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任电力部长前曾遭人联名给中央写信反对
李鹏（后排左五）和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同学在莫斯科郊区休养所的合影。图片来源《李鹏回忆录（1928-1983）》
1965年2月15日，东北电管局调度局全体同志欢送李鹏（前排右九）和朱琳（前排右八）到阜新发电厂工作。 图片来源《李鹏回忆录（1928-1983）》
1979年10月，新中国成立30周年，电力工业部领导与全国先进企业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合影（李鹏位于前排左二）。 图片来源《李鹏回忆录（1928-1983）》
“高峡出平湖”由梦想变成了现实。
，三峡工程建设任务如期完成并连续经受了6年试验性蓄水检验。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委员会部署安排验收工作。
在最新出版的新书中，已退休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回忆起了自己的“三峡情缘”：选择水电专业缘于看到三峡要建水电站的消息。
据澎湃新闻了解，新书《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李鹏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
事实上，在1983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李鹏的求学、工作经历都与电力尤其是水电紧密相关。
求学：从张家口到莫斯科，选择水电专业
上个世纪40年代抗战后期，美国曾派出一位名为萨凡奇的水电建设工程师到中国宜昌，考察三峡水电站的坝址，一时在中国，炒得很热。
这则消息也传到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当时，李鹏正在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在《晋察冀日报》上看到了三峡要建水电站的消息。
1946年，18岁的青年李鹏从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选择到张家口电业局工作。
“这是很偶然的，也是盲目的，但毕竟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多年后，李鹏在回忆录中评价当时的决定。
两年后，1948年，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后的需要，中共中央派了21名青年前往苏联留学，任弼时建议他们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
临行前，中共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叮嘱他们，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你们到苏联以后不要谈恋爱，既不要和中国同学谈恋爱，更不允许和苏联同学谈恋爱。”
抵达苏联后，在伊万诺沃动力学院短期学习后，李鹏转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
按照其回忆录的描述，李鹏当时选择水电专业的原因有三条：第一，列宁曾经说过，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可见电力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第二，苏联有一座苏联人民引以为豪的水电站，叫第聂伯水电站；第三，就是在张家口期间，看到了三峡要建水电站的消息。
1954年底，以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波为首的中国电力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此时，李鹏已经毕业，在代表团访苏期间，和几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帮忙做些工作。
李鹏和刘澜波经常住在一个单间里，在重要会见时，还担任刘的翻译。两人很投缘，刘澜波经常回忆在延安的事情和他的个人经历，而李鹏也讲述了自己的家庭和在延安的情况。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李鹏和刘澜波成为忘年交。代表团回国时，大部分同志是坐火车，而刘澜波让李鹏和他一起坐飞机回国。回国后，刘澜波邀请李鹏住到他家，李鹏说，我住三姨家就可以了。当时，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担任燃料工业部人事司司长。
1955年3月8日，刘澜波约李鹏讨论他的工作问题，给了他两个选择：担任刘的秘书，或是直接到基层工作。
李鹏选择了后者。多年后，他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我愿意先到水电基层去工作，根据以往的经验，国外学生回国后，如果不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迟早是要碰钉子、犯教条主义的毛病。为了使我学的书本知识和生产实际有一个较好的集合，还是应该先到基层去工作。”
基层：曾被同事批身上有“骄、娇”二气
在做出下基层的选择后，李鹏赴东北度过了整整11年的时光。
其间，他结婚、生子，也辗转东北多地，涉足电力系统不同领域，并先后在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和火电厂担任见习厂长、副厂长、厂长。
李鹏基层工作的第一站，是吉林的丰满发电厂。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丰满发电厂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担负着向全东北供电的任务。
