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该出现的人 | 我和丈夫耿昭杰（中）
帮宁工作室 2024-09-29 08:00:16 0
![图片]()
![图片]()
作者 | 周玉华
编辑 | 李国政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昭杰有个毛病，生活上太随便。他脑子里好像只有一根筋，除了工作，很少关心别的。
那时，我们住在92栋，3家一个中门，我们在外边一间，老少三代一起。各家洗衣服都挂在走廊绳子上，我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做饭、洗衣、照顾老人、送孩子上托儿所，还在宋家洼子上班，经常顾不上吃饭。
一天早晨，我正在厨房忙乎，昭杰突然进来找我要换裤子，我说到走廊去取，在那晾着呢。他找到一条，穿上就上班去了，我也没在意。第二天，邻居宋师傅老伴急忙找我说：“他耿嫂啊，你家叔穿的裤子，是我家老头的呀！”
我挺惊讶，马上到走廊一看，果然他的裤子还在那挂着。我忙说对不起，等他回家换回来。他回来一进门，我马上叫他把人家的裤子脱下来，向人家道歉。结果一看，他袜子穿的也是两只不一样的……
我又向邻居道歉，答应给买新的，邻居说啥也不要，说洗洗就行了。为了邻居情谊，我还是给人家买了一条新裤子。
还有一次更可笑。他把裤子穿反了，裤裆开口朝后，到单位上厕所时也没发现，直埋怨裤子没有前开口，回来问是不是穿了我的裤子。我一看，哈，是他把自己的裤子穿反了！我哭笑不得，他也跟着笑了……
那时为了省2角钱，平时都是我在家给他和两个儿子剃头理发。我用扫床的小笤帚加鸡毛掸子学理发，用坏3个推子。后来他要求高了，就去74栋理发。每次理完他都要付钱，一次5元，如果服务员不收，他就把钱撂在桌上。
1984年，昭杰奉调总厂履副职。我想这回可能好点了吧，可他对自己的事还是那么不讲究。
据司机小迟说，有时出席正式场合，碰到我不在家时，小迟总要提醒他，不是忘带了领带，就是系错了扣子。我不由得埋怨他，说你整天忙忙碌碌都干啥了，怎么这样。他笑着对我说：“真的，有点顾不过来，马虎了，下不为例……”
没办法，他整天只顾忙于工作，根本没有把自己、家务事和孩子事放在心上。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到总厂后，他经常在74栋吃饭，每次吃得非常简单，不是面条就是一碗粥或方便面，三口两口吃完了就去付钱。生活上，他看起来很粗心，可有时又非常细，一旦发现谁碗里有剩饭剩菜，就逼着人家把碗里吃干净。
作为厂一级领导，不管上哪都可以要求坐好一点的车，有的领导甚至到小车库去挑车。可他不，有个车把他拉到地方就行。他经常出入宾馆楼舍开会接待客人，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洗桑拿和蒸桑拿，至今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接触那些。
昭杰的第一个秘书李文海很聪明很幽默。他吊着个黑边眼镜，弯着个细腰低着头，手里像是永远捏着个酒杯，一见我就唱苏联歌曲《三套车》：
文海声音浑厚，唱得很好听，还有些悲怆。我问怎么了，他说他就是一匹可怜的老马，每天跟着耿厂长后面太累了。厂长让他吃不好睡不好。
“明明10点了，他看看表说才3点还没到下班点。”表上数字怎么会删减呢？那时候，手表都是上弦的，要拧，但他老不拧，所以那表总没个准点。
“开会没完没了，我们也跟着吃不上饭。大家等啊，盼快点回家，可他就是不动。无奈，我们只好轮着出去吃饭、轮着休息，只有他还在那儿讲个没完！愁死了。”
可是，文海每次诉完苦，总要说一句：“就算累死，我也要跟着耿厂长干！”
2012年6月，文海病逝。他夫人后来对我说，文海生前讲过一个故事：耿厂长在北京出差，住在驻京办，坐车途中遇到一只路过的黄鼠狼，它机敏地从车前风挡玻璃穿过跳远了，车没有压到它。有天晚上，黄鼠狼居然趴在耿厂长的房间窗户上往里望，吓得厂长赶忙拉上窗帘。这样的事发生了两次，从那以后厂长晚上睡觉就不关灯。
