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含泪为他起舞 | 我和丈夫耿昭杰（下）
帮宁工作室 2024-09-30 20:00: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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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玉华
编辑 | 李国政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接中篇《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点击查看原文）
1987年5月25日，国务院有关部门在二汽召开汽车工业战略研讨会，昭杰上台发言。这是他阐述一汽应上轿车的一个重要机会。他说：
“根据专家们分析，未来世界每年能容纳一千万辆汽车的市场只有3个，这就是美国、欧洲和中国。美国与欧洲的市场已趋于饱和，而中国这个市场几乎还是空白。因而，各大汽车生产国的出口目标，自然都瞄准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民族轿车工业应该把挡住进口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急需，也是一场具有国际性质的激烈竞争。”
他还说：“一汽好比是一架飞机，中卡是机身，轻型车和轿车是两个翅膀。”“一汽人有两个梦，一个是甩掉‘老解放’30年一贯制的帽子，还一个就是大批量生产轿车。中国发展轿车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民族汽车集团的需要，大企业集团有发展大批量生产轿车的技术基础和优势。”
1987年6月，李鹏与邹家华等领导来到一汽，昭杰把一汽人满肚子的话变成38张大图表，铺在领导们面前的地毯上。他汇报了一汽从中级、中高级轿车起步，轻、轿结合，先挡住进口的部署，以及3万辆轿车先导工程的建设规划。整整两个多小时，领导们边听边记，明确指示一定要把轿车搞上去。
同年8月，北戴河，海风带着咸咸的海水味道，徐徐吹进一个大厅。决定中国轿车工业命运的国务会议在这里进行。就在这次会上，一汽被正式列为中国三大轿车工业基地之一。紧接着，国家第一个批准了一汽的轿车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消息传来，朝阳跃起映红海面，汽车人的心潮随波浪起伏跳跃。昭杰和他的伙伴们长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厂内有人非常担心昭杰是不是把摊子铺得太大。有领导见到我时说，回去跟耿厂长说一下，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5个手指按5个跳蚤，最后一个也抓不住。”回去后我把话转达给昭杰，他说也有人这么跟他说，老婆啊，有些话你要反着听。气得我无语。
为了趁热打铁、加快速度求得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批准轻轿两个翅膀早日起飞，昭杰和秘书经常跑北京请示汇报，几乎一周一趟。买不着火车票，就买站台票；没座位，就在两个车厢的中间站着，车上车下还讨论工作。有时车厢里人挤得水泄不通，昭杰个子小，夹在人群里很难受。
看到厂长实在站不住了，秘书李文海直给列车长作揖，求他能不能想想办法。列车长也一头雾水，副部长级的一汽大厂长怎么不去坐飞机却挤火车呀！他也万般无奈，后来找到一个小板凳，总算让这个大厂长坐下了。
为了找上级汇报，昭杰带着秘书不得不堵在领导的家门口，直到半夜领导的车回来了，他们截住车就汇报。
昭杰对自己对单位的要求都很严，而且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遵纪守法、不违规违纪，他跟大家说“包括我在内必须遵守”。
一次，组织部门到省市检查，其中有一项是看吉林省各单位哪些干部坐飞机头等舱。有人就说，应该问有没有不坐头等舱的，像一汽厂长耿昭杰外出次数很多，从来不坐头等舱，只坐经济舱。昭杰说他已习惯了，觉得普通舱和头等舱也差不多，何必违纪呢。不但他不坐头等舱，厂里领导和同事也很少坐。
