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人伟：郭力试办汽车托拉斯始末 | 汽车记忆

为试办汽车托拉斯，他不辞辛劳，倾注了大量心血

作者 | 刘人伟

编辑 | 葛帮宁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给郭力当秘书

苏联专家基列夫回国后，我调入热电站工作。热电站是一汽的功能中心，领导们认为，我跟随基列夫专家3年多，熟悉动力系统每个角落，被称为动力系统的“活字典”，希望将我培养成为热电站的“值长”。

“值长”是每班生产系统的最高指挥。基列夫专家来华前，在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原斯大林汽车厂）热电站担任值班工程师（值长）。不多久，江泽民被任命为热电厂（动力分厂）厂长，这时我已在热电厂各车间岗位上跟班培训，梦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基列夫式值班工程师。

好景不长。1964年年初，一汽人事处下调令，派我担任郭力厂长的秘书，并同往北京。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不知调动从何而来。到北京一段时间后，才有人告知我：中央决定由郭力担任一机部副部长，主管汽车工业（兼任局长、经理）后，一汽组织部决定换新秘书陪同他调往北京。

为此，一汽人事处从上千名年龄30岁左右的科级干部中，提出32名侯选人名单，我也在其中，最后由郭力厂长审阅确定。究其原因，或许是前几年我与基列夫专家共同工作时，他对我有更多了解吧。

我提前半年多从动力分厂调出，在厂长秘书岗位上磨合，这样随郭力到北京后，很快就能适应新工作。郭力为人清廉朴实，他谢绝了一汽领导的盛大欢送，我俩带着简单的行李乘火车前往北京。在火车上，他对我说，他不喜欢兴师动众，希望保持低调，平静上任。后来，等他家住房装修好后，我才与司机刘国栋租用大巴车帮他搬家，我则陪同郭力的夫人张惠兰，带着几个孩子坐硬卧铺到北京。

▲周恩来总理到一汽

▲1964年7月，郭力调往北京前夕，邓小平视察一汽，郭力陪同

刚到北京，我们就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在1960年代，北京饭店是北京最高档宾馆之一，主要用来接待外国政要、省部级干部和高级代表团。我们住在一个套间里，他睡里屋，我住外屋，我担心影响他休息，打扰他晚上看文件资料，或者接待一些领导同志的来访，几次提出要改为两间房，但郭力坚持只订一套，省一套房费。

早餐也不在北京饭店预定，而是让我到外面去买豆浆油条。北京饭店周围没有小早餐店，我要走到对街胡同里去买，生怕早餐变凉，便用衣服裹起来，这样也免得北京饭店员工或客人发现后难为情。毕竟住在北京饭店的大都是省部级干部或者外宾，哪有到外面买早点的？

换洗衣服也不送到饭店洗，由我帮着洗，他有些不好意思，说衣服应该自己洗，我们就采取折衷办法，大件衣服归我洗，小件衣服他自己洗。

这样没过多久，郭力就对我说，他来北京是工作的，住的时间可能较长，怎么能住北京饭店呢？房费这么高，影响也不好，快去找一个比较便宜的招待所。在我看来，部长住北京饭店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他再三坚持，我就请求一机部办公厅行政处领导出面联系，找到东单一个部队内部招待所，环境尚可，价格合适，还比较安全。我订了两个相邻的房间，前后住了约半年时间。

这个招待所成为郭力晚上办公的地方。有时我们从汽车局下班，回到招待所已是八九点钟，招待所已停止提供晚餐，我们不得不到东单一些小胡同里找饭店吃饭。郭力看资料经常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夜里有时还能听到他咳嗽，郭力有气喘病，我就按照他夫人张惠兰的嘱托，晚上用热豆浆泡蛤蟆油给他喝。

由于一机部为在职副部长供住房已经没有备份，经部领导研究，决定用闲置的位于百万庄一机部家属区内一所托儿所改造重修。这套房屋近200平方米，由几个大房间组成，需要改造成适合居住的住房。

我找设计人员讨论方案，征求郭力本人意见后开始装修。这段时间里，除在汽车局机关上班外，我还要往返百万庄讨论房屋装修方案，督促施工进度，装修用了半年时间。

▍郭力的主要任务

刚到一机部，很多文件需要处理，郭力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到部里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试办汽车托拉斯，调整、重组和振兴中国汽车工业。为试办汽车托拉斯，郭力不辞辛劳，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直接参与了试办汽车托拉斯从调研到起草章程，从组建到遭遇大批判而夭折的全过程，体会较深。

1958年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处于艰难时期，工厂生产受到严重打击，生产秩序遭到破坏。1960年，郭力被重新任命为一汽厂长，开始全面企业整顿，着力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

