但污染了环境，还极易滋生各种病菌。
更重要的是，个体养殖户由于信息劣势，极易跟风，在猪肉高价时补栏，低价时淘汰，客观上助长了价格的大起大落。
过去数十年，这种周而复始的过山车行情，曾令许多中国家庭手足无措。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组建更多的大中型集约化养殖场才是出路。
也因此，从2017年开始，国家对农村小型养猪场进行引导，搬迁、关闭了部分处于饮用水源、居民聚居区附近的养猪场。
搬迁的重点之一，是从水网密集的南方，迁往土地辽阔、盛产玉米的东北，也就是“南猪北养”。
这场起源于非洲，后传入国内，并席卷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疫情，虽然不传染人类，对生猪却是致命性的。
截至目前，全国100多万头生猪被扑杀，在疫情被完全控制之前，这个数字还将不断增长。
整顿小型养殖场，与非洲猪瘟不期而遇，两者叠加在一起，对全国的猪肉供给产生了较大影响。
根据芝华数据、申万宏源等机构的测算，2019年全国生猪缺口或在1亿头以上。
供给大幅减少，再加上因为疫情，部分地区禁止跨省调运，最终导致今年五月份以后，全国猪肉价格的大幅飙升。
这是中国养猪产业迈向规模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一次特殊的洗礼。
形势突然变得严峻，各方也紧张行动起来。
2006年，一场致命的PRRS（猪蓝耳病）爆发后，中国政府建起了猪肉战略储备。几天前，农业农村部表示，将适时投放中央储备猪肉和牛羊肉，增加市场供应。
各地也纷纷推出了猪肉补贴政策，肉票又回到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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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些老年人又找回了童年。
一些地方过激的禁养、限养行为，也正得到国务院的纠偏。
所以，面对猪肉涨价，同学们不用太过慌张。
往大了说，这是中国养猪产业迈向规模化、工业化的又一次特殊的洗礼，风雨过后是彩虹，洗礼过后，猪肉的行情与价格必然理性回归，更健康且可持续。
往小了说，这也不是不可以避免与克服的问题。
比如，实在觉得猪肉贵吃不起的朋友，不妨先用牛羊鱼肉，或者海鲜什么的将就一下。
等到猪肉价格回落后，依旧可以为全球吃猪第一大国贡献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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