有一次在飞机上，某卷烟厂的一位领导坐在头等舱，发现昭杰坐在后面的经济舱，很不好意思。他过来想换昭杰去头等舱坐，被谢绝了。他只好让自己的同事去坐，他换过来陪昭杰在经济舱。
昭杰无数次去北京，可为了省钱，从来不住星级酒店，只住一汽驻京办。驻京办房间简陋，洗浴和厕所都是公用的，但一汽很多重要决策都诞生在这个简单的驻京办。
1989年夏，事态发生变化，在建立合资公司的合同谈判中，围绕某些重要条款，尤其是CKD价格问题，双方陷入僵局。眼看就要破裂，中方驻德代表急电：“请耿厂长快来，否则项目要黄！”
昭杰不得不带病紧急前往。登机前，他对送行的时任一汽驻京办主任祝业精说：“这次回来可能有两种情况。你们接我时，也许要戴黑纱，或者捧着鲜花。”说得大家既担心紧张，又钦佩有加。
有人说，厂长说的“黑纱”与“鲜花”，是指也许成功也许失败。后来我问昭杰，他说是指他的身体，因为那次去德国前，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时常头晕，恶心，找不出原因。我一再催他去医院都说没有时间。这次去德国，他不得不豁出来了。
到了德国狼堡，只见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小组士气低沉。失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团队。
据马怀琪讲，中外合作谈判，开始都是你好我好，但魔鬼都在细节里，一涉及实际利益，双方都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有几次差点掀了桌子。
小组里，有人不耐烦了，有人非常激烈地说“谈黄了拉倒”。
可是，如果谈黄了，费九牛二虎之力争到手的项目将付之东流。
如果谈黄了，一汽将退出国际市场，何谈“挡住进口”。
如果谈黄了，一汽十几万职工的生活怎么办？马怀琪说，这是耿厂长在德国念叨最多的……
在狼堡，昭杰吃不好睡不好，经常半夜起来，趴到桌上算账到一两点。
那年7月16日，马怀琪陪昭杰去波恩，找中国驻德大使梅先生商谈，希望后者能助一臂之力。梅先生因刚到任不久，暂时没明确答复。回来后，几人心情都不好，路过科隆等城市也无心游览。马怀琪看到昭杰心情沉重，回到住处后，便在印有科隆大教堂的明信片后面写了几句诗：
马怀琪后来说：“这首诗几乎完全写实。那天路上时风时雨。开车的李中康副厂长不熟悉路，在高速路上错过一个路口，绕了半天。为了和梅大使多谈一会儿，谢绝了人家请我们吃饭，真的是饿着肚子，一路坎坷。再加上那种心情，没有一句是虚写。”马怀琪把明信片上的诗递给昭杰看，他也和了4句：
7月19日，双方建立15万辆合资公司涉及CKD价格的谈判突然生变，几乎趋于破裂，把昭杰逼到了墙角。去不去柏林签字成了关键。如果不去，该项目只能流产；如果去了，万一谈不成太丢面子。昭杰顾不得太多，决定赴柏林，与哈恩博士进行最后谈判。
这回跟哈恩博士谈，到最后，中方只有马怀琪一人跟在昭杰身边。经过反复地你拉我锯，终于谈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CKD价格，并举行了合资合同草签仪式。昭杰如走钢丝般运作，避免了大众合资项目胎死腹中。
事后随去的同志说：“耿总谈判真厉害，不服不行！”。
资深翻译李文波说：“一汽人很会谈判，也很会计较。”马怀琪却说：“他要是说我们大方，可就成问题了。”
1991年，新闻报道接踵而来：一汽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了大型中德合资企业“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不到3年就建成投产，生产捷达、宝来、奥迪等系列轿车，产品畅销国内外，受到全国乃至世界消费者的认可与信赖，为中国汽车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有关资料统计，31年来，一汽-大众累计向国家缴纳各项税金超6000亿元，近年来每年上缴利税约400亿元人民币。
更重要的是，轿车只是个终端产品。我在材料上还看到，一辆车有一两万个零部件，牵动了机械、电子、化工、钢铁、橡胶、玻璃、石化、纺织、公路运输等，带动了保险、金融、销售、维修、加油站等10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凝聚了几乎所有现代高新技术的精华。资料还表明，一汽-大众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贡献了近50万个就业岗位。
