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普塔离职内幕
日产汽车又迎来新一轮领导层动荡。
2023年6月16日，日产汽车发布声明称，其首席运营官古普塔（Ashwani Gupta）将于6月27日离职，“以寻求其他机会”。日产汽车将于当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届时将宣布新高管阵容，包括古普塔的继任者。
2019年10月，古普塔被任命为日产汽车首席运营官，与他同时任命的还有首席执行官内田诚（Makoto Uchida）以及副首席运营官关润（Jun Seki），他们当年被外界称为日产汽车高管三人组。关润于任命发出的几周后离开日产汽车，现在古普塔又离职，三人组只剩下内田诚。
古普塔上任前，长期担任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的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被捕，使日产汽车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彼时，作为首席运营官的印度人古普塔迅速成为该公司的主要公众人物之一，在季度收益新闻发布会上引人注目，并被认为是未来首席执行官的潜在人选。
随着戈恩下台，以及日产汽车与雷诺集团关系破裂后，日产汽车全球销量、利润和股价暴跌。古普塔领导了一项时断时续的复苏计划，尽管他设法稳定了盈利能力，但全球销量仍远低于戈恩时代的水平。
此期间，由于新冠疫情和全球半导体短缺的双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车交付，Ariya纯电跨界车和重新命名的Z跑车等新品牌缓慢推出，削弱了日产汽车整体发展势头。
戈恩事件后，日产汽车内部发生动荡，同时在销量暴跌以及疫情和供应链等因素冲击下，雷诺-日产的紧张关系受到了一系列打击。
今年早些时候，日产汽车和雷诺集团在经历了数月的艰苦谈判和一再拖延之后，签署了一项协议，重启双方陷入困境的24年合作关系。
根据协议，雷诺集团将削减其在日产汽车的股份，而日产汽车将在雷诺集团新成立的电动汽车合资企业Ampere中持有至多15%的股份。
今年3月，英菲尼迪高端品牌的全球负责人佩曼·卡尔加（Peyman Kargar）离开了日产汽车，回到了法国的雷诺集团。
古普塔此番离职出人意料，再次引发人们对日产汽车领导层稳定性的担忧。
▍一山不容二虎
在日产汽车官方宣布古普塔离职之前，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法新社，古普塔辞职的部分原因是他与内田诚之间的“竞争”。
在日产汽车内部人士看来，52岁的印度人古普塔一直很有野心——想接替56岁的日本人内田诚。亦因此，双方有时会发生冲突。过去一年，随着日产汽车与雷诺集团就重新平衡联盟中的交叉持股，以及投资雷诺集团计划中的分拆公司进行谈判，被一些内部人士描述为两人之间隐晦斗争的局面愈演愈烈。
一位接近日产汽车管理层的人士表示：“古普塔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成为第一，他对此非常透明。他确实完成了复苏计划的财政目标，日产汽车正以新的中期计划进入一个新时代。”
“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野心，想要担任最高职位。”这位消息人士称，他并不是被迫辞职的，但他显然明白他的野心“是不可能的”。
彭博社记者无法联系到古普塔置评。
英国《金融时报》6月15日首先报道了古普塔出人意料的离职消息，称内田诚和古普塔发生了冲突，后者被认为有时越权，冒犯了他的上司。
内田诚、古普塔和关润2019年10月同时被任命。随着三号人物关润上任几周后就离职，这个复杂的三人组随之解体。
此后，内田诚-古普塔组合逐渐站稳了脚跟。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在媒体、分析师和外国投资者面前，古普塔显得更加放松，有时他会以集团真正老大的姿态发言，似乎盖过内田诚的风头。
古普塔希望取代内田诚，但他明白在这个“非常日本”的集团里几乎不可能，并且这个集团目前仍受到戈恩事件的波及。一位知情人士在6月15日向法新社透露。
据《金融时报》报道，古普塔离职前，日产汽车审计委员会负责人处理了针对这位首席运营官的“多项内部投诉”。据4名知情人士透露，审计委员会负责人对古普塔进行了数月的监视，试图收集可能对他不利的信息，日产汽车对此已展开调查。
这位首席运营官成为内部投诉的对象。据其中一名追随者说，有关机构监视古普塔的举动，想办法把他赶出去。两名知情人士证实，人们提出了各种指控和担忧。
据《金融时报》报道，日产汽车58岁的高级顾问哈里·纳达（Hari Nada）在4月19日写给日产汽车董事会独立董事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监视问题。
路透社看到了这封信并率先披露了信的具体细节，涉及监视问题、日产汽车与雷诺集团关系的高层分歧以及对知识产权向雷诺集团转移的担忧。
纳达在信中提到，古普塔受到了很长时间的监视。他认为，此举是一种手段——以撤换日产汽车一名高管和董事会成员，日产汽车认为他们是联盟之间达成新协议的障碍。
当被路透社问及对监控调查的评论时，日产汽车回应：“我们聘请了独立的第三方来核实事实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因此，我们不能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评论。”
路透社无法确定是哪个第三方在为日产汽车进行调查。一位直接了解此事的人士说，调查始于5月底。