1955年3月23日，李鹏接到通知，被派往丰满发电厂担任见习厂长。这个安排，让李鹏出乎预料。
在见习期间，同事们对他反映不错，厂长李旭对他的评价是：“你来的这几个月，大家对你的反映不错，因为你没有留学生的架子，能够和工人与技术人员打成一片，在技术上也很有前途。”
李旭还说：“我看在丰满的干部中，你是最有前途的。”
在经过不到9个月的见习期后，1955年12月10日，李鹏被任命为丰满发电厂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倾运动中，李鹏也遭遇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1957年，毛泽东提倡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丰满电厂也开始了整风运动，此时，李鹏已经是副厂长。作为厂内的领导之一，有一些人对他提出意见。主要有“骄、娇”二气。
说李鹏“骄气”的主要是党委和行政部门，他们认为李鹏对厂长杨裕进尊重不够。具体两件事：第一，场内一些生产商的重大事项不向党委请示，不向厂长汇报，自己就做了决定。第二，关于接待一些外来丰满参观的客人的问题。
多年后，李鹏在回忆录里对这件事作出了详细的解释。
他说，其实在里吉林市接待处打电话安排任务时，在没有指定接待人的情况下，他都是向厂长、党委报告的。但有些情况下，比如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来考察工作时，一般是中央警卫局专用机送到吉林市。整个接待工作由吉林市亲自安排，接待制度很严格。因为这些首长在延安时期都很熟悉李鹏，所以就打电话指定要李鹏接待，其他厂领导不必参加，所以，有几次李鹏就没有向厂长和党委汇报。
至于说李鹏“娇气”，主要是因为他从江东到江西上班坐吉普车多了一些。有时候，他晚上看书、看学习资料，睡得很晚，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床，为了赶时间就选择坐汽车上班。
刚来丰满电厂时，李鹏是单身，手头相对比较富裕，穿衣服和其他人相比，比较讲究些。他的中山装是咔叽布的，比较整齐，参加对外活动，还会穿一身蓝色华达呢的中山装。有同志反映李鹏和别的同志穿着差别比较大，但当时这些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作为副厂长，他分配到一个30平米的房间，在宿舍里准备了一些点心、零食、葡萄酒之类的东西，留着睡觉之前用一点。在李鹏看来，“这也是无可非议的”。有时，他会请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到宿舍来，也请他们用一点。
李鹏本以为这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表现，但整风的时候他们反而说李鹏的宿舍像宾馆。这让李鹏很“委屈”，“我请他们来宿舍做客，热情招待他们，他们还给我提意见。”
在回忆录中，李鹏分析，这些骄傲自满情绪的根源是因为自己是革命烈士后代，从小在延安长大，又到苏联学习。在电厂工作后，有一定成绩，所以产生自满的情绪，对党委和厂长尊重不够。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李鹏被批评执行“三面红旗”不力，差一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李鹏在回忆录中写道，罗列的还是那几件事：一是说“大炼钢铁”时，李鹏说过“得不偿失”的话；二是发电厂造发电机本是由李鹏负责，但他消极对待，只制造出小型的发电机；还有，就是“大炼钢铁”时，李鹏不执行厂长的决定，不让拆丰满发电设备的电动机用到小高炉上去，和厂长对着干。
对此，李鹏作了两次检查，在丰满电厂给吉林市委的报告中，称他“检讨尚好，免予处分”。
1960年8月中旬，李鹏去青岛看望母亲时说，表达想换个工作环境。他说，在丰满工作近6年，对丰满发电厂的生产、基建、运行、水库调度工作都熟悉了，应该换个工作岗位，不想继续在丰满工作下去了。
离开青岛回到丰满后不久，他接到上级通知，调到辽吉电管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次年，又被任命为东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
1965年，37岁的李鹏被任命为阜新发电厂厂长。东北电管局局长李平对他解释，任命原因有两点：在“四清”运动期间，李鹏一直接管阜新发电厂的生产技术工作，接任厂长，可以保持连续性；其次，是为了对他进行锻炼培养。
李平还对李鹏说，这也是刘澜波和水电部的意思，认为他留学归来后，在丰满水电厂工作了几年，有了管理水电厂的经验，在东北电管局又工作了几年，有了管理电网的经验，但还缺乏管理火力发电厂的实践经验。担任阜新发电厂的厂长，就可以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在阜新发电厂，李鹏呆了两年，在李鹏的电力生涯中却是重要的一页。
这是他在东北基层的最后一站，自此，电力系统中的水电、电网、火电三个领域，李鹏均有管理经验。
回京：敢停国家计委宿舍的电
1966年，李鹏迎来了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东北调回北京，任北京供电局代理书记。
此时，正值“四清”运动之后，原来的北京供电局的书记、局长和几位副局长都在中发现有问题，在隔离审查。
时任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对李鹏解释：“之所以调你到北京供电局，一方面是那里缺干部，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你得到全面的锻炼，因为你还没在供电部门工作过。”刘还说：“调你来北京供电局工作是经过周恩来总理同意的。”
在宣布李鹏任命的当天，刘澜波请李鹏去家中吃晚饭，又详细介绍了李鹏到北京供电局工作的经过。