黄鼠狼怎么在一瞬间认得了车里的耿厂长？又怎么知道厂长住在驻京办哪个房间……这些一直是个谜。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文海编的还是真的。按我的理解，他的用意是讲好人会收到感恩的。
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人太传统吧。昭杰不但忽略享受，也很忽略自己的形象，但他百万分地关注一汽（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的形象。他珍爱“第一”这个词，“解放”要第一，轿车要第一，管理要第一，人才要第一……就是想不到自己的生活和健康也应该第一。
1985年春，昭杰被任命为一汽厂长。那年他50岁。
那时我既担心，又高兴。担心的是他担子太重，怕他搞不好，有闪失；高兴的是他又前进了一大步，登上一汽的最高讲台，我作为家属感到面上有光——我要助他一臂之力！
下决心很容易。没想到真干起来，却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一上任，他就有一种负债感，全厂30年的历史积债压在他和其他班子成员的肩上，他觉得好重好重。
在一汽待久了，我知道，厂里汽车无非是两大块：一是大卡车，二是小轿车。
“解放”牌卡车的诞生，缓解了新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燃眉之急。可是，“老解放”一跑就是30年。到昭杰上任时，大卡车滞销，换型改造没有钱，几万名职工几乎开不出工资，天大的困难迎接他这个刚上任的新厂长。
昭杰去停车场看库存，一大片滞销的“解放”车静静地停着。好像一片蓝色大海。工人对这个新厂长说：“这样下去可不行呀！”
这个任务压下来，可苦了昭杰。他在单位怎么样，我不知道，但看到他回到家里，黑夜白天都折腾，吃不好、睡不好，总在琢磨事、联系事，定目标、搞规划。
昭杰对我说过，若按照国外“双轨制”办法，新老两种产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生产，逐渐退旧让新，这样产量会减少很多。可是若停产，几万职工工资怎么办？设备改造资金怎么办？时间拖得太久怎么办？
一汽是个国有企业，每年有给国家上缴利润的责任。既要保证正常生产以完成利润上缴，又要进行换型转产，昭杰和他的班子不得不选择了“垂直转产”。
昭杰在报告里说：“迎接我上任的只有一个字——难！我遇到了从未遇见的困难。大家集思广益，我提出了单轨垂直转产的大胆设想，就是老“解放＇全线卡死停产，新产品全线上马尽快取代。”能不能行？这是个巨大的风险！可他说：“左右看，身边是同心同德的诸同仁；回头看，身后是曾经创造过奇迹的一汽几万名职工。一汽人肩上挑着边换型、边生产两副重担！”有人评价，垂直转产的难度不亚于建设一个新厂，甚至更难。除了要有周密可行的计划安排外，还要有全厂职工的思想总动员。
1986年2月14日，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细细的小雪花纷纷扬扬，全厂有两万多职工集合在1号门前，鞭炮声锣鼓声震天响。
我了解昭杰，他做过政治工作，在繁杂的技术工作中，从来不忘精神力量的作用。当天他站在那里，面前放着一个小课桌，摆着话筒，其他厂领导在他身后站成一排。再简单不过的万人大会，拉开了一汽历史上又一个动人的一幕——有些激昂，有些亢奋，有些悲壮。昭杰喊出了至今老一汽人还记得的16个字：“愚公移山，背水一战，万无一失，务求必胜！”
所谓“背水一战”，意味着没有退路，获胜的把握当然不会是百分百。但一汽只能抓住这个起点。一个新的创业浪潮很快掀起。那时我也感到，一股巨大动力扑面而来。
换型改造过程中，我在家里同样感到压力很大，唯恐他着急上火弄出毛病。于是，他每次回家，我都轻声安慰，对他吃饭休息力争照顾周到，缓解他的压力，至少不再给他添乱。
