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人」美国制裁小米与中美关系的“大撕裂”

如果全球化必须在美国的卵翼下，必须由美国制定界限、控制范围、分配利益和随时保留惩罚权力，这样的全球化不要也罢。

文/《汽车人》黄耀鹏

这几天，美国特朗普政府加紧出台制裁中国产业、企业、个人的政策。这已经让类似的新闻产生钝化效应。

1月14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与中国军方相关”（简称“涉军”）名单里有9家企业，包括小米集团、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箩筐技术公司、北京中关村发展投资中心、广东高云半导体科技公司、大新华航空、中译语通科技公司、中国航空集团、中国商用飞机公司。

制裁手段面面观

这个名单中大多为工业导向型或基础设施类企业，或者称ToB型企业，小米和大新华航空在其中显得很奇怪。后者是海航旗下独立运营的子公司，而小米作为一家香港上市的手机和智能家电企业，被列入“黑名单”。虽然有人开玩笑说，小米董事长的名字“涉军”，但美国政府这么做逻辑在哪儿？

到目前为止，小米受到的制裁与华为不同。

美国政府制裁和贸易限制的部门主要有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与中国国务院概念不同）。

财政部的手段包括特定人员清单、通汇账户清单、行业制裁识别清单、海外逃避制裁者清单；国防部则拥有“1237清单”、实施计划和原型设计；国务院则负责执行“出口管制法”和防扩散清单；商务部则拥有最多的制裁手段，包括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途、军事最终用户、拒绝往来清单、未经核实名单等。

这四个部门职责并非泾渭分明。在是否批准的过程中，美国采取了一种准联席会议协商决策的机制。商务部主导的制裁，在接到申请后，通常将“决定权”转交给更熟悉产品和技术的部门，包括国务院、能源部、NASA，甚至CIA。小米“涉军“的情报，可能由CIA提供，也有可能由商务部下属部门——产业和安全局（BIS）提供。

小米强化供应链安全

小米是否存在军方用户，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美国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包括通用、福特、谷歌、微软等，都做过军方承包商。美国将小米“涉军”打扮成有违商业道德和规则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伪善。

先要求美国投资者限期出清小米股票，切断投资联系后，再对小米供应链、市场和投资进行打击，美国投资者受损较少。但是像高通、博通这样的小米供应商，无论如何都将蒙受损失，就像华为被制裁的过程一样。只不过美国政府判断，中国军方因小米的经营活动受益，已经超过了美国投资者和供应商的收益。

和华为遭受的一连串不断加码的制裁一样，“涉军”制裁如果被认定无效，很快就会升级，直至进入“实体名单”。而且商务部不会说明理由、情报来源，也没有申诉和抗辩机制。被制裁企业可以选择在美国起诉，但这么做实际意义不大。

小米在15日早上发表“澄清公告”，但仍受此消息影响。当天小米港股最多跌幅超过15%，收跌10.26%。放量交易，显示了外国投资者撤出，而内资大举抄底的过程。

小米对此早有准备。2018年9月，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成立，是当时中国民营企业产业基金中规模最大的一支。雷军的天使投资人定位，已经蜕变为成立风投机构（VC），但主导投资方向的仍是雷军本人。

舆论认为雷军的投资偏好集中于先进制造、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无人工厂等核心领域。小米投资了蔚来、小鹏等终端生产者（并非早期投资者），但小米基金更关注自身供应链的安全，其中就包括小米依赖、美国可能掐断的半导体供应。

近期，小米基金在半导体领域大手笔投资，一口气投资了37家半导体企业，覆盖了从设计、生产设备、原料到生产、封测全链条。投资时间从2020年1月起，贯穿一整年。小米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小米已经判定，自己迟早要面临华为的困境。尽管小米是香港上市公司、客户基本都在C端，从资本到供应链都充分国际化（其实也是美国化），但仍未能让美国放心，该来的还是要来。

华为哈勃则投资18家，原因可能在于，华为已经拥有半导体设计和测试能力。

小米大举投资半导体的行为本身，是否是刺激美国的因素，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对对方意图的判断，都没有失准。一个急促出手强化供应链安全；另一个排除利益攸关方的阻碍，坚持将其列为打击对象。

“去美化”的战略因应

这很像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一个认为自己和世界经济绑定得愈充分，就愈安全；另一个则坚持扼杀世界经济体系给对方带来的战略便利，尽管这一体系是自己一手建立。“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么来的，这和某一方是否秉持善意毫无关系，也不存在“黑暗森林”般的战略互疑，而是双方基于自身发展前景而自动选择战略对抗。很遗憾，但无法避免。

中国曾经宣称，中美投贸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其实已经在暗示中美缺乏共同战略利益，只存在低层次的经贸互惠关系），而美国则冒着自身利益受损的风险，遏制中美经济的嵌合进程。中国则迅速与其他大经济体达成一系列更紧密贸易安排（RCEP、中欧CAI），以对抗、对冲美国的对华脱钩战略。

有意思的是，双方都在认真为后特朗普时代做准备。中国企业不应该指望拜登政府上台后“放自己一马”，必须将供应链安全放在自身掌控范围内（美国的市场随时会关闭）；而特朗普自己，不会与拜登协调，反而力图给中美关系定调，尽可能留下更多的中美对抗的政治遗产。这不影响拜登试图组建的对华关系国际协调机制。

如果全球化（投资、供应链和市场的自由化）必须在美国的卵翼下，必须由美国制定界限、控制范围、分配利益和随时保留惩罚权力，这样的全球化不要也罢。中国被迫大搞“去美化”的全球化，芯片如此，甚至汽车这样的工业和信息产业大综合应用也是如此。马斯克最近的言论立场，表明了两种模式对撞的战略前景。

让我们好奇的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大撕裂”（这和中美贸易额增长不矛盾，主要是关键环节参与度的互相排除），要进行到什么程度。是以发生最坏事件作为结束呢，还是双方再次发现共同的敌人？两者都是极小概率的事情，即缺乏刹车机制，这让我们对前景感到非常不安。（文/《汽车人》黄耀鹏）【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