刘澜波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很担心，估计北京要乱一阵子。周恩来特别担心供电、供水、煤气、交通出现问题，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他首先提出要刘澜波向北京供电局派出一位得力的干部。
刘澜波推荐了李鹏。周恩来听了之后担心李鹏是否太过年轻，就问刘澜波：“他太年轻了，行吗？”
刘澜波说，李鹏在东北工作11年，表现很好，现在38岁了，已到中年，而且是东北选拔的后备干部。
周恩来听了以后，说“他都38岁了，我们这些人是老了”，当即批准。
李鹏到任后，在当时供电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北京还发生过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天晚上，国家计委的宿舍突然停了电，机关员工很不满意，说北京电力局有意给国家计委施加压力，停电就是为了促使计委批准建设电厂的项目。
这个状就告到了计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袁宝华哪里。袁宝华打电话给李鹏问，为什么要停计委宿舍的电。李鹏回答说，调度员是按照规定的拉闸顺位拉闸的，这回计委宿舍停电也是按照顺位执行的。通过这件事，计委的同志也对京津唐电网缺电的紧张局面有所了解。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3年8月21日凌晨，周总理坐车经过的一条道路上路灯停电了。周总理到了人民大会堂后，立即召集北京市的万里同志和市电力局、公用局、建设局等负责人开会查明原因。
各局负责人到达后，周总理发现李鹏不在，就问万里，李鹏怎么没来。万里说李鹏到唐山检查电厂去了，不在北京。北京电力局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张桂楠向周总理介绍了电网缺电的情况。
周总理听完后说，没想到北京缺电竟然这样严重，又说一定要保证首都用电，要求把首都电网建设成为安全稳定的电网。
随着全国政治形势逐步宽松，京津唐电网出现电力供应紧张。李鹏牵头，新建了唐山陡河电厂，扩建了北京高井电厂。
扩建高井电厂时，李鹏与干部、工人同吃同劳动，三天三夜坚守在工地。到了第四天，也就是1974年10月4日的中午，李鹏准备回家休息一下，他顺着宣武门大街从西往东骑行，满脑子还沉浸在投产的喜悦治中。快到宣武门时，突然对面驶来一辆大汽车，李鹏躲避不及，被大卡车撞翻在地。以后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宣武医院的病床上，妻子朱琳就在身边。医生告诉李鹏，他伤得不轻，右肩的锁骨骨折，左侧四根肋骨受伤，脑震荡较重。
在家休养的2个月时间里，李鹏为了让受伤的锁骨恢复得更好，必须做一些双肩的运动，或是力所能及的家务等，最后全家人决定做一对沙发。沙发做好了，李鹏的右肩锁骨确实恢复得较好，收获不小。
在李鹏休息到当年12月中旬时，接到水电部副部长杜星垣的电话。他说：“张桂楠同志因为胃出血已经住院，希望李鹏尽快回到北京电力局主持工作。”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区发生了大地震。李鹏从熟睡中醒来，叫醒妻儿后他赶到电网调度所检查电网情况。
李鹏在电话中问唐山市委毕新文副书记：“唐山的情况怎么样了？”毕新文以嘶哑的声音回答道：“李鹏同志，唐山平了，都完了。”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这时，李鹏和张桂楠商量，决定立刻成立唐山电力抢修队，李鹏担任指挥部总指挥。出发时，张桂楠紧紧地握住李鹏的手，祝他一路平安，还掉下了眼泪，好像李鹏要上战场似的，大有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由于北京供电抢修队的努力，修通了由玉田到唐山贾庵子的输电线路，只要一合闸，电就从北京送到唐山了。关键是，下令合闸是有风险的。成败在此一举，李鹏果断地下了合闸的命令。一瞬间，贾庵子变电站接通了来自北京的电源，为唐山地区各个供电所恢复供电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地震一周后，妻子朱琳作为北京热电厂机关工会主席，代表北京热电厂工会去唐山慰问，看望结束之后，她到贾庵子指挥所看望李鹏。
朱琳发现李鹏正在抽烟，桌子上还放了几瓶酒，大为不满，就责备秘书薛正军和司机刘继宗：“李鹏同志好不容易把烟戒了20多年了，你们为什么让他抽烟。”接着，她就把几包香烟都没收了。
薛正军解释说：“李鹏为了恢复供电，常常连续数夜不睡觉，有时一边听汇报，一边打瞌睡。我们不得已才给他点支香烟，给他提提神，让他继续工作。”
1979年10月，新中国成立30周年，电力工业部领导与全国先进企业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合影(李鹏位于前排左二)。 图片来源 《李鹏回忆录(1928-1983)》
1979年2月，中央决定撤销水利电力部，分别成立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刘澜波任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1979年4月7日，李鹏接到通知，被任命为电力工业部副部长。
破格：52岁起任电力工业部部长
1980年1月10日，经过一年的筹备，华北电管局成立大会顺利召开，中央批准李鹏兼任党组书记。
1980年6月22日，贵州乌江渡水电厂发生了水淹厂房的事故。贵州省对乌江渡水电厂水淹厂房事故的处理有意见。李鹏先后向电力部副部长李代耕、秘书长杜星垣提出要亲自到乌江渡水电厂现场处理事故。
这个建议得到刘澜波部长的同意，他说：“让李鹏去锻炼一下也好，如果处理起来确有困难，再派老同志去好了。”
12月12日，李鹏在乌江渡水电厂工地召开的事故调查会议上做了总结，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与原先贵州省水利学会的事故调查报告也是相同的。
在贵州考察期间，李鹏还对猫跳水河水电厂和清镇火电厂进行了考察。为筹备成立西南电管局，李鹏接着赶往昆明、成都。