昭杰对我说，那年冬天，他看见哈恩博士款款走来，他们微笑地握手，心照不宣，他把一条漂亮的围巾披到哈恩博士的肩上。他说，在世界经济大竞技场上，各路英豪八仙过海——比的是魄力，赛的是眼界，拼的是耐力，较劲的是企业家情怀。
1998年8月，昭杰累倒在病床上，我趴在他耳边说：“好好休息，不要想工作的事了。”
前几天，我在家中的文件柜里发现了一封信。那是1993年7月15日厂庆40周年之际，大众公司给昭杰发来的有各位德方领导亲笔签名的贺信。
信中说：“一汽对中国经济建设现代化及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我们大众汽车公司对于在中国有这样一位成功的伙伴，感到非常的骄傲。过去几年，良好的合作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对双方而言都有成果。一汽-大众之成立，一汽奥迪之间的进一步合作，顺德小车以及一汽集团与我们全球性生产结合系统日趋密切的连接，再次表明我们彼此之间的紧密性，而为了实现将来双方共同福祉理想的希望，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长春诗人化十在了解一汽的经历后，感觉到一汽其实经历了几个转换：旧卡车向“新解放”的转换、大卡车向轻轿的转换、单一品种向多品种的转换、自主创新向合资经营的转换、计划经济向市场开发的转换……
1998年8月25日下午，红旗销售公司经理王殿明正领人在展厅布置展车，昭杰走了进来。大家看得出他很疲倦。昭杰认真地看了展车，然后站在车前说：“红旗是世界著名品牌，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产品，销售工作不但要把奥迪搞上去，还要把红旗搞上去。”
那些日子，昭杰已感觉身体不支。心脏药放在3处：司机一处，秘书李光一处，办公室一处。那天，他连续开了几个轿车发展创新会议，回到办公室时感到很疲惫。他挪了挪窗台上那盆茉莉花，刚倒一杯水还没喝到口，突然一歪身子栽倒在办公桌旁！
当时，厂部办公楼大多数人已经下班。一名清扫工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厂长。他被迅速送往医院抢救。
我在家正准备做晚饭，电话铃响了，司机告诉我马上去医院。我脑子“嗡”地一下，因为平时不到万不得已，昭杰决不会去医院的。他太累了，这回肯定是大事不好。我的手不停地抖着，两腿发软强支撑着身体。我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脚下的台阶怎么这么多，恨不能一步跨进医院。
到医院，我看到他躺在那里正在做核磁共振。我的心悬在半空，泪水不停地流。以往那么熟悉的他，这时变得这么陌生！平时，他很坚强，说话时有发自肺腑的力量，这时却变得如此虚弱不省人事。
经过检查，确诊是脑出血。经紧急抢救，他开始苏醒，但半身不能动了。
我徘徊在医院的走廊，无比悲痛又非常自责。他接连几个晚上开会回来，多次念叨头疼，还说有时有点迷糊。我催他去看病，他一直说现在没时间，过后又说没时间，结果耽误了治疗。我心里非常难过。要是我催得紧点，他能把看病当回事及时查看诊治，就会争得时间避免这次意外。然而，悔之晚矣！
我只得急忙把家务扔下，转向他的护理，每天心急如焚。我整天守护他，自己吃不下、休息不了。虽然有随员在，我仍感到十分沉重，心有悬念，着急上火。没几天，我也病了，心律失常，但还得坚持不离岗。
在医生建议下，我要作出选择：要么马上手术排出淤血，但存在危险；要么打针吃药调理，但不知何时能痊愈。我们选择了后者。
昭杰病后，不断有人来探望。为了让他休息好，我请秘书把门谢绝探视。可前来看望厂长的人一直不断，昭杰也不愿冷了来探望的朋友。为此，我们商量转院。一天半夜，乘医生护士都休息了，我们悄悄收拾衣物，乘车前往大连军医院。
据说，第二天得知把昭杰弄丢了，医院院长把有关医生护士批评个遍。
到了8月，红旗轿车销售超额完成任务。昭杰特别高兴。他忙让秘书拿出纸笔，记下他口述的一封信：“轿车销售超额是一汽精神的胜利！‘红旗’就像中国革命走过的艰难历程一样，刚离开井冈山，走在长征路上，正在爬雪山过草地。只要坚持下去，一汽的‘红旗’就会成为延安的‘红旗’、新中国的‘红旗’。”“解放是根，红旗是魂。”“我暂时不能与你们并肩战斗了，希望你们不负众望，把红旗的事办好！”