他嘱咐我说：“你帮我一把吧，操点心，把家务事整好。家里电话要24小时留意，不管什么时间，铃响你都要接。不管什么时间有人找我，你一定记录下来，急事告我。辛苦了！还有，单位的事一定不要去争，不要借我的名义去搞什么私事。什么工资、奖金、职称、先进，都不要争。”
可过后我仔细一想，这是给我的3项“任务”啊——一要把家务事全管起来，二要来电来找都做好接待，三是不要想好事争待遇。对第一和第三我挺着能做到，可对第二个家里24小时接电话可够应付的——不但接还得及时处理，够一个人值班干的了，一天24小时差不多得“三班倒”吧，因为说不上啥时来人来事。
但考虑到他身挑重担非比寻常，还想把工作搞好，所以对他交代我的事，我应完成，责无旁贷。不过，光家务就够我忙乎的了。我还要工作、照顾孩子、照顾他、接电话，一天到晚忙得脚打后脑勺，有时身体不支还得坚持。找他的人太多了，他还无限放开，人家白天找不着，就晚上找。不管什么时候，人家想找就找，找到我时我还不能怠慢，是是非非都得酌情妥善接待，使访者满意。
有一天后半夜两点多钟，电话铃把我吵醒了，铸造厂一位师傅来电话，说找耿厂长。他刚下夜班，去充煤气罐没充成，在电话里说：“没煤气，我都一天没吃饭了，厂长得管管！要不我怎么上班哪！”
我说：“厂长没在，出差了。你别着急，你告诉我电话号码，我联系一下，解决了告诉你。你要是没吃饭，来我家给你下点面条，别生气，够累的。”
听我这一说，对方态度马上变了：“阿姨，谢谢你，我不吃也饱了，你这样说我高兴......”说完，他就把电话撂了。
我马上给主管处长徐百昌同志打电话说明情况。不一会，徐把查办的情况告诉我，说充气要两人操作，一人去吃饭了，这不应该，已经跟那个同志联系上了，给充了，以后要求他们不能离岗。
过了一会，那个师傅又打来电话：“阿姨呀，我充上了，非常感谢你了。”
每次解决了这样的事，我心里都很舒服。只要能给昭杰减轻些负担，让他不分心把厂里大事搞好，我再忙再累也心甘了。
后来，我在资料上看到：投产当年，新“解放”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第二年超产2万辆。3年换型改造，除了自筹技改资金外，还向国家上缴利税10.3亿元。新“解放”CA141汽车与转产前的老“解放”比，仅节约油耗、提高车速及提高大修里程等3项改进，每辆车节约使用费用6000到7000元。
1996年，卡车“创国优”评比开始，CA141奔赴海南试车场做各种试验，整车、故障率、性能好坏……最终，各项指标均获“国优”第一名。获“国优”是一汽对汽车生产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结果，影响到整个汽车行业。在阵阵鞭炮声中，浩荡的新“解放”卡车排着队，在好几个大城市巡游。
昭杰当厂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嘱咐我，千万不要打着他的旗号办任何私事。他说，退休后他就是一个“无产者”，“至于发财，想都别想”。
有段时间，家里出现这事那事的，有人劝我换换房子。其实，房管部门早考虑调，已分了房子，却一直没动，可能是因为昭杰没有态度。
一次，他出差时间较长，我实在耐不住了，把困难向上面反映了一下。房管部门负责人立即说，早给你们安排了，是76栋一大两小间，你去看看吧，如果行就搬。我一看可以，同事就帮我把东西捣腾过去一部分，那时东西也不多，剩点打包等他回来再搬。
不料，昭杰回来知道后，马上把我批评一顿，让我把东西搬回来，并说“现在大家住的都不宽绰，都排队等房子，我们做领导的不能带这个头”。他还说：“老人不在了，我们住着还可以的，不能太宽绰，房子大了于心不忍......搬回来！”
我知道他对自己向来要求严格，没办法，还是依他的意见，把东西搬回来并交了房子。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房管部门给我们调到46栋小一点的房子才算了事。
一汽-大众刚成立时，厂里许多子女都争着要去，有的孩子已进去了，我们的孩子也要去，问他爸，他爸说：“如果能分配到你，你就去，想让我单调你过去不行。”孩子说，是你把厂子整起来的，我去还不行？他爸说：“更不行了，我是领导，不能带这个头。”他跟孩子说了很多，一直坚持“分配就去、不分则已”。