同年12月下旬，李鹏在成都召开西南电管局筹备小组会议，四川省电力局、贵州省电力局、云南省电力局经请示省委同意后，一致同意成立西南电管局。
回京后，李鹏向电力部党组汇报了乌江渡水电厂事故处理结果和筹备成立西南电管局的情况。
这些成果出乎李代耕副部长和其他党组成员的预料，也证明了年轻干部经过努力也可以办成重要的事，他们对李鹏的工作能力给予充分肯定。
1980年以后，全国电力生产单位发生不少事故，缺电局面严重。刘澜波在全国电业安全生产会议上说，电力部门的当务之急，是把那些40至50岁的，政治性强、懂业务、年富力强的同志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1981年3月2日，52岁的李鹏起任电力工业部部长。这一过程，也曾遇到一些曲折。
1980年12月31日下午，刘澜波部长邀李鹏到家里去。他首先说，中央已决定一批老同志任国务院顾问，他是其中之一。另外准备更换一批部长，电力部部长由李鹏担任。
在谈话中，李鹏向刘澜波再三说明，电力部许多老同志都是他的老上级，自己资历浅，难孚众望，不能胜任，请他把自己的想法转告中央。
1981年2月14日下午，李鹏再一次到刘澜波处。刘澜波说，电力部人事情况有变化。电力部有几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不同意李鹏当部长，理由是李鹏太年轻，虽然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对象，但马上当部长在部里难以服众。刘澜波还说，有同志反映说1975年“四五运动”时，北京电管局也有民兵参加，还在水电部介绍过经验。
李鹏当时想，自己上不上也没有什么关系，但这种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李鹏在回忆录中说，1976年4月5日前后，他和朱琳几乎天天都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
不久之后，这件事查清了。据北京电热厂厂长李振奇说，在“四五运动”中，他们是受朝阳区民兵组织者的委派，带热电厂民兵去天安门的，是作为预备队去维持秩序的。
2月19日晚，刘澜波给李鹏打电话说，中央已经决定李鹏担任部长。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议题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李鹏参加了这次会议。
陈云在会议上说：“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才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
1982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机构精简问题。
1月16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中央对水利和电力两部合并已经做出决定，没有讨论余地，而且要把两部的合并作为试点，希望能做出表率。
2月6日，盖子终于揭开了。当天上午9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约钱正英、王林和李鹏三人到中南海，去他的办公室。万里说，中央决定，由于历史条件，钱正英又是女同志，所以由她当水利电力部部长、李鹏当第一副部长。
李鹏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考验我的一天，我的心情是平静的。
1982年7月23日，李鹏(右五)随胡耀邦考察元宝山发电厂。 图片来源 《李鹏回忆录(1928-1983)》
1982年，李鹏随胡耀邦同志先后考察了内蒙古昭乌达盟和四川、江西、福建等地，向胡耀邦重点介绍了水力发电的特点。1982年11月，李鹏率团赴法国、英国和芬兰，重点考察了三国核电站的建设情况。
1983年6月20日下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万里、姚依林、李鹏和田纪云为副总理。
从此，他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书：电力企业老总悉数出席座谈会
31年后，已经退休的李鹏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自己人生的前55年，与电有关的篇章俯拾可见。
2014年7月3日，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赠书仪式暨读者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在座谈会上，丰满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北京市电力公司、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等李鹏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获赠该书。
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原电力部部长史大祯，原水电部副部长、原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姚振炎，原水电部副部长、原中电联理事长张凤祥，原中电联理事长张绍贤等老同志参加会议。
此外，中国电力系统的几乎全部企业都派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这些企业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本文参考《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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