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道：“此时此地，我比任何时刻更思念着我亲爱的一汽。”
前两天，我轻轻地对昭杰说：“我会把这张纸条放在这本文集（指《我和丈夫耿昭杰》）的第一页。”
医院提供物理治疗方法，每天要进行40分钟艰难的康复按压。我日夜在床边守着，只能睡二三个小时。我有两年没在床上睡觉，瘦得只有90来斤。这种成天躺着没有工作的状态，让昭杰忍无可忍，他满脑子想着还有许多事没做完。他要求加大按摩强度，延长按摩时间，即使痛苦也忍着。
没想到这么做更导致肢体严重浮肿，得再用中药热敷。我每天早上3点醒来给他换药，每天从头到脚要按摩3次，中药煮3次用3次。曾经那么坚强带领千军万马冲锋在前的昭杰，痛苦得有时真不想活了……
我想起几年前，昭杰趴在桌上，把费翔唱的《故乡的云》歌词抄在纸上——
这是一段极其艰苦漫长的煎熬，为了昭杰，我也豁出去了。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用艰难的忍耐，来迎接今日与你的相遇，请你千万要珍惜。亲爱的朋友，我对你一无所求。我不求你的赞美，不求你的恭维，不求你的鲜花和掌声。我只求你快点恢复，依然是那个坚定有力的昭杰站在我的面前！”
那时，我们机动处办公室全体同事给我写了一封信，鼓励我坚强，照顾好耿厂长，这是一汽员工的心愿。那封信真的是给了我好大的力量。看到我太劳累，春节期间他们还在电台为我点了一支歌《好人一生平安》——
昭杰总是急躁，说有急事要办，争着要下地锻炼，想尽快恢复。可他半身不能动弹，病情不稳仍无法工作。医生劝告说不能着急，急也没用，还会加重病情。大家都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安心治病。
但昭杰总是惦念工作，急得不行，经常拿起电话就说事，有时高兴，有时急头掰脸，也不知在跟谁说话，老说有几个方案还没实施，要着急启动。
有一次放下电话，他说事情总也说不完，开个班子会吧。于是，把班子成员请到大连我们住的医院，在他的病房里召开集团班子工作会议。大家很高兴，正好都想见他，他也想念家！
会上，他竟忘了自己是病号了，讲个没完，还征询大家意见，最后又提出要求，作了明确分工，还恳请副总经理兼汽研所所长徐兴尧今后代他主持工作，兴尧同志诚恳应诺。那次会后，他开始有点安心了，但有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那段时间，他病倒确实给集团工作带来很大影响，有些重要设想无法进行。他不停地和班子成员交流，力求尽量减少损失。好在集团基础好，班子几经调整，成员能力强，带着集团照常运营创新，使“三次创业”继续向前推进。
领导、医院关心他。作为家人，我尽量把他照顾好，加强护理，争取他早日病愈好去工作，特别是要设法不让他着急上火。那时他的思想有点紊乱，我几乎成他的“思想工作员”了。主治医生多次帮助和缓解他的情绪，劝他不急不躁安心治病，争取早日康复。
医生指点说，在治疗中我们注意做些思想工作，做些宽心之事。我们思考再三，却似无啥可做。找吧。我责无旁贷。
他过去闲暇时喜欢音乐，有时还唱几句，我就经常在电脑上放音乐，放歌曲。后来，我找来电吹管、葫芦丝等乐器，绊绊磕磕地吹给他听，他挺高兴，并让我找师傅学习学习。看我有时寂寞，让我去上老年大学，学画画、学跳舞。他还让我学开车，我学会了。还支持我游泳、打球等活动。加起来至少有7门“功课”。家里的气氛活跃多了，精神面貌也大不一样。
我家孩子养了一些鸽子，昭杰常坐在那看着，有时还发笑。有一回，一只鸽子落在我面前，不飞了。我捡起来一看，腿骨折，膀上也有伤。昭杰说养养看。顺着他心意，我们开始给鸽子治伤。
我打电话给医院骨科李主任，他说自己是给人治病的，不给动物治，说完哈哈笑了。然后他指点说，好整，你用易拉罐皮，买点脱脂棉、纱布、消毒水，清洗消毒完缠好就行了。于是，我和昭杰按他的说法，做起鸽子的“手术”，3个月后鸽子就能站起来了。我们还喂它吃点黄瓜子，不到半年它就可以低飞了，不久又能往外飞了，还能飞回来。我俩高兴得不得了。
又过了一年，儿子晓东选了一只最好的鸽子去参加全国级比赛。赛后，晓东激动地告诉我们说：“大好消息，咱家那只鸽子比赛得了第一名”！他说比赛有上万只，淘汰剩两千只，最后我们的鸽子获得了第一名，大会给了6万元奖励，还有奖杯和奖状。我对昭杰逗趣说，你要像鸽子这样，很快治好病去飞，比赛还能得第一名多好呀！他笑了笑。