1961年年初，中央对发展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久又颁布“工业七十条（草案）”。国家指定一汽为全国第一批试点单位，郭力担任企业整顿领导小组组长。经过3年努力，企业整顿效果不错。这期间，郭力深入基层、稳健务实的作风，受到在一汽蹲点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周子健和祁田等部委领导以及省市领导的多次赞扬。

到一机部后，郭力要在汽车局基础上，对全国汽车行业进行调整改组。当时全国汽车工业产品单一，工艺落后，生产能力薄弱，专业化协作水平不高，简单概括就是散、乱、差。为贯彻“工业七十条（草案）”精神，中央决定以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减少行政干预，反对官僚主义，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组织托拉斯。

托拉斯（Trust）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实体，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很高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它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

1964年7月17日，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基础上，向中央提交《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提出在中央工业交通战线试办12个托拉斯企业，其中全国性企业9个，地区性企业3个，包括烟草、盐业、煤炭、汽车、医药、橡胶、铝业、拖拉机、纺织机械、地质机械仪器、电力和航运。同时，确定试办汽车托拉斯作为试点单位，先行一步。

这种背景下，一机部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郭力调任一机部副部长，筹办组织汽车托拉斯工作。中央分管领导是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郭力到京后，先去拜访薄一波同志及中央有关部门，领会中央试办托拉斯的战略决策。

同时，段君毅嘱咐他，要学习中央领导在工交战线上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方面，郭力让我在部办公厅收集中央有关试办托拉斯的指示和文件，尤其是刘少奇主席和薄一波副总理在会议上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他还委托调研室主任胡信民及秦宗旭，与一机部情报所配合，收集西方国家托拉斯相关资料。

为了解全国汽车行业情况，郭力多次主持召开部机关会议，要求我替他按照不同领域组织汽车局各部门分批分期介绍情况，他认真听取意见，讨论试办托拉斯要解决的问题，每周甚至每天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收集的资料白天没时间看，他经常带回招待所晚上看。

1964年10月，郭力在济南主持召开一机部厅局长暨全国汽车工业工作会议，他作了主题为“办好拖拉斯，进行工业管理革命”的报告，传达了中央关于试办工交战线12个托拉斯的战略决策，以及在一机部系统首先试办汽车托拉斯的决定。

济南会议结束后，调查组兵分几路奔赴全国，调查汽车及配件行业产供销情况。郭力在汽车局规划处处长王乃莘等陪同下到南京地区调查，走访了扬州、镇江、常州等地汽车厂、配件厂和配件销售公司。

通过调研，郭力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比如我国汽车行业存在生产企业与配件厂多头管理，生产能力薄弱；汽车配件产供销严重脱节、工艺落后；中央和地方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汽车行业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郭力在座谈中多次阐述试办汽车托拉斯的重大意义。他提出要按照专业化协作的生产总体规划，重新调整零部件生产分工，打破所有制隶属关系。他还希望通过对南京地区的调研研究，摸索筹办汽车托拉斯的初步经验。

南京汽车厂的前身是三野某部汽车修理厂。南京解放后，这个修理厂就在南京扎下根，脱掉“军装”，整体转业成为地方汽车修配厂。它最早仿制苏联嘎斯1吨半货车，还请苏联专家来做过指导。

在环境艰苦、资金缺乏条件下，南京汽车厂成功地试制出M型六缸汽油发动机，装上轻型货车，中央领导起名为“跃进牌”汽车，标志它是大跃进的产生。与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一汽建设完全不同，南京汽车厂体现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的时代精神。

在未正式上报国务院筹组汽车托拉斯方案前，通过实地调研，听取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主管部门意见，郭力决定以南京汽车厂为主体，建立南京分公司为试点起步。

这一步具有特殊意义。在那个时期，随着南京汽车厂一步步发展，也带动南京地区汽车零配件企业发展。这些零部件企业不甘于只做维修配件，他们希望直接为南京汽车厂配套，但由于体制上隶属关系不同，没有资金投入，不可能与南京汽车厂同步发展。

在这些汽车零配件厂上面，还有一个南京汽车配件销售公司，行业归口属于交通部管理，体制上则属于南京市地方经济部门直接领导。在走访南京汽车配件销售公司时，郭力反复向地方及交通部门强调，试办汽车托拉斯的重大战略意义，只有运用经济办法发展企业生产，汽车工业才能健康全面发展，希望他们放手支持。

