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中国版集体诉讼胜诉，汽车集体维权看到曙光了吗？

撰文 | 车亮

特斯拉的“刹车门”闹的沸沸扬扬，没想到特斯拉的副总陶琳近日又发雷人言论，称中国消费者需要“加强教育”，眼下之意开特斯拉的车，消费者需要提高驾驶技术和经验。否则你开车技术差，刹不住不要怪到车头上。

车企高管面对消费者对产品设计和安全的质疑，居然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却要责怪“消费者的教育需要加强”。

真的是活久见！

作为汽车媒体人一直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近期全国发生了那么多起特斯拉事故，但车主却为何没有联合起来起诉特斯拉？为什么像刹车门、机油门、断轴门、续航缩水、销售欺诈等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各种汽车类群体纠纷事件，总是难以通过正规法律渠道来解决？而只有通过坐车顶、堵路、拉横幅等极端方式，引来全社会的关注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中国版集体诉讼为什么难以落地？

其实提起汽车类群体纠纷，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叫“集体诉讼”。北美市场上，消费者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向车企索赔的案例比比皆是。以大众的“排放门”为例，在集体诉讼最为严格的美国市场，大众不仅要买回50万辆已经售出的柴油车，另外还需支付超过250亿美元的罚款和赔偿。其中有超过百亿美元是额外赔偿给美国的大众车主。

在德国，针对大众这个事儿，2018年在默克尔的推动下，德国政府甚至专门修改了法律，允许消费者组织代表消费者进行集体诉讼。所以德国从2019年开始，针对大众的大规模集体诉讼也如火如荼的展开。美国市场只有几十万辆大众柴油车，而欧洲包括德国在内可是有900万大众柴油车主。所以如果欧洲市场的集体诉讼成功的话，大众的排放门还是个远远未被填满的无底洞。可能会持续困扰大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

一个“排放门”，说穿了只是排放和油耗数据造假，对消费者用车有影响吗？其实没太大影响。跟什么断轴门、机油门相比，简直就是芝麻绿豆大的事。但为什么美国的消费者赔款拿到手软、能这么嗨呢？

这就是集体诉讼制度的威力。

那你可能要问了，中国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集体诉讼制度”呢？其实是有的。

为了解决群体纠纷，我们国家在1991年设立的《民事诉讼法》里确立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当事人如果是一个群体，可以推荐代表人进行诉讼，维护本方全体当事人的利益。

此外，还有“共同诉讼”制度。两者区别就在于“共同诉讼”制度是所有原告必须全部到场，而“代表人诉讼制度”无需原告全部到场，仅有代表人代为执行全部权利。这对这种往往一出事就人数众多、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的汽车纠纷来说，“代表人诉讼制度”更为适用。

但为什么 “代表人诉讼制度”，几乎没有看到汽车行业有通过这种法律手段、集体成功维权的先例呢？

就此笔者咨询过法律界相关人士，对方的回答倒也干脆：象汽车类群体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代表人诉讼制度”，通过集体诉讼的程序来解决。但为什么实操中很少有人这么做，就两个原因，一是当事人无组织，不团结，跨地区集体诉讼的意愿不强、二是代表人诉讼的实操难度高。

不团结好理解，实操难度高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操讲起。笔者查询了相关解读，发现主要问题出在以下几点：

一是诉讼请求难以统一，适用范围狭窄。我国立法规定要求，启动代表人诉讼，必须要“诉讼标的相同或为同一种类”。但汽车业的纠纷比较复杂，情况多种多样，同样一款车，可能涉及合同违约、侵害消费者权利、民事赔偿的数额有大有小甚至还有人身伤害赔偿等多种诉讼标的。当事人群体的诉求很难统一，这是汽车纠纷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二是诉讼代表人限制较多，沟通成本高昂。譬如，在诉讼过程中，涉及到诸如变更、放弃诉讼请求、和解等实质性权利的处分，代表人必须取得所有当事人的授权同意，做任何决策之前，代表人都必须要花费巨量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用于内部沟通。换句话说，代表人只是一个“工具人”，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第三就是集体诉讼的周期长，成本高，当事人不容易团结。当事人群体人数众多各怀心思，容易被车企从内部“分化瓦解”，导致“临阵倒戈”。就像今年315晚会上曝光的那样，英菲尼迪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给予不同车主提出不同的条件，这就是典型的分化瓦解、分而击之。不客气的说，一遇到汽车类群体纠纷，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闹的越凶越有糖吃？就是这么惯出来的。

总的来说，虽然有我国法律条文中有“代表人诉讼制度”这一条，但因为缺乏明确的配套实施细则，所以很难在汽车群体纠纷中落地。

首例集体诉讼中国落地

为什么我又把这件事拿出来说呢？就是在近日有一个消息，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5月11日，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决，要求上市公司飞乐音响因其“虚假陈述行为造成其重大投资损失”对315名股民赔偿1.23亿元，人均赔偿39万。此案被称为“全国首例诉讼代表人案”。

集体诉讼这种制度因为实操非常复杂，要考虑到社会稳定、舆论环境、当事人群体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所以迟迟难以在中国落地。但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拿证券行业率先试点就是个开始。

上海不愧是改革开放的高地，而“中国版集体诉讼”的落地，首先就是在上海，首先就选择了上海最发达的证券金融行业。

为什么证券行业能率先落地？不难理解。首先股民群体的诉求容易统一。其次有高效的证券结算体系做支撑，能让集体诉讼的实操难度大大降低。

在2020年的3月24日，上海金融法院出台了——《上海金融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的规定(试行)》。这是全国法院首个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实施的具体规定。

飞乐音响这件案子被称为“全国首例诉讼代表人案”，其积极意义在于为 “中国版集体诉讼”在中国的落地提供了范本和经验。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但反过来说，从这个案子也能看出集体诉讼要想在中国全面落地，仍将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与欧美国家完善成熟的法律环境相比，遇到汽车类集体纠纷，中国消费者维权难的现象仍将长期存在。

作为汽车媒体人，见识过许多的断轴门、机油门、刹车门、共振门……，也深感消费者维权之无奈，各种“车闹”现象此起披伏的背后，是法律建设已经远远跟不上汽车行业发展、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所导致，尤以汽车行业最为典型。

唯有希望，中国版的集体诉讼，能够早日在汽车行业生根开花。否则，特斯拉这样的车企在中国市场永远不会有敬畏之心，不管是“站车顶”还是“坐车顶”，类似的事件还将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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