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达出庭，揭戈恩“暗灰收入”内幕
戈恩事件幕后推手纳达亮相法庭，称凯利是隐瞒薪酬关键人物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担心，如果外界知道他的薪酬过高，他雷诺集团首席执行官的位子将不保。
以上是日本法庭针对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审判的证词片段。正在受审的凯利，是戈恩的前助手，美国人，曾是日产汽车的人力资源负责人。此前的指控指出，凯利是隐瞒戈恩薪酬案的“主谋”。
近日，一名关键证人加大了对凯利的指控力度，此人便是日产汽车现任法务高管哈里·纳达(Hari Nada)。
根据纳达的证词，一拨高管当时都在费尽心思寻找向戈恩秘密支付更多钱的方法。当时，高管们把戈恩的延期未公布的收入称为“暗灰收入”。纳达同意为凯利案作证，以换取免于起诉的豁免权。
检方指控戈恩和凯利合谋隐瞒了8000多万美元的延期薪酬——这笔钱将于戈恩退休后以某种方式支付给他。
纳达当时负责日产汽车的法律事务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并帮助考虑戈恩延期支付的薪酬，本月，纳达声称，凯利是支付戈恩“暗灰收入”的负责人。
纳达声称，凯利当时希望退休，但只能等到戈恩的薪酬问题弄清楚后才能如愿退休。
现年64岁的凯利曾负责日产汽车的法律事务、人力资源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2014年，他将法律事务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职责移交给了纳达。2015年，凯利不再负责日产汽车日常事务，但他又在雷诺-日产联盟担任了一年的人力资源主管。
在那之后，凯利渴望永久退休，但戈恩的“暗灰收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纳达表示，戈恩这位可靠高管仍作为代表董事留在了日产汽车董事会，有权签署法律文件，主要负责戈恩的薪酬。
在指责凯利的同时，纳达还这样描述了他的困境：一位急于离职的高管始终不得愿。纳达表示，凯利留下来的只要职责是戈恩的薪酬问题。
“他（凯利）曾直白地说道，（留下来）是为了戈恩的薪酬--一旦戈恩的薪酬顺利拿到，我就可以去自由自在钓鱼了，”纳达回忆道，“凯利认为，处理戈恩的‘暗灰收入’是他的职责。”
01.
“暗灰收入”的多种方案
纳达表示，戈恩希望部分薪酬不要在日产汽车的财务申报文件中披露，目的是避免引发法国政府的指责。在法国，雷诺集团给戈恩的薪酬较低，而且公众对高管过高的薪酬非常敏感。作为雷诺集团的最大股东，法国政府严格限制雷诺集团的薪酬。
“他不想被解雇，”纳达如此谈及戈恩，“如果他给自己支付他想要的薪水，并且按规定披露给公众，法国政府将不得不解雇他。”
此后的一段时间，日产汽车高管开始匆忙安排戈恩的延期薪酬计划，因为戈恩计划将在2015年或2016年从日产汽车退休。不过后来戈恩仍然继续领导日产汽车和雷诺集团，并且后来还领导了三菱汽车，直到2018年11月在东京被捕。
凯利和戈恩都否认了刑事指控。但戈恩于2019年12月逃离日本，到贝鲁特寻求庇护，逃离了日本的司法体系，留下了凯利一人独自接受审判，如果被判有罪，凯利将面临数年的监禁。
凯利的审判于去年9月开始，但是此次纳达的证词，第一个把矛头直指凯利，指证他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而此前几个月，纳达的同事、负责日产汽车高管秘书处的Toshiaki Onuma出庭作证。Onuma详细描述了他与戈恩关于薪酬问题的谈话，以及汽车公司管理层是如何做出决策的。这些证词只是将凯利描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他只是众多试图留下戈恩的高管之一。
纳达作证说，他听从凯利的命令，并与凯利密切合作研究不同的支付方案。其中一项提议包括，购买戈恩的形象和出版权，从而使戈恩可以从将来出版的任何书籍或知识产权项目中获得补偿。
但他们确定了一个综合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三项--增加戈恩的退休金，通过竞业合同支付戈恩款项，并同意支付一笔咨询费。纳达声称，所有上述款项都是为了补偿之前戈恩未能拿到的收入。
但凯利的辩护律师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认为，凯利并没有直接参与很多关于戈恩薪酬的讨论。此外，凯利提出的薪酬，指的是戈恩退休后未来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奖励，而不是针对他之前已经完成工作的补偿。辩方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戈恩退休后能够留住他，这样他就不会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
02.