南京调研期间，由于时间短、日程紧，郭力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曾对我说，他在一汽工作多年，有中央的直接关怀，有全国的支持，如今要试办汽车托拉斯，就要创造出一条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新路子来。托拉斯是我国工业管理的一场革命，一定要办好。

虽然汽车托拉斯最终被作为资本主义的毒瘤而停办，但作为汽车托拉斯先走一步的试点是成功的，证明这条道路革命是正确的。

▼1965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试办托拉斯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接见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及会议代表

▲标红处为刘人伟

▍起草汽车托拉斯章程

1964年11月，各调研小组回到北京汇报情况，郭力召集胡信民、王乃莘等人多次讨论汽车托拉斯章程起草，向中央报告调研情况和成立汽车托拉斯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全国汽车行业如何参考西方国家办托拉斯的经验，用经济办法改组我国汽车工业的意见，并起名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

1965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任命郭力任经理。当年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试办托拉斯工作会议，郭力在会上作了试办汽车托拉斯的情况报告。薄一波对报告颇为赞赏，并将报告及公司章程经国务院转发至中央有关部委、省市及12个试办托拉斯的单位。

请示报告提出，以原一机部汽车局为主体，改制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该公司下面设立以一汽为主体的长春分公司，吸收东北地区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汽车改装厂；以南京汽车厂为主体的南京分公司，纳入江苏省境内一部分汽车配件厂；以北汽为主体的北京分公司，吸收天津及河北省的汽车配件厂；以济汽为主体的济南汽车总厂；以哈、瓦、洛三个轴承厂为主体的轴承分公司。

经国务院批准，原一汽副厂长李代胜被任命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原南汽党委书记苏洪九担任副经理。具体方案是：从南京汽车配件销售公司择优确定8家汽车配件企业，划转给南京汽车分公司，作为直属汽车零部件厂，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

此外，还从南京地区以外有合作关系的杭州发动机厂、杭州链条厂、常州千斤顶厂等12个工厂，与原南京汽车厂生产车间改组成发动机、冲压车身、底盘、总装等。撤销原南京汽车厂和南京配件公司管理体制，实行南京汽车分公司统一规划、投资改造，本着自力更生、少花钱多办事方针，通过技改投入4000万元，用3年时间实现年产1万辆跃进牌汽车，体现了汽车托拉斯生产体制的优越性。

1965年下半年，我调入政策调研室，与胡信民、秦宗旭等同志负责起草《汽车托拉斯章程》。对汽车托拉斯章程，郭力自始至终都很关注，上班实在抽不出时间，就下班后在办公室看。他看得很仔细，还逐段逐句地推敲修改。章程草案出来后，他还组织汽车局内部及下属几个分公司领导来京座谈，听取意见。

▲2016年2月2日，纪念郭力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国谊宾馆举行

总结起来，汽车托拉斯的章程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总则：说明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组织，对全国汽车行业实行高度集中管理。

经营目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按比例计划生产重、中、轻型汽车，解决产品单一的矛盾，实行产供销统一，打破行业和地区界限，提高生产能力。

发展：按照专业化大协作原则，统一规划，结合长远发展目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工艺水平，增长生产能力。

组织形式：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是全国汽车行业的国有大型汽车生产企业，改革行政机构职能。公司下属长春、南京、北京、轴承（洛阳）、汽车配件销售、汽车零部件等分公司，归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直接领导管理。

财务和资产管理：国家对汽车工业的投资集中于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按发展规划向所属分公司投放。凡属地方和各部委所属的企业固定资产，如正式加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则应划转，财务上与原管理部门脱钩，并入各分公司。

管理体制：实行五统一：计划、生产、销售、研发和规划的统一，实行垂直领导，分公司为基础。

科研发展：设立汽车研究所及汽车设计院，隶属各分公司，开展新产品开发，研究新工艺。

对外交流合作：国务院授权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独立的外事权（原属一机部外事局），可以对外邀请客商，派遣出国人员，外事工作对口外交部。

归口管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实行国家计划单列，资金及党务工作仍由一机部归口管理。

产销体制：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汽车销售（计划分配）仍属国家物资总局（部），仍由全国物资供应渠道。

干部任免：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对下属分公司的领导干部具有任免权，企业党的关系属地方党委领导不变。

1965年，薄一波副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12个试办托拉斯公司经验交流会。在郭力安排下，李代胜在会上介绍筹办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南京分公司经验，受到中央领导及各部委负责人的一致赞扬。

国务院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作为试办托拉斯的榜样推向全国。

▍下放到二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汽车托拉斯首当其冲。

在汽车局办公楼里，大字报遍天盖地贴了出来。那个年代，路线问题和立场问题是第一位，必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于是，我们四个部局领导的秘书——梁健光（原副局长老江泽民秘书）、吴平（原汽车局局长彭淦秘书）、滕伯乐（原副局长胡亮秘书）和我（原郭力秘书）组成“风雷激”战斗队。