我也为难，不好多说，也没找人帮助，结果到底一个都没去上。3个孩子都是由组织人事部门分配走上一般工作岗位的，无一例外。孩子们有些想法，我只能解释，说“去不上拉倒，工作有的是，顺其自然”。
二儿子晓红对工作就不太满意，也没得到调整，干了一段时间就主动辞职了，自己跟同学到外地去应聘，上岗后经过锻炼，还做到基层领导，工作还较为称心。
昭杰对我和他家要求都很严格。那些年，农村限转城市户口，公安部门给他家办了两个回城名额。我一下子想起昭杰大哥的一儿一女一直在安徽农村种地。有次我们回去，他女儿抱着我哭，就想跟我们进城。现在正好有两个名额，可以让大哥的儿女回城了。没想到，昭杰知道后就是不同意，硬是把名额退了，惹得大哥很不高兴。我很无奈，只好放下。
还有一年，厂里给职工每年15天假，很多人排队自费外游，我在单位也排上了，我怕昭杰不同意，领导说你先别告诉他，等要走时再说。之后，“一行4人游美”被批准了，我的票也买好了，临行前我不得不告诉他，他立即说“我不同意”，连夜给主管经理罗明生打电话，硬是叫他把我的票给取消了。
我想不通，挺难受。过后，他做我工作说：“领导干部的家属不能走到好事的前边，不能有半点特殊。”看我不作声，他便安抚我说：“别着急，等我退休后带你出去，走到哪都行。”结果，没等到退休，他就因病“趴下”了。
后来，昭杰不论走到哪都坐轮椅，我一步也离不开，何谈旅游。至今，我跟昭杰一趟国外旅游都没去成，一次次全落空了，有时我自己觉得既难受又哭笑不得。
我问他：“你那时说等退休后领我出去走，到哪都行，什么时候领我走啊？”
有一次司机来车接他，我生病要去上班，顺路想搭下车，他不同意。司机也帮着说情，还是不行。我望着远去的车，忍不住哭了。
当天，我在日记里写道：“多少值得珍惜的痕迹都消逝在岁月里，消逝在风里雨里。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忘记了一切，逐渐地、缓慢地，我蜕变成今日的我、站在你眼前的我，如你所说‘一个单纯的我’。这样的一种单纯和自然，是我用所有的一生来作准备的呀！”
老四联给昭杰的印象不仅一次了。记得有一年，家里突然闯进一位老太太，带着她的儿媳妇。老太太往沙发上一坐，两手叉腰说：“你不认识我了？”吓得我说不出话来——原来她就是那年长春“困卡子”时，用两斤黄豆两个大饼子把我买到家的老马太太。那时，他儿子也到汽车厂工作，听说我嫁给了厂长耿昭杰，于是找上门来。
真没想到地球这么小，不知该怎么办。昭杰回家后，我忙告诉他。
那是一个秋后的周日，天很阴，下着蒙蒙细雨。我和昭杰买了一些点心，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老马太太家。泥泞的小路，破旧的房子，歪斜的门窗，破旧的土炕......我从昭杰深沉的眼里，知道他记住了这一切。
还记得又一个寒冷的礼拜天，昭杰亲自开车，说拉我到二厂区“兜兜风”，实际上，他要去看个新建项目顺便捎带我。我还是挺开心的，能坐他开的车活动一下，真挺难得。
回来时，车走到职工医院门前，看到路边一对夫妇站在那里，男的抱着孩子，向我们招手。我们问他有什么事么，他们一看不是出租车，立即就摆手躲开了。我想他们可能是抱孩子看病吧，天挺冷不容易，昭杰说“对”，追了上去。
停车后，昭杰说你们上哪去，上来吧，送你们。他们摆手不肯上，后来看我们很诚心，还是上来了。交谈后得知，他们的确是带孩子看病，家住在原是农场的“四联”。我们送到门口，他们让我们到屋里坐坐。我有点犹豫，昭杰说去吧，就算做个家访。
到屋里一看，是母子间，一间房子隔开两家住，中间拉一个布帘子，很不方便。昭杰又趁机看了几家，也都这样，都在走廊里做饭，烟熏火燎，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这个意外“家访”给他留下很深印象。
回家路上，昭杰跟我说：“你看他们多困难哪，可能比这困难的还有，连母子间都住不上，这也是我们领导的责任，得想法解决。”他又说，再回头看看咱家的房子，好多了吧？想开了吧？那次我说搬出76栋不是没有道理，咱做领导的就得时刻注意，善待别人，严于自己，同意吧？我只得点头，确实无话可说。