纳达在信中没有详细说明他是如何知道古普塔被监视的。路透社也无法独立证实是否发生了任何监视。
东京一位律师兼注册舞弊审计师Akira Takeuchi表示，根据日本法律，公司可以监控公司电话和电脑上的通信，为保护公司商业利益，也可以调查员工在工作之外的行为。
“在其他情况下，公司外部的行动可能被视为私人空间，进行这样的调查可能被视为过度。”Takeuchi强调，自己是泛泛而论，并非针对日产汽车。
古普塔和纳达没有回应路透社的请求。日产汽车也拒绝让内田诚、其他董事会成员或纳达信函的其他收信人发表评论。
其他收信人还包括日产汽车的首席人力资源官、全球总法律顾问和知识产权负责人。
纳达在信中还提到，日产汽车在4月10日那一周审查了有关古普塔行为的指控，并要求他辞职。据他所知，日本律师事务所Anderson Mori & Tomotsune对古普塔的指控进行了调查。
三位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表示，调查是针对一名女员工指控古普塔对其进行骚扰。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指控是在3月份提出的，在古普塔宣布辞职时，调查尚未结束。
路透社无法独立确认骚扰投诉的性质，也无法确认调查的任何结果。Anderson Mori & Tomotsune也拒绝置评。
▍与雷诺的紧张关系
近年来，日产汽车遭受了一系列打击，包括戈恩被捕和随后的内部动荡，以及销量暴跌，股价下跌的影响。
戈恩于2018年11月因涉嫌财务不当行为被捕，并在日本保释后逃离该国，最终抵达黎巴嫩。他仍然是一名国际逃犯，并否认对他的指控。他说，他逃离日本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得到公正的审判。
他被捕后引发了一项日产汽车内部调查，导致时任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因薪酬过高而辞职。
日产汽车与其法国合作伙伴雷诺集团的关系也很不稳定，戈恩称，对他的指控就是为了阻止他拉近两家公司的关系。
纳达信中此前未被报道的细节突显出，在戈恩被捕5年后，日产汽车在与雷诺集团的关系上仍存在分歧。
经过数月的紧张谈判，日产汽车和雷诺集团在今年2月份宣布了新的合作条款，根据该条款，日产汽车将持有Ampere（雷诺集团正在剥离的电动汽车部门）至多15%的股份，雷诺集团将减少其在日产汽车的股份。
两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日产汽车的目标是在今年年中让董事会批准最终交易，但这一目标已推迟到2023年底。
一位了解雷诺立场的人士称，雷诺集团董事长让-多米尼克·塞纳德（Jean-Dominique Senard）和首席执行官卢卡·德梅奥（Luca de Meo）等高管曾认为古普塔在拖延或阻碍交易的完成。
英国《金融时报》称，雷诺集团高管长期以来一直将古普塔视为“联盟伙伴之间谈判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他一直拒绝雷诺集团的要求。
据法新社采访的一名联盟内部人士透露，古普塔放慢了雷诺集团和日产汽车这份新协议的执行速度，试图削弱内田诚。
据上述人士称，古普塔离职应该会“促进”这项协议的完成。知情人士称，反对日产汽车入股Ampere的另一位高级主管Masakazu Toyoda也已经被迫离职。
今年2月，日产汽车和雷诺集团在经历了数月的艰苦谈判和一再拖延之后，签署了一项协议，同意重建长达20年的联盟，雷诺集团将削减其在日产汽车的股份，以使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5月，当公司宣布新董事候选人时，古普塔被从董事会除名。Masakazu Toyoda也被解职，他曾是日本政府的一名官员，外界认为他是日产汽车的民族主义者，在日产汽车与雷诺集团的合作上拖延了时间。
上述接近管理层的人士透露，一些日产汽车高管希望巩固对内田诚的支持，以便更快地对雷诺集团的新计划采取行动。
尤其是Masakazu Toyoda的清算部门，被视为加强管理层关注内田诚议程的途径，即迅速重新平衡与雷诺集团的关系，同时入股雷诺集团计划剥离的电动汽车业务。
有关这些问题的谈判曾被设想在2022年底之前完成。
然而，到今年2月才宣布了一项基本协议，新投资计划的最终细节仍在敲定中。内田诚曾表示，日产汽车需要加快行动，像往常一样重组业务，因为联盟内部有一些人对缓慢的变革步伐感到沮丧。
▍纳达二次谏言
纳达在4月份的信中表示，他认为内田诚在他所谓的与德梅奥的幕后交易中做出让步和承诺，超越了他的权限。纳达引用了两起案例，均涉及日产汽车知识产权相关条款。
雷诺集团发言人拒绝置评，并称德梅奥也拒绝置评。
纳达在信中还批评了内田诚在没有明确战略理由的情况下，就执意收购Ampere股份的决定，并呼吁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这笔交易进行审查。
路透社无法确定董事们是否按照纳达的要求进行了审查。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表示，内田诚与雷诺集团讨论的任何内容，都将接受日产汽车董事会的审查，并听取执行委员会的意见。
纳达的这封信，标志着他第二次就日产汽车与雷诺集团的交易，与日产汽车的最高负责人对峙。
戈恩在2018年被捕之前一直在考虑将两家公司全面合并。为了躲避在日本的审判，他逃到了黎巴嫩。他多次将这起针对他的案件描述为，日产汽车高管的一场政变，其中包括纳达，他们对合并的前景感到担忧。
