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家华的汽车往事
帮宁工作室 2025-02-26 12:00: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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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16日23时42分，99岁的邹家华走完了一生。
他有很多标签。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他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国防工业战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众所周知，他是我国杰出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长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的女婿。
1926年10月，邹家华出生于上海，他18岁参军，开始革命生涯。1948-1955年，他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补习俄文，后在苏联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学习，期间结识了后来的夫人叶楚梅。回国后，他投身工业建设一线，在沈阳第二机床厂（中捷人民友谊厂），从一名普通工艺师做到厂长。
1964年11月，邹家华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机床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中，被下放劳动。自1973年起，他先后在国务院国防工业、国家科工委、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机械电子工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担任主要职务。
1991年4月，邹家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3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休。
他参与推动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主持编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据时任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徐秉金记录，邹家华主持会议，听取何光远关于机电工业八五规划及十年设想的汇报时，称其汇报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提出了今后机电工业发展的方针任务和目标”，并重点强调了两方面问题。
邹家华提出，机械工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水平和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基础工业的基础。而在治理整顿期间，机械工业和其它行业一样，都有压缩调整的任务，但机械工业压缩和调整的是那些落后、长线的产品，而就整体装备水平的提高来说是非保不可的产业，而且要优先给予重点发展，还要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邹家华说，由于机械工业涉及行业多，品种规格更多，要想列为重点的也多，重点太多了又力不从心，规划的难度大。因此，要抓住主要矛盾，找出最薄弱的环节，确定有限而能够实现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机械工业中的基础机械、基础件、基础工艺（统称为”三基”），八五期间非抓不可，而且必须要抓出实效来。
1991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通过八五计划纲要。纲要明确提出：“汽车制造工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应当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促使其健康发展。”
1986年是七五规划实施第一年，但拿来发展轿车工业的资金只有二三十亿元，距实际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邹家华提出，要集中财力、物力及技术力量，统一规划、合理分工。（走）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道路，按照经济规模，采取技术引进、合资办厂等不同模式，建立独立自主的轿车工业体系，零部件工业和相关工业同步发展，加速实现引进技术的国产化。
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邹家华批示，国家计委牵头制定《关于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发展战略》）。为此，徐秉金组织工业综合二司汽车处深入调研，前后6次易稿，广泛征求意见，经国务院常务会讨论通过，于1989年底正式出台。
《发展战略》为中国轿车工业制定了发展蓝图和具体规划。之后，中国“三大三小（“三大”指一汽、二汽、上汽；“三小”指北京吉普、广州标致和天津夏利）汽车项目布局，均按照此执行。
八五期间，中国“三大三小”汽车项目整体规划80亿元，但国家国预算只有30亿元，这笔钱拿来投一个汽车厂都显得捉襟见肘。怎么办？国务院召开两次总理办公会，也没能协调下来。会后，邹家华专门找到徐秉金，要求其在一周之内拿出方案。徐秉金带着汽车处的陈建国、陈斌等人，经过反复测算，拿出“关于八五期间我国轿车工业发展的调整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对已确定的“三大三小”项目要区别情况，量力而行，不能齐头并进。“三大三小”中，要优先考虑“三大”的发展，“三大”要确保一汽、二汽。
邹家华在“意见”上批示：一汽、二汽合资要错开投资高峰，两个汽车厂的建设都要上，但要分步实施，确保重点。国家计委将“意见”最终调整为：根据国家的财力和一汽、二汽现有条件，八五期间，一汽项目先起步，1991年开工，1994年建成；二汽项目八五期间做好前期准备，1994年开工，九五期间建成。