要让昭杰振作，首先我要振作。我坚信，我的笑能感染他，我的琴声能带动他——人的生命，不仅包括肉体，也包括精神。当他听到我的歌声、看到我的画，眼睛亮了，手跟着我打拍子，嗓音里微微响起自己熟悉的歌……
医生多次会诊，认为他身体想恢复如初是有难度了，年龄渐大恢复更难，能维持半身生活已经不错了。他听了，非常难过，默默流泪。组织上决定让他退休，不再挂念工作，还令机关同志多加关照，有困难及时解决。不但厂领导都非常关心，中央一些部委领导也很关心。
那样坚强、那样热爱工作、那样有理想有抱负的昭杰，就这样离开了他的岗位。
尽管身染病痛，他头脑仍然清醒，总惦记集团，想念工作，想念班子，关心职工。不管大事小情，他都刨根问底弄个明白，特别是对集团发展、产品提升换代、市场开拓、职工生活改善等事，想得很多，一有机会就跟人讨论，念念不忘。只要听到一汽集团的事，领导班子改革加强的事，原定项目有力推进、一些工作有新进展有起色的事，他就由衷地高兴，时不时地叫好，无比宽心、兴奋与自豪。
一次，一位记者在网上挂了一张昭杰跟我的合影，没想到，后面慰问厂长的跟帖竟然有19万7千多个。▲2017年5月16日，耿昭杰应邀参观东风本田二工厂，身后的大夫杨福云照顾他26年
耿厂长主导并参与卡车换型、垂直转产、合资引入、上轿车，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父亲认识他，给他理过发，1970年代初还来过我家。老人家文笔很好，他年轻时，同事们都叫他“小耿”。
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贤惠的妻子。听说耿厂长之所以能将一生全身心地奉献给汽车事业，也是和他妻子的支持照顾分不开的。耿厂长妻子年轻时支持丈夫工作，培养教育儿女，年老时照顾丈夫身体，她坚强善良而又乐观，使家里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谢谢夫人和身边所有人对耿厂长的关怀和照顾！
记得一汽召开团代会，耿厂长到会讲话，非常鼓舞人心，然后宣布会后送票给我们看一场电影《泰坦尼克号》。大家顿时兴奋地站起来鼓掌，高兴得要跳起来了，对耿厂长很感谢。
想当年，有一天吃完晚饭，我领着孩子散步到办公楼下面，迎面遇见了刚下班的耿厂长，我随口说耿厂长好。耿厂长快步上前与我握手，那一刻我真的是惊呆了！耿厂长上了一辆红旗轿车，独自驾车离去。我手上的余温还在，回过神来对孩子说：这个伯伯是咱们汽车厂最大的官。那天他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干练洒脱，匆匆忙忙。
我父母都是一汽第一代人，我是接班的，那时耿厂长晚上经常来生产线，看我们总装车间，问长问短，说我们这么小就上班能吃苦，像慈爱的父亲，没有一点架子。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想起1976年老厂长在铸造厂任党委书记，27岁的我去机加车间任党支部书记时，是他与我谈的话，他的谈话影响了我的一生，由衷地感谢他！祝愿老厂长健康长寿，幸福美满，快乐每一天！我是九台的人，来长春给女儿照看孩子，邻居们有不少是一汽厂退休人员，大家都夸耿厂长好，没有一个人说他老人家差。他活到这个份上——值！我文化低，不会说啥，请原谅~
老厂长对一汽的付出，让一汽两代人留念，他在任那些年，没修过办公楼，时刻关心工人，为一汽盖了12所小学、6所中学、两所高中。80后的一代完全是一汽最幸福的一代，很庆幸我生活在1980年代的一汽。
慈祥和蔼体现在各个方面。耿厂长在55栋住的时候，有一年大年初一早晨，耿厂长和我姐夫同时出家门，厂长冲着他微笑，他当时紧张得忘了给耿厂长拜年。几十年过去了，他一直都记在心里，说如果再遇到耿厂长，不光问候他老人家过年好，还要说祝耿厂长您天天都好！
1991年，我在四平，当时看《今天》杂志介绍，耿昭杰厂长和秘书在北京开会后，坐火车回长春，没座位，站在火车的连接处（通过台）。他为企业操心，感动！
一汽人心中都有耿厂长，都很认耿厂长。他穿着蓝棉袄，一个人走着去一些分厂，没有前呼后拥，最普通的员工都可以上前握手打招呼……
老厂长非常低调，经常一个人到五号门进车间，祝老厂长健康长寿！
当年耿厂长骑着自行车到长青路农贸大棚买菜，人很随和，随手拎着个黑包，别说是我们的厂长，就说他是收电费的，都有人信……我念不动了，太多了。昭杰感慨万千：“好多、好多事我都忘了，他们还记得。人都是这样，我们对他好一点点，他就对你几倍几倍地感谢！”有意思的是，那位记者做的小视频，配的音乐是《大枣树》。昭杰听了非常兴奋，因为他小时候在老家的那棵大红枣树，已变成好几棵。红枣树陪着他长大，看着他十几岁离开家，等着他拼搏归来……红枣树扎根的土地，是生他养他的家乡。昭杰他呀，都90岁了，他最爱的是一汽，他最忘不掉的，是家乡！