今天的四联早已摘了“贫民窟”的帽子，再也没了泥泞的小道，平坦的马路托起绿色小区，一排排楼房代替了“干打垒”，人们也不用烧煤和柈子了，连煤油炉子也不见踪影。当年住“母子间”的职工，现在已成老爷爷老奶奶了吧？
有一天，昭杰从上海回来对我说：“上面领导想调我去上海，还要我把项目带过去。”
我没说什么。我知道他总爱把“几万职工怎么办”挂在嘴上，似乎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我总是服从他，他代表了“原则”，是我们家的“厂长”。
昭杰一直苦苦思索一汽几万职工的出路。那一年，厂里在很长时间没有涨工资后，总算有了一次机会。
耿厂长让下面先拿出一个涨工资方案，一些部门就提出厂长涨多少、处长涨多少、科长涨多少。至于下边员工怎么涨，讨论了两次没定下来。
耿厂长就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又问：谁是我们事业的支撑？是谁支撑了一切事业，是谁为企业流血流汗？不是我们，是我们生产一线的员工！他说，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次涨工资要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向一线员工倾斜、向苦脏累岗位倾斜，这是定下的基调。
结果，涨工资后，员工工资提得较高，干部工资涨得较低。这件事不知怎么就在工人中传开了。很多员工听说后特别感动，说耿厂长才是真正关心我们的，他关心员工爱护员工，知道我们的苦和累，哪怕多涨一块钱，我们都能记在心里。“我们只有努力工作，报答党的关心。”这是当时工人说的原话。
大约是1993年到1995年，一汽再次遇到严重困难，那时全国经济萧条，一汽有一段时间工资又开不出来，银行不给贷款，企业卖了车，钱回不来，欠配套企业连买钢材的钱都还不上。
当年，鞍钢的“一把手”叫李华忠，来一汽催款，为了几千万元，他恨不得给耿厂长作揖，说：“老耿啊，你帮帮我，还我买钢的钱吧，我的高炉都要停了！”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昭杰天天后半夜才回家，很少说话。活人总不能憋死吧？那时他太痛苦了。
昭杰每次过于郁闷时，半夜不睡觉，自己开着车下到车间。
他习惯找一线员工聊。刚上任厂长时，他走到车间，看到一帮工人在打扑克，他既没批评也没找车间领导，还说和工人一起玩儿。时间长了，许多工人都认识他了。那一天半夜他又到车间去，工人看到耿厂长来了，说厂长这么晚了来干啥呀。昭杰说睡不着啊，出来看看你们。有个员工说：耿厂长啊，我们听说了，现在咱厂没钱啊，我们也帮不上啥忙。我们就会干活，我们会好好干。
另一个工人说：“我们没别的招，但是有一个办法，你别给我们开支了，你把钱留给企业经营去吧。”
第二天，昭杰眼含热泪，跟大伙儿讲了这件事。他说：“真正无私的人是我们一线员工，是我们这群非常可爱的产业大军呀！”但是，昭杰说，不能真的不给他们开支，就算实在不能开支，也得想办法让他们的收入得到保障，等渡过困难期再给大家回报。他想出一个办法——向全厂职工发放债券，利息要高！没想到，共发放3次，3千万债券一抢而光。
两个月后，危机过去了，买债券的职工获得的利息比银行还高。
又有一年，碰上长春市供电总量跟不上，一汽一开工，电就不够用。可不生产咋办呢？但首先要保居民用电。这可把一汽领导难坏了，尤其是铸造和锻造分厂，电炉子要热处理，那全是电老虎。昭杰领着班子成员，半夜点着蜡烛开紧急会，人人脸上布满愁云。
怎么办？这个厂长又开着小车，一个人半夜三更跑到生产一线。工人一看就围上来了，说董事长你咋又来了。
敏感的工人说：“董事长，是不是又困难了？因为电？我们这动不动就没电停工，现在多少钱也买不来电呀。”
另一个老师傅说：“其实我们可以改上第三班。白天和傍晚躲开用电高峰，从后半夜开始上班，工业用电就不和百姓用电冲突了。”
昭杰的眼睛一亮。那天晚上他回来时已到后半夜了，但不觉得疲倦，第二天一早急忙开着车上班去了。