此调整报告上报国务院，经邹家华、李鹏批示，确定实施。
1990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一汽15万辆轿车合资项目可行性报告。同年11月20日，一汽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15万辆轿车合资项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
1992年5月18日，二汽与法国雪铁龙轿车合资项目神龙汽车有限公司（DONGFENG-CITROEN AUTOMOBILE COMPANY, LTD.）成立。
邹家华两次为东风公司题词。一次是在1991年，为二汽成立十周年题写“求实创新展宏图”。另一次是在1999年，为东风汽车公司建厂30年题写“艰苦奋斗 建业图强 创新前进”。
二汽轿车项目选址由邹家华拍板。1988年7月6日，他在京西宾馆主持会议，研究二汽30万辆轿车的车型、国外合作对象的选择和厂址定点问题。
3天后，邹家华再次召开会议，专门就二汽轿车厂址问题，听取湖北襄樊、武汉，江苏镇江，湖南岳阳等城市主要负责人的意见，这是从全国推荐的29个厂址中，挑选出来的4个备选城市。
邹家华说，总体上看，这4个地点做厂址都具备基本条件，关键是哪个方案更有利，建设投资最节省，生产经营的成本最低。还有，国家把这个项目交给了二汽，这个条件也要考虑。有关厂址的会议不要再召开了，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汇集起来向国务院报告。
1988年9月5日，国家计委给二汽下发通知：“我委《关于二汽轿车厂址意见报告》业经国务院批准，请遵照执行。”
至此，二汽30万辆轿车的厂址确定：轿车项目选址在武汉，发动机项目选址在襄樊。
1993年11月5日，邹家华和李岚清听取湖北省关于支持东风汽车公司建设百万辆级汽车集团的汇报。
邹家华在总结发言时说，我们国家汽车工业的发展要重点支持一汽、二汽。至于80万辆、100万辆，还是150万辆，还有市场问题，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规模大，成本下来，品种上去，只有用经济办法才能解决散乱问题。要支持大集团发展……二汽要走向大型集团发展的道路，至于大到什么程度，要看市场，百万辆应该是个规模的概念。
他还谈到，现在轿车量不大，轿车进入家庭后才能大起来，考虑市场，作市场调查。现在桑塔纳、奥迪都疲软，但夏利、奥拓不疲软，什么原因，便宜！富康车只能是出租车、公务用车，现在还进入不了家庭，因此要考虑选什么车型、什么时候进入家庭，三五年后市场有什么变化，轿车可否陆续进入家庭。说到底，要从市场出发来研究多大规模。
1992年8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致信邹家华，他从产能、环保、国际形势、技术可行性与现有技术基础等方面分析，提出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认为：“中国有能力跳过一个台阶，直接进入汽车的新时代！”
约10天后，邹家华很快复信，对钱学森的建议高度评价，表示已责成国家计委科技司具体研究处理其建议。对于电动汽车发展，结合我国国情，已制定“电动汽车研究计划”，并在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中，安排了“电动汽车关键技术研究”攻关项目，计划八五期间投资1500万元，重点用于电动汽车的研制开发。
2003年3月，邹家华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一直心系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2013年，他在有关单位报送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建议”上，签批“请马凯、汪洋副总理阅示”。
次年9月，社会热议汽车强国之路，邹家华也甚为关心，他在“强国之路突破口——关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建议”报告上，签批“请马凯副总理参阅”“文字稍长一点，还有一些内容，供参考”。马凯随后批示“请苗圩、祖才同志阅研”。
“我深深地怀念他。他是鞠躬尽瘁为国家、勤勤恳恳为人民的好领导。”广东省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对帮宁工作室表示。他还讲述了与邹家华在工作中的交集。在得知其逝世的消息后，厉有为写了一首诗以示怀念：
以下是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徐秉金（1939-2021）的工作笔记摘录，以及一汽原副总经理林敢为对邹家华的回忆片断。
本文部分资料得到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陈璟玥、一汽老同志张学东等人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邹家华主持会议，听取机电部部长何光远关于机电工业八五规划及十年设想的汇报。光远部长的汇报，客观、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今后机电工业发展的方针任务和目标。
（邹家华说）（何）部长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抓得紧，抓得严，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开展了广泛的省市级对话，又请专家进行了论证，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制定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划奠定了基础，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个问题是我多年来一直谈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机械工业部是国民经济的装备部。斯大林在50年前就说过，机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心脏。但在实际工作中，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位置是不相称的，简单地把机械工业看作是一般的加工业也是不全面的。