汽车局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郭力，由于他担任一机部副部长时间不长，便抓住他有一段脱党（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郭力在东北成为学生党员，后因哈尔滨白色恐怖，地方学生党组织被摧毁，郭力作为东北流亡学生脱党，回河北老家。卢沟桥事变后，郭力在农村重新组织队伍抗日，重新入党）历史，对他进行批斗。

迫于政治压力，也为保自己，我们划清了与郭力的界线，利用试办汽车托拉斯的资料及重要讲话，以《试办汽车托拉斯章程》为靶子，唯心地把我国工业管理革命批判成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除写大字报外，还开大小会批判郭力。当造反派们举手喊“打倒叛徒郭力”时，他不举手不承认。在批判汽车托拉斯时，他表示认识不足，但不承认这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我的内心充满内疚与矛盾，但不能不写批判他的大字报，也不能不在批斗会上喊口号举手。

文革开始后，机关都不上班了，造反派勒令郭力停止工作，每天打扫楼道和厕所卫生。没有汽车接送，他坚持准时乘电车上班，穿戴整去打扫卫生。有时，他也会悄悄看一看批判汽车托拉斯的大字报，我想，此时此刻他内心肯定非常痛苦。

有一次，在楼道里，我与他偶然相遇，我们无言相对，都不敢贸然交谈，但我心中充满愧疚……从那以后，我和郭力再也没有机会叙谈。1968年年末，他下放到河南一机部五七干校，我于1969年9月下放到十堰二汽。

大约是1968年，有一天上午，我偶然在汽车局大院内碰见江泽民。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他已从上海调任武汉热工研究所所长，这次出差到北京，是到一机部来办事。我们约好，他办完事后，晚上到我家吃饭。

那时社会乱哄哄的，无法到三里河菜场买菜，我只好到机关职工食堂买几个菜招待他。江泽民提醒我，你们身处首都，在运动的最前线，脑子要保持清醒，要谨慎从事。他最后说，这次来办事，工作也停摆了，他回到武汉也会接受群众批判。

▲刘人伟

1968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群众组织大联合号召，干部要接受再教育。一机部各部局400余名干部，绝大部分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和湖北十堰二汽建设基地。1969年9月，我随汽车局20余名干部下放到二汽。

二汽虽然从1963-1964年就开始筹建，饶斌也从南京汽车厂调往湖北筹建中国第二汽车厂。为响应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原则，选址在湖北十堰山区。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住处，都是分散住在山区农户家里。汽车局20位男女干部分住两家农户，睡的是大坑，以猪圈为邻。

1970年年初，二汽建设总指挥部接一机部军管会指令，要对400名下放干部逐一审查。我当时从车架厂基建工地调到政工组，负责宣传工作，首当其冲要查我。第一步停止党员资格，停止工作，边劳动（打扫卫生）边写检查。

在约一年的审查期间，除每几天有一场揭发批斗会外，平时我在政工组管理的露天大剧场，配合师傅打扫场地卫生。在批斗小组会上，要我交待参加516组织的过程和目的，但我根本没有参加516组织，更无从谈起加入的动机目的。

这期间，国家机关所属院所被要求迁出北京。我爱人许月明所在一机部第一设计院要迁往安徽合肥，住房要上缴，两个孩子不能留在北京，只有送到老家寄养。我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如何，但非常想见见孩子。经与爱人商量，她带着孩子们从北京坐火车到武昌，再从武汉坐船去南通。

审查期间不允许我离开湖北省，但批准了3天假去武汉见孩子。他们母子3人到武汉后，谁接送是个问题。我不能接送，因为从十堰坐火车去武汉坐往返各一天，我只能在武汉停留一天。我便向在武汉热工所工作的江泽民求助，他答应帮忙。

1970年8月，武汉大热，江泽民到武昌火车站接上母子3人，他还借了一间办公室让我们临时住几天。第二天，我从十堰赶来会面，面对当时像逃难的情景，我心中十分难过。江泽民劝我说，你要忍耐克制，事事要谨慎对待，冷静思考。这一席话对我后来工作生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武汉停留一天后，我必须返回十堰继续接受审查。那时社会动荡，船票难买，江泽民托人买到两天后的船票。我只好拜托江泽民照顾好他们，后来他借了辆汽车把我家人送上了船。

随着形势变化，我们这些下放干部纷纷获得解放。二汽建设总指挥部政工组退回我写的材料，由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道歉。但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