紧接着，厂里的用电大户们开始了第三班倒，每天后半夜才机声隆隆，庞大的生产线又开始滚动了。
事后，昭杰在他的文章中说：“每当我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时，都会到工人中去，在他们身边，我能体会到无往而不胜的精神。”
又是一年的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厂里没钱买煤，几万职工家里都没有暖气。我正在家里冻得哆哆嗦嗦，忽听门外有人敲门，我急忙开门，只见四五个工人站在门口，我吓了一跳。可他们看到我后，直往后退，原来我穿着一件军大衣，右手冻疮缠着绷带。有人轻声说“厂长家也没暖气”，于是呼啦一下他们都下楼了。我从窗子往下看，楼下集聚着二十多人。
我没有机会告诉职工们，此时耿厂长正向附近部队借煤，后来，8车皮煤如数到位。
还有一次，又听有人敲门，原来是一位妇女来找厂长，进屋后她突然一下子扑倒在地，口吐白沫，浑身抽搐，把我吓坏了。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慌忙跑到楼下敲开邻居老马家的门。小马上楼一看，说这人犯了癫痫病。
我吓得说话都哆嗦，说“小马你可要证明是她自己犯病的，跟我没关系”。小马一边安慰我，一边给病人按人中。好一会儿她醒过来了。我们扶她坐下，她慢慢地说，她的病在生气时会犯，感动时也会犯。这次她因为房子的事，找了几个领导都被支了出来，到我家看到我给她端来水果，她一激动就犯病了。
我忙给她儿子打电话，他来接走了自己的妈。
过了几天，她儿子提着两瓶酒两包烟来敲门。我说，东西绝不能收。他站着不走。我把他推出门外，紧紧关上了门。他在门外站了好长时间。我知道应当怎样帮助丈夫管好家，但我没想到，还要为他担惊受怕。昭杰虽然忙得脚不着地，但依然细心。那一年，厂党委副书记周永吉病逝，第二年春节，昭杰自己拿了2000元，去看望永吉的爱人和孩子。他爱人不停地擦泪。此生遇到绝非偶然。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什么......1984年，一汽面临的环境十分严峻。没想到国家突然取消汽车指令性生产计划，全国汽车市场骤然变冷，汽车销售急转直下，月销量由六七千辆跌到二三千辆，库里积压二万多辆。这时正赶上卡车换型攻坚阶段，市场萎缩，厂里资金不足，举步维艰。
昭杰到国外考察时发现，一些经济大国之所以发展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重视发展轿车。自1886年第一辆汽车在德国问世以来，仅仅100年的时间，这个带轮子的“科技怪物”就“爬”向全世界。
昭杰说，看看中国的近邻日本，就是靠轿车工业在一二十年发迹起来的。1983年到1987年，日本的“丰田”“尼桑”“马自达”汽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当年进口汽车高达34.5万辆，掏走了2亿美元外汇。国内数以十万计的轿车需求，掀起了第一次轿车进口大潮。转眼间，几十万辆外国轿车不管合法不合法，源源不断涌入国门，填补着中国没有轿车工业的巨大真空。
有专家客观分析说，除了体制、财政等一些因素外，绝不可忽视市场饥渴，“没有需求，何来走私”。改革开放促使经济发展、市场活跃，中国日益增长的轿车消费市场逐渐浮出水面。有市无车，才给了走私车可乘之机。
那时，北京人民大会堂每逢开会，门口停的几乎全是外国车。轿车成了国家用汇最多的进口商品之一。
“他们打进来，我们打出去！”昭杰挥了下手，我感觉到了他的气概。
昭杰从年轻时就喜欢轿车。那时候他还是个技术员，参与了轿车上的一个小电机的测绘与设计，感到特自豪。那时工作经常干到半夜，不论多晚，他回宿舍前总喜欢走到轿车的油泥模型面前，细细品味一番。
昭杰说，那时候拼命拼得几乎“迂腐”：没有样车，技术人员长途跋涉跑到本溪钢铁厂，从进口的钢铁垃圾山上，翻找汽车零部件做参照物；没有大型覆盖件的冲压模具，厂里的能工巧匠们夜以继日，像雕琢工艺品一样，一锤一锤地敲出轿车的外壳......