我认为，机械工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装备的重要任务。它不同于一般的加工业，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主导产业，它担负着为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提供重大装备的任务。机械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装备水平和技术进步。
很多工业发达国家都把机械工业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水平和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基础工业的基础。通过六五、七五的发展，机械工业从数量和速度上看，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但从素质和水平上看，差距还是相当突出的。如果在今后的五年、十年中，再不采取有力措施，改变现存的落后局面，技术的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装备还免不了要进口。
1985-1989年，我国累计进口机电产品用汇高达900亿美元，同期出口机电产品只有216.6亿美元，进出口逆差累计为683.5亿美元。这样大量进口，本身表明我国机电工业存在明显差距，也是国力难以承受的。
当前，机械工业存在“低”和“散”的问题。为了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就应把机械工业摆到一个相当的位置，使大家认识到，没有机械工业自身的迅速发展，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民族工业体系，就不可能用我们自己的装备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
长期以来，我们把能源、交通、原材料作为重点发展产业，这完全是正确的。但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机械装备，机械工业不先行，不适度超前，就不能为我们重点发展的产业提供先进可靠的装备，那么唯一的出路只好依靠进口。
另一方面，如果机械工业迟后发展，只能为重点发展产业提供低水平的供给。我国是一个大国，依靠进口设备，一是没那么多的外汇，二是也不大可能促进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又影响国内机械工业自身水平的提高。
因此，对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加深，不能把机械工业看成是一般的加工工业，成为压缩、调整的对象。
在治理整顿期间，机械工业和其它行业一样，都有压缩调整的任务，但就机械工业本身来说，压缩和调整的是那些落后、长线的产品，就整体装备水平的提高来说是非保不可的产业，而且要优先给予重点发展，还要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八五和今后十年，从满足需求来讲，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但由于我国是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形势下研究规划思路，我们的国力有限，百业俱兴，不可能齐头并进，更不可能通过过多地依赖增加投入量来扩大规模，而是应该通过依靠老厂改造，调整结构，提高素质和水平来增加有效供给。
由于机械工业行业多，品种规格更多，想要列为重点的也多，重点太多了又力不从心，规划的难度大。我想，抓住主要矛盾，找出最薄弱的环节，确定有限而能够实现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机械工业当中的基础机械、基础件、基础工艺（统称为“三基”），我认为八五期间非抓不可，而且必须要抓出实效来。
“三基”在整个机械行业里边是最薄弱的环节。多少年来，重机轻配套的想法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所提供的装备质量、寿命、安全及可靠性方面等问题，都是由于基础产品方面的原因。
据资料统计，一套炼油设备的传动系统，失效原因有69%出于密封，10%出于轴承，3%出于液压，3项合计占82%。近几年，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有较大增加，但质量问题较大，其中基础产品外观质量不好就占71.1%。
（19）88年对轴承、粉末冶金、液压件等3种产品进行质量抽查，合格率仅为63.4%，其中液压剪只有33%。铁路轴承国外时速为180-280公里，可靠性为99%，寿命为150-250万公里，而我国时速只有60-100公里，可靠度为90%，寿命只有50-80万公里。
从装备水平上看，差距也很大。如机床，我国的普通机床占拥有量的41%，而发达国家只占19.5%。数控机床方面，我国只占0.3%，而发达国家占5%以上。
这个差距在八五期间不解决，以后差距越拉越大。任何一种机械设备都离不开基础产品，但每一种基础产品的质量、寿命、可靠性，都直接影响主机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影响总体的装备水平。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类产品列为重点。何光远部长对此下了很大决心，我们尽力支持抓这个重点，也请大家这样做。
1987年8月12日，在北戴河，姚依林副总理主持，李鹏总理参加研究汽车工业发展的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汽车工业协调小组，组成人员是姚依林、邹家华、段君毅、周子健、陈祖涛等5人。
1987年11月13日，姚依林、邹家华主持召开汽车工业协调小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三大三小”汽车发展目标，“三大”是一汽、二汽、上汽；“三小”是北京吉普、广州标致、天津夏利。
1986年是七五规划的第一年，在国家发展经济的总预算中，拿来发展轿车工业和资金只有二三十亿（元），距实际还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邹家华提出，要集中财力、物力及技术力量统一规划、合理分工。（走）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道路，按照经济规模、采用引进技术、合资办厂等方式，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并提出零部件工业也要跟上，同步发展。
1988年8月23日，李鹏总理提出“整个小轿车发展战略应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讨论后作出决定”。
