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下，车企会抛弃中国供应链吗？

随着疫情影响的不断扩大，除了被打乱的生活，汽车行业的人“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的疑问也萦绕在脑海无法驱散。

特别是在亲眼见证，韩国车企因为中国零部件供应不足，而导致工厂一而再再而三地暂停运转，这样的疑惑就进一步加重了。韩国五大整车厂现代、起亚、韩国通用、双龙和雷诺三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游供应不足、工厂停工问题。

据称，韩国车企线束零件有87%来自中国，现在即使增加韩国和东南亚线束生产线的产能，也仅占中国产能的20%至30%左右。

目前，中国向韩系车供应相关零部件的一级、二级供应商数目高达40家，其中虽然38家已经复工，但复工率仍然低于60%。若供应持续出现短缺，仅现代、起亚在韩国本土的汽车产能就可能减少5万辆，导致销售额损失将超过1万亿韩元。

除了现代等韩系车，丰田、日产、菲亚特克莱斯勒等多家跨国车企，都出现了因中国供应商产能不足，被迫停止部分生产线的情况。比如日产，就因为中国零部件供应受阻，位于九州的工厂宣布暂停生产。根据日本国际贸易中心统计，2019年日本进口汽车零部件中约37%从中国进口。

不仅如此，粗略估计，湖北省就聚集着博世、伟巴斯特、德尔福、法雷奥、霍尼韦尔、伟世通等多家大型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产品涵盖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电子系统等各个领域。

1月底，博世集团首席执行官沃尔克马尔·邓纳尔称，如果疫情持续下去，博世在全球的供应链将会中断。

突如其来的疫情似乎也不断提醒着我们，在全球汽车产业链扮演着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尽管承认我们在某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环节，并没有话语权和丰厚的利润，但供应链的完整性却毋庸置疑，集群效应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2018年，《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研究》发布数据显示：中国零部件企业超过10万家，纳入统计的为5.5万家，基本实现了1500种部件的覆盖。其中，动力系统7554家（13.8％），电子系统4751家（8.7％），新能源汽车专用部件1003家（1.8％），底盘系统16304家（29.8％）。从规模上看，纳入统计企业行业规模覆盖度达到98％。

疫情引发的还有另一个隐忧，那就是国际供应链的保卫战。

我们的制造业作为全球供应链重要的一环，疫情对复工延误和生产效率的影响，会持续打击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如果供应链松动并迫使其他国家企业启用备用基地，比如将产能转移至周围虎视眈眈的东南亚制造业，那么结果就会变得不可逆。

同时，此时的中国供应链危机也被美国当做机遇，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采访的时候就表态这次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回归。

事实上，也确实有企业这么做了，一家生产汽车底盘、踏板等的日资零部件企业伟福科技就宣布，将其在武汉的工厂部分产能转移至菲律宾工厂，如果疫情持续蔓延不排除还会将更多在华产能进行转移。

就算没有疫情冲击，近年来三星、丰田等个别跨国企业也在平衡各种成本与风险之后，小幅度削减在华的产能，其中一部分产能转移至菲律宾、缅甸等东南亚地区。

如果仅仅只是看表面趋势，这样的隐忧会变成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其实供应链迁移并不简单，中国制造业的黏性并不低。

中国与美国持续发生贸易摩擦的这两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在华投资的379家德资企业的意向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考虑过产能转移。有趣的是，不管特朗普如何对本国的企业恩威并施，希望他们重新将工厂转移回国内的美好愿望都无法实现，马斯克更是反其道而行，火速来华建厂。

事实上，一个国家制造业供应链受到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质量、基础设施配套、物流水平、营商环境、消费市场体量等非常多的因素组成，优势一旦确立很难在短时间被打散。反之，则是缺少一些因素就很难形成稳定的供应链体系。这也是东南亚国家很难取代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或囿于劳动力素质、或阻滞于基础设施配套。

与此同时，时任福特汽车产品开发和采购负责人唐浩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享了一个他所观察到的趋势。通过对福特汽车在全球36个国家/地区的450余家供应商的分析，他发现整个供应网络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形成了墨西哥辐射美国、东欧和摩洛哥辐射西欧、中国和东南亚辐射亚洲的局面。也就是说，区域化力量自有其作用方向，在亚洲区域，中国的供应链地位很难被撼动。

而制造业回流美国，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劳动密集型产业回归发达国家，是一个从产业链高价值端倒流的过程，违背发展趋势，难度非常大。

当然，这也提醒我们向产业链高价值端攀升是我们下阶段的重大任务。根据数据测算，中国出口至少5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但却占全球零部件出口总额的13%左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抓住新能源发展机会努力脱颖一批比如宁德时代、均胜电子等具备高水平的企业。

抛开这次疫情的影响，在新四化的驱动下，全球的汽车产业链本就面临着重大的解构重组，整个产业链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大众汽车集团工会主席伯恩德·奥斯特罗（Bernd Osterloh）分享了一组重要数据：

·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的零部件数量只有燃油发动机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电动汽车动力总成制造时间将缩短，关联的供应商数量也会变化；

·电动汽车总装时间比当前的燃油动力乘用车减少30%；

·适配电动汽车的电池制造厂较燃油发动机制造厂，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只有后者的五分之一。

此外，福特汽车内部曾测算，如果汽车产品全面转向电动化，品牌制造商的价值或将缩水10%-30%。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以及传统企业的试错沉没成本太大，但一方面也不断有自动驾驶、动力电池等新秀企业在全新的发展趋势里冒头。

整个产业价值链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重塑、跨界融合，传统汽车行业的纵向分工生态正在被打破，深度跨界合作与水平分工的案例逐渐增多。这样一个触手遍及多行业的联动变革，仅仅靠一个企业，一个国家是很难承担巨大的风险的。没有谁是一座孤岛，背离比拥抱更危险。

此时，全球汽车产业将走向何方的问题？我们唯有打破国界的限制，拥抱彼此，才能探索出通向黎明的路。在南极一只帝企鹅不足以抵御寒冷，于是上万只帝企鹅会拥抱在一起，以此来扛过漫漫长冬的暴风雪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