未被确认的薪酬方案
另一个不确定的法律因素是，戈恩的薪酬方案是否最终敲定。
凯利的辩护部分依据是支付金额从未敲定。因此，他的律师主张，任何协议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也就没有义务披露它们。
凯利的律师最早将在本周有机会询问纳达。
在纳达作证之前，法庭本月还听取了日产汽车其他两位高管的证词，一位是戈恩的前首席运营官兼副董事长志贺俊之(Toshiyuki Shiga)，另一位是2003年至2008年担任日产联合董事长的小枝至（Itaru Koeda）。
上述两人都表示，他们都参与了戈恩的薪酬计划。
志贺俊之表示:“简而言之，日产汽车的公司治理存在问题。戈恩逐渐开始改变，变得听不进别人的话。他几乎成了一个独裁者。但那些纵容这一切发生的人，也负有责任。”
志贺俊之和小枝至都宣称，他们认为篡改账目是非法的，即使是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们表示，他们根本无力反对。
“他对一切事务都拥有绝对权力，尤其是高管薪酬，”小枝至说。
戈恩则表示，对他的刑事指控是一场阴谋，是日产汽车顽固派和日本政府官员合谋策划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戈恩将雷诺集团和日产汽车合并为一家控股公司。
03.
纳达出庭现场
戈恩被捕两年多后，纳达——这位导致戈恩下台的关键人物，终于打破了沉默。
2021年1月14日，纳达出现在东京地区法院。现年56岁的纳达身穿灰色三件套西装、白色衬衫，系着淡蓝色领带。他解释说，2010年日本出台了薪酬披露规定后，戈恩不得已减少了薪酬，凯利想用其他方式补偿戈恩的薪酬，所以，纳达说：“我提供了建议”。
纳达在法庭上说，“在凯利的指令下，我一直尽可能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法庭上，纳达拒绝坐着，宁愿站着，这样还需要现场调整一下法庭的麦克风。他还谈到了那些在荷兰和迪拜成立的、投资非汽车核心业务的公司。注入荷兰公司的资金被用来购买里约热内卢和贝鲁特的房产。
他出生在马来西亚，原名Hemant Kumar Nadanasabapathy，他更喜欢用自己姓氏的缩写。
纳达曾是一名律师，此前曾在英国接受培训。从1990年起就一直是日产汽车的员工。纳达可以说是戈恩及其继任者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的幕僚。西川广人于2017年接任戈恩，担任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
在戈恩被捕被罢免的波折中，纳达一直保持低调，多次拒绝接受Bloomberg的采访请求。
自戈恩和凯利被捕以来，媒体一直没有引用过他的言论，日产汽车网站上也只有几张他的官方照片。目前，纳达仍然在日产汽车担任高级顾问。
“我们不对未决诉讼置评。”日产汽车发言人Lavanya Wadgaonkar在回答有关纳达出庭问题时如此回复。
04.
幕后内幕
2018年初，戈恩正在为新的联盟架构做准备，计划把日产汽车、雷诺集团和三菱汽车置于一家控股公司之下，为创建一个超越丰田汽车和大众汽车集团的全球汽车制造帝国铺平道路。
但长期以来，日产汽车内部一直抵触雷诺集团的控制。
随着戈恩寻求双方更紧密的整合，纳达和其他日产内部人士从2018年初开始收集有关戈恩薪酬的信息。2018年晚些时候，他们开始与日本检方合作，欲凭借对戈恩的拘留和起诉，为日产汽车在联盟关系中寻求更有利的条件。
2018年年中，纳达在一封写给日产汽车另一位高管的邮件中写道，趁还来得及，日产汽车应该迅速采取行动，打断他（戈恩）的计划。
在戈恩被捕的前一天，据知情人士透露，纳达写了一份备忘录，发送给时任首席执行长西川广人，呼吁终止管理联盟的协议，并恢复日产汽车购买雷诺集团股权甚至接管雷诺集团的权利。
日产汽车否认戈恩的离职与联盟有任何关系。
该公司去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人认为戈恩的不当行为只是一个幌子，背后是日产汽车计划削弱或终止与雷诺集团的联盟关系，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自戈恩被捕以来，日产汽车的立场一直坚定不移，“这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戈恩和凯利的不当行为”，并为此找到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
目前尚不清楚围绕纳达的其他问题是否会在审判中提及，比如他凭借虚高的股票获得过高奖金，这一行为已经让包括西川广人在内的其他几名高管陷入困境。
根据Bloomberg看到的文件显示，纳达还主导了日产汽车针对戈恩涉嫌不当行为的内部调查。
日产汽车前全球法律总顾问Ravinder Passi曾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合理，因为双方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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