昭杰跟我说：“我这毛病改不了啦，心中总想一汽的事、单位的事，想过去和将来的事，根深蒂固，永怀在心，难解了！”
我和昭杰都阳了。他被送进医院，由亲属家人照顾。我被关在家里，不能去陪他。这又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我惦记他会不会有危险，他惦记我为什么不在他身边。感谢厂里和医院全力抢救，他再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了出来。
疫情后期，有一天，孩子告诉我，昭杰让我去医院看他。那时我还没全好，可我还是去了。
平时在家我瞎跳，就是逗他开心。我比比划划，边跳边讲故事，他可高兴了。可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刚刚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又各自忍受了孤独、寂寞和病痛的折磨。我心里知道，我们都有各自的遗憾——他遗憾自己那么早就离开了拼搏的舞台，我则遗憾没有早点催他去医院……这些遗憾实际上是一种折磨，而这种折磨比病痛、比针药、比轮椅更痛苦，更艰难！
我还是跳了。我含着眼泪比划，他含着深情在看。我知道自己的动作很难看，可我坚信自己能唤醒他的一腔热血！他知道我心里其实很难过，就鼓励我，让我坚强起来。
我到底是跳不下去了，换成吹电吹管，因为心里难过，吹得没有平时好。他听出我吹的曲子是《祝你新年快乐》。
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记得当年他说喜欢我的单纯。这样的一种‘单纯’，要用几千个日夜、几千次流泪和追悔的煎熬，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考验出来？要经过多少次的努力与克制，才能过滤出来？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描述出来？”
“生病很正常，不要因为生病就失去了激情、忘记了生活的美好。不向疾病低头，不要被疾病压倒，更不能丧失战胜疾病的决心。”我写给自己。
2001年，一位在英国很有影响的皇家御用画家理查德·斯通先生来到中国。他向介绍他来中国的朋友表示，要画一位真正有名气的人。经朋友指点，他来到一汽采风，带着一位年轻翻译，走在街上随便问厂区的一些路人：“你觉得印象最深、让你最自豪的人是谁？”几个人都回答：“耿昭杰！”
这位画家很有意思。我们去北京时，他又约昭杰到一起，天南海北地聊，边聊边画，每次聊得多画得少。他要求昭杰必须穿西装，可在北京没有合适的衣服，我就向朋友借，西服、领带都是借的。4个月后，画家从英国再度来华，带来一张描绘昭杰的油画。
那年11月20日，北京钓鱼台宾馆。理查德．斯通先生向昭杰赠送了这幅肖像画。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参加了赠画仪式。
昭杰看到自己的肖像画时，评价说：“画出了我的性格、思想和内心世界。”▲钓鱼台赠画仪式，右四为邹家华，右五为耿昭杰，左五为理查德·斯通2021年7月20日中午，一汽原高级经理党伟光组织一批参加过一二三次创业战役的退休职工团聚，他们大都是收藏一汽历史文物的爱好者。那天，大家身着“情系一汽”服装，站成两排迎接他们的老厂长。
我推着昭杰的轮椅走进大厅。我俩也穿着同样的服装。大家兴奋地唱起了那首老歌《汽车工人之歌》——
他曾为CA141开出装配线而兴奋，为一个工人冒雨扛着自行车走40里路坚持上班而感动；他曾为“红旗”走向市场而振奋，为人民大会堂的签字仪式而感慨。那天，他坐在轮椅上，听着老一汽人的老歌，他哭了……
当天，我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优秀的民族，不会忘了自己的历史，优秀的传统只会坚如磐石。品味过去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一汽乃至中国的信心和底气，来自千万优秀儿女的智慧与才情。”
我推着昭杰的轮椅回去了。歌声还在响，天空好蓝好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