9月14日，邹家华批示：“请国家计委牵头，召集有关单位按照李鹏同志的批示提出‘小汽车发展战略’，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八五期间，我们对“三大三小”汽车项目规划了80亿（元），但当时国家预算只给30亿（元），连投一个汽车厂的钱都不够。行业部门胃口大，提出51.5万辆总规模，投资176亿元。这么大的数字，国家计委解决不了。
国务院两次召开总理办公会也没协调下来，邹家华副总理会后专门找到我，要求我们在一周之内拿个方案……经过几日几夜的反复测算，我们拿出“关于八五期间我国轿车发展的调整意见”。
“意见”指出：为了抑制发展趋势，根据当前我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的要求，对原方案进行了调整，行业部门提出的176亿（元）规模压缩50%为86.5亿（元）。为合理用好这个投资，对已确定的“三大三小”项目，要区别情况，量力而行，不能齐头并进；对已确定“三大三小”项目，要优先考虑“三大”的发展，“三大”要确保一汽、二汽。
一汽、二汽要根据现有的条件综合分析、比较，确定先后，错开投资高峰。在八五期间，一汽先起步，集中财力建成一个。二汽以出口导向为主，贷款尚未落实，应和一汽错开。八五做好前期准备，九五达成。
这份调整报告经国务院领导邹家华、李鹏批示同意，正式敲定下来。一汽的15万辆轿车合资项目于1990年2月正式批准，1990年1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签字。
邹家华同志是一汽上轿车最热情、最坚定的支持者。一汽上轿车的每一步，都倾注着他的心血和关怀；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来自他的教导和帮助。我们为他的逝世感到万分悲痛。
1987年6月19日，邹家华随李鹏总理来一汽考察。耿（昭杰）厂长汇报了一汽从3万辆中高级轿车起步，再建设一个15万辆轿车工业基地的设想，获得赞同。
1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一汽从三万辆先导厂入手建设十五万辆轿车生产基地的报告”，一汽开始启动3万辆先导厂的工作。
1988年5月，一汽和德国大众／奥迪公司签订引进奥迪100／200系列产品协议，并开始先导厂的建设工程。
6月，邹家华指示一汽“国家准备近两年将红旗轿车逐步替换国家领导现乘用车。对红旗轿车现存薄弱环节要做些改进，请尽快拿出几个方案。”同时指示，此项工作可和一汽正在进行的与德国大众公司技术引进奥迪100的工作结合起来。
这一指示，为日后奥迪轿车成为国家公务商务用车的主力车型打下基础。
8月，耿（昭杰）厂长率团首访德国大众公司，受到热烈欢迎，双方于8月24日签署“一汽与大众公司长期合作备忘录”。
备忘录中写明：“一汽与大众公司的第二阶段合作将从1990年开始，双方有意建立一个年产十五万辆能力的轿车厂，并建立合资公司。”
9月24日，耿（昭杰）厂长向邹家华汇报了访问情况。邹家华对一汽选择大众公司为长期合作伙伴，以高尔夫A3为基本车型，合资建设十五万辆轿车项目表示赞成，并指示现在可以开展前期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一汽于9月下旬成立“十五万辆轿车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小组”，开始前期准备工作。
1989年2月21日，邹家华召集会议听取一汽轿车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国家计委副主任郝建秀、机电部长何光远等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一汽15万辆轿车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已有一定深度，到需要深入进行并尽快完成可行性报告的时候，同意选择生产大众公司将于1991年投产的高尔夫A3，并同意合资建厂，可以进行可行性研究并提出报告。
1990年2月9日，国家计委批准可行性报告。在可行性研究的同时，一汽和大众还进行为期11个月的6轮商务谈判。双方于1990年1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合资合同签字仪式，邹家华出席签字仪式。
一汽-大众成立后，拉开了建设工程的大幕。资金短缺，尤其是外汇借贷，变得十分困难。在邹家华的关心下，由国家计委出面协调，中国银行组织国际银团贷款解决了这一困难。
1993年6月8日，由中国银行牵头的国际银团向一汽-大众提供4.2亿美元贷款款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当年国内最大一笔外汇贷款，确保了一汽-大众建设工程顺利进行。
技术转让和许可证生产的合作方式，难以继续生产奥迪公司的新产品，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一汽和奥迪公司都有意建立合资公司。
当年4月23日，国家计委下达“关于将一汽奥迪轿车从许可证生产扩大为合资经营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同意一汽和奥迪公司合资生产奥迪C／D级系列轿车。
1995年11月13日，在德国总理访华期间，一汽集团、大众汽车集团、奥迪公司签署将奥迪轿车纳入一汽-大众生产的合同。
1994年4月5日，在14万辆轿车建设的关键时刻，一汽召开15万辆轿车工程决战誓大会，邹家华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给一汽带来了鼓舞，带来了信心，带来了支持。
到1996年底，一汽3万辆先导厂共生产12万辆奥迪轿车，基本满足国内公务商务用车的需求。挡住进口，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同时实现了90％以上的国产化率，成为真正具有自主产权的民族品牌红旗CA7220，实现了一汽人“红旗不倒”的愿望，也完成了邹家华的指示。
1997年8月19日，邹家华在一汽-大众十五万辆轿车建设项目国家验收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在十五万辆轿车工程项目建设中，一汽和一汽-大众向党和国家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为我国有一汽这样的企业而感到骄傲。”
1999年9月6日，一汽-大众生产的奥迪C5中国型加长轿车在总装线下线，邹家华出席下线仪式。
奥迪C5投放市场后，取得极好的销售业绩，成为一汽-大众的拳头产品和挣钱机器。一汽-大众70％的利润来自奥迪C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