在戈恩案中，纳达为了避免被起诉而与检察官合作，他在对日产汽车前董事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的相关起诉中作证说，为了保护日产汽车的利益，必须停止与雷诺集团的合并。
纳达是2019年日产汽车成立的两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这是戈恩事件后日产汽车治理改革的一部分。他在信中表示，其中一个委员会一直试图为日产汽车同意投资Ampere制定理由，但无法提供任何可信的证据。
路透社无法独立证实纳达对Ampere投资审查的描述。
纳达还写道，古普塔突然离职，将对其他被认为难以相处或反雷诺集团的人发出警告。
▍早有端倪——黄袍失败
一个月前（5月12日），日产汽车表示，古普塔的任期将于6月届满，他将不会再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这让外界对他的未来产生了怀疑。
古普塔在“Nissan Next企业转型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计划于2020年启动，并于2023年完成，日产汽车在新闻稿中也对此表示了肯定。
此前，他为雷诺-日产这两个集团在印度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然后在雷诺-日产联盟中担任各种职务，包括三菱汽车的运营总监，日产汽车是三菱汽车的股东。
“这对日产来说是一个损失，因为他是这一变革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彭博情报公司汽车分析师吉田达夫（Tatsuo Yoshidaauto）说。据估计，在新冠疫情和国际业务重组的背景下，日产汽车在经历了两个糟糕的财政年度后，从2021、2022财年以来的低谷走了出来。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领导一个日本集团是非常困难的，”这位接受法新社采访的分析师补充说，他认为古普塔的继任者估计会在内部找到。
2020年6月，古普塔的支持者曾向董事会施压，要求将他提升为联合首席执行官，希望他能推动公司扭败为胜，改善与长期联盟伙伴雷诺集团的关系，但这一晋升并未实现。
日产汽车的12人董事会，尚未计划改变首席执行官内田诚或其副手古普塔的角色。但这场涉及至少6名现任和前任高管的幕后活动表明，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高层关系依然紧张，该公司在4年内换了4位首席执行官。
当时，日产汽车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回应称，“日产汽车没有计划或考虑改变管理结构，内田诚先生和古普塔先生在目前职位上的密切合作关系也没有改变。”相反的猜测是毫无根据和误导的，声明继续说道。
自日产汽车当年5月28日公布“四年复苏计划”以削减成本，并加强与雷诺集团和三菱汽车的全球联盟以来，为提拔古普塔而进行的游说活动不断加强。
古普塔的支持者建议他要么与内田诚共同担任首席执行官，要么取代他的老板，由内田诚担任董事长。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日产高管对路透社表示：“我们已经足够清楚地告诉董事会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但不想把这个问题推得太紧。我们希望这一切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发生。”
消息人士称，随后古普塔的盟友变得更加大胆，因为普通员工越来越怀疑日产汽车能否摆脱11年来的首次年度亏损。
其中两位消息人士引述了内田诚在5月28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他在会上提出了削减产能和车型范围的计划，并重新强调与日产汽车合作伙伴雷诺集团和三菱汽车分担成本和投资。内田诚当时强调：“该计划的主要重点不是重组。”
消息人士称，这显示出日产汽车在关键时刻缺乏紧迫感。
“日产汽车的计划是一项重组计划，无论你怎么界定，”东京SBI证券分析师Koji Endo表示。但日产汽车并没有明确将其定义为重组计划。“我认为，如果日产汽车能诚实地说出这是什么，以灌输计划的紧迫性，并强调人们需要抓紧时间，会更好。”
4名知情人士透露，古普塔承担了日产汽车的大部分领导职务。另一位中层全球产品分销策略经理称，古普塔最近主持了该经理及其同事在横滨总部的所有会议，讨论中国和美国等关键市场的复苏情况。
“他在制定计划中承担了所有繁重的工作，我们没有从他那个级别的其他高层那里得到任何指导。”这位经理说。
在制定日产汽车转型战略过程中，古普塔与雷诺集团董事长塞纳德积极合作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消息人士称，如果古普塔获得晋升，将对日产-雷诺联盟有利，因为内田诚和塞纳德尚未建立稳固的关系。
日产汽车在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管理层在首席执行官内田诚的领导下，专注并团结一致地实施转型计划。作为首席运营官，古普塔正在与内田先生密切合作，执行该计划。”
雷诺集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不会对外界的猜测发表评论，并补充说雷诺、日产和三菱的现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日本的“外国”高管们
分析师吉田达夫还估计，古普塔离职的争议性情况可能再次“引发对日产汽车方向盘稳定性和平衡性的担忧”。