从1950年代起，30年中，一汽白手起家，生产礼宾车8个品种5个车型，年产300辆“红旗”轿车。
不堪回首，又不能不回首。昭杰说，“红旗”始终未能摆脱闭门造车的落后状态，建立中国轿车基地的设想一直是个梦。
可当时有高层领导人说：“轿车是给高级领导人坐的，中国用不了那么多轿车。”
还有人说：“轿车是奢侈品，坐轿车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国家公路就那么多，轿车往哪里跑呀？”“修路要占农田，农民没田种，吃什么呀……”
昭杰说：“创造历史的人，又常常受到历史的制约。”在那个标榜“越穷越革命”的年代，国民经济极端贫困，逼得“红旗”不得不下马。
那年，我随昭杰去西安参观兵马俑。看到出土的两千年前中国人造的秦代兵马俑，特别是那个马拉战车的精美造型，令国内外游客叹服。
昭杰很苦闷：古人能造这么漂亮的战车，两千年后中国轿车为什么就上不去？为什么干不出造型优美的轿车？“红旗”下马，也把一汽人的一腔热血扔进了冰窟窿。
干轿车，一汽引进哪个国家合作呢？与谁合资呢？我知道，昭杰和他的班子且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决定与德国大众牵手。
1988年8月，在奥迪车引进完成后，昭杰要率代表团赴德国大众签订长期合作备忘录。临行前，他肚子痛得厉害，大伙劝他先不去或晚去，让他赶紧治病。但事关紧急，又面临国内各厂激烈竞争，去晚了合作项目可能就没戏了。紧要关头，昭杰还是坚持去，带了点药，急忙与随员登上了飞机。
8月的狼堡，旖旎多姿，华丽的游艇在莱茵河、波腾湖上荡漾，岸边还有一位号手为中国代表团吹响一支德意志民族的古老民歌《爱之歌》。后来，昭杰对我说，当时他们对主人精心安排的这一切无心欣赏，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大众和奥迪车，那是一汽的明天。
在德国大众集团董事长哈恩博士陪同下，他们观看了机器人装配线和特意安排的高速撞车试验及刹车表演。昭杰后来回家告诉我，哈恩博士自己还开着车在原地转圈，同是干汽车的，他自愧不如。当年，自始至终跟着耿厂长参加与大众谈判的，是一汽德文翻译马怀琪，他陪着耿厂长坐德国车在环形跑道上试乘，跑了好几圈。
他们还参观了大众公司所属的几十家工厂。一位技术中心造型室负责人从兜里拿出钥匙，打开紧锁的大门，展示在一汽代表团面前的，是一排更加精美的轿车。哈恩说：“耿先生，这是我们大众公司的未来！不论你看中哪一种，将来我们都可以合作。”一位德方陪同人员则幽默地说：“这些车，连我们都没见过。今天，大众公司不仅向你打开了大门，连墙壁也拆掉了。”
德方认为：一汽主要领导能带病按时赴约，很见诚意。加上昭杰在谈判中谦虚大度，思路清晰，抓住重点，讲述给力，很快获得对方的好感与认可。不久，德方表示愿意合作。在解决了克莱斯勒发动机与奥迪匹配的问题后，双方一拍即合，由此双方开启了引进合作的大门，迈开了合资建厂的关键一步。
有人对此项目有顾虑。昭杰回国后，召集总厂班子成员开会。他沉重地说：“说几句我自己非常想说的话。总厂班子成员思想要统一起来，要把大众作为一个长期合作的对象，这话可能要负历史责任，要担一定风险。我们本来也可以另找一个合作伙伴，但没有时间了。对一汽来说，没有比选一个合适的伙伴更重要的事了。”
“和大众合作，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合作中不能光想多占便宜，否则以后反而吃大亏。不要再徘徊，要多做促进友谊的工作。”最后，厂领导班子终于统一了思想——把大众作为15万辆轿车项目的首选合作对象。
3个月后，当数以吨计的图纸、资料由德国英戈尔施达特发往中国长春时，一汽3万辆轿车先导厂已开始设备安装，15万辆轿车生产基地开始了前期准备，第一批组装的“奥迪”已经开出了总装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