总的来说，许多日本公司难以吸引和留住外国人才，这些人才很少能升到高层。
吉田达夫表示：“日本商业文化中的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传统的领导方式，可能会给外国经理人带来问题，但这取决于公司的具体情况。”
这让人不禁想起戈恩史诗般的垮台。
日产汽车前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于2018年11月19日被捕，他否认所有指控，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毫无根据”。他说：“这将成为日本及其商业的一个大问题。日产汽车本应在内部解决这个问题。”
日前，戈恩向黎巴嫩最高上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产汽车赔偿逾10亿美元，这笔赔偿金额占日产汽车约160亿美元市值的5%以上。
该诉讼指控日产汽车以及另外两家公司和12名被点名的个人犯有诽谤、污蔑、中伤以及伪造物证等罪行。戈恩要求赔偿5.88亿美元的薪酬损失，以及另外5亿美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该诉讼于5月18日提交，并从阿拉伯语翻译成英语。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我们将战斗到底。”69岁的戈恩穿着一件蓝色开领衬衫，在贝鲁特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与他们对我所做的相比，我所要求的只是一点补偿。”
日产汽车的一名代表表示，该公司尚未收到诉讼，因此无法对戈恩的说法发表评论。
这笔诉讼标志着戈恩在2018年被日产汽车驱逐并因财务不当行为指控在日本被捕后为自己正名的最新努力。
这位日本商界最知名的外国人令人震惊的被捕、起诉和长期监禁，可能会阻碍日本利用海外人才实现企业多元化的努力。让那些考虑在日本公司担任高级职位的外国高管们在接受职位之前三思而后行。
“这产生了寒蝉效应，”奥睿律师事务所（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驻东京的合伙人Yumiko Ohta说，她为客户提供公司治理方面的咨询。“在日本招聘外国高管将变得困难得多。”
招聘公司Odgers Berndtson驻东京的执行合伙人约翰·尤滕博格（Johan Uittenbogaard）说，这样一位杰出的商界领袖在日本被捕被审判，可能会让一些外国人——无论他们多么守法——不敢接受在日本的职位，也会让跨国公司更不愿意把他们派往日本。
日本的外国首席执行官历史有限。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包括戈恩、索尼公司的斯金格(Howard Stringer)、武田制药的韦伯（Christophe Weber）和麦当劳日本公司的卡萨诺瓦（Sarah Casanova）。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哈里斯堡分校管理学助理教授谢拉·潘迪（Sheela Pandey）说，在日本的首席执行官屈指可数。
“这些极其罕见的高管通常会遇到文化冲突和日本下属的反对，外国首席执行官将不愿在日本工作，”潘迪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这无助于日本的国际化。
为汽车行业客户提供服务的猎头公司HCCR k.k.驻东京董事总经理阿贝尔（Casey Abel）认为，戈恩被捕引发的担忧阻碍了从海外招聘高管的努力。
“他们所洽谈的两名外籍高管候选人决定等一等。他不愿透露这些公司或客户的任何细节，只说他们是副总裁级别的工程专家。”阿贝尔表示。
“这引起了恐慌，”阿贝尔说，“目前，我们与日本汽车客户的15位高管进行了交谈，我敢说，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非常务实地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东京证券交易所（Tokyo Stock Exchange）2019年修订了公司治理准则，呼吁其成员在“性别和国际经验”方面提高董事会的多样性。
日本企业在招聘外部人才方面已经遇到了重大障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世界竞争力中心（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2019年11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63个经济体中，日本在吸引和培养人才的能力方面排名第29位，落后于塞浦路斯和爱沙尼亚。
排名高于日本的亚洲经济体是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和台湾。调查显示，在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方面，日本2018年排名第28位，而2014年排名第10位。
“日本需要外国高管，”东京房地产开发商太平洋资本（Pacifica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赛斯·索尔金（Seth Sulkin）说：“日本实际上只有两个主要的增长行业，那就是入境旅游相关业务和出口，这两个行业都需要外国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