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从零到一百，我们还差多少？
文｜Karakush
我们的主业大概是汽车。
但今天想先扯两千字的电影。
昨天，《寄生虫》拿到了奥斯卡的四项大奖，其中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两个最吃重的殊荣。很多人表示想不通，一定是打开信封的方式不对。
觉得违和，或许是因为，它好看却也不能算太牛逼。它甚至不是奉俊昊自己最好的作品。请给我一秒吹爆《杀人回忆》。
然而实在又是破了了不起的纪录。尤其是“最佳影片”，奥斯卡92年以来，第一次颁给一部非美资非英语片。
以后大家谈到奥斯卡史上最牛逼的亚洲电影，不会再是李安的《卧虎藏龙》，而是奉俊昊的《寄生虫》。历史只会记住最响亮的那个名字，真是教人嫉妒。
出现这样的结果，有它的因缘际会。比如近些年，在#OscarsSoWhite运动的压力下，学院引入了很多国际评委。
2015年学院8500名投票者中仅有8%是有色人士，现在则提升到16%。这点进步，是此次奥斯卡终于反叛老白男讲述老白故事传统的一个基础。
在奥斯卡之外，《寄生虫》的表现也很好。对于关注电影行业的朋友来说，获奖的铺垫很长很充分，不只是各类前哨战上开挂，事实上，出场即高潮。其首映是在去年5月的戛纳，入围主竞赛单元，并且最终拿到了金棕榈大奖。
这又是一个改写历史的成绩，它是第一部获得金棕榈奖的韩国电影。但它也不是最实至名归的那部。
韩国电影连续四年冲击金棕榈。
从2016年朴赞郁的《小姐》，到2017年也是奉俊昊的《玉子》，到2018年李沧东的《燃烧》，都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论戛纳的尿性和口碑的正义性，《寄生虫》不如《燃烧》，后者在那届获得场刊历史最高分，结果败给了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相比小金人，《寄生虫》在戛纳折桂才叫离奇。因为它是一部类型片。奉俊昊发表获奖感言时强调了他的定位：“《寄生虫》是我之前电影的延续，都是类型电影。我一直是一个拍类型片的导演。”
越是优秀的类型片，通常越是难以博得更强调作者性和艺术性的欧洲奖青睐。上一部同时获得戛纳和奥斯卡最高奖的电影，还是1955年德尔伯特·曼的《君子好逑》。此后两者的品位方向劈叉比较大。
如果说去年的戛纳，是对前仆后继的韩国电影人一次集体性的褒奖和补偿；那么今年的奥斯卡，反而显得实至名归了些，是对韩国电影工业体系的一次顶级肯定。
《寄生虫》是实锤了一个我们不太想承认却知道很久的既成事实：韩国电影工业甩开中国电影工业，恐怕不止八百条街了。
我们的主业是汽车。从一个工业看另一个工业，总会有一点启示。为什么韩国电影工业，可以发展到今天的世界水平？很值得探讨背后的动因，借此衡量一下我们还差在哪里。
有人说，不必着急。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真正现代化的发展才不过过去二三十年的事。而从历史上第一部韩国电影《义理的仇讨》（1919年）算起，到去年《寄生虫》这部集大成的作品上映，韩国电影发展了100年。这是代差。
其实没什么道理，数字长短并不代表什么实质差距。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摄制于1905年，还比韩国早了十几年呢。现在又在什么水平。
并不是所有年份都会转化成有效经验。人类发展300多万年，但落到你我头上，大家也还都是第一次做人，一败涂地起来毫不手软的。以年资论道行，不免唬人。便秘十年，拉出来的还是屎。话糙理不糙。
我们曾有过辉煌，但没有续传下去，经验值就很难得到累积增长。
《卧虎藏龙》之后，华语电影在奥斯卡上便再无收获，仅有两年后与《卧》萌点相似的《英雄》提名最佳外语片，此后连提名都没混上。
而上一次拿到金棕榈，还是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近些年，当韩国电影在坎城风生水起时，中国电影甚至入围者也寥寥，今年还有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撑场，上一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还是五年前侯孝贤的《聂隐娘》。
近十几年就像白长的。
韩国电影按阶段分，在1960年代曾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是随着政治环境恶化很快家道中落了。如今的繁荣昌盛，主要就是这一代电影人近20年的奋斗。对他们来说，韩国电影工业有这么三个重要的节点：
第一是1998年，韩国取消了电影审查制度，开始实行分级制，放开了对创作的限制；
第二是1999年，应WTO要求韩国决定削减本土电影配额制，将每年必须放映本土电影的时间从146天削减为92天。韩国电影人为了保护本土电影的扶持力度，开展了“光头运动”抗议，并取得胜利，让韩国电影人士气大振；
第三是2006年，为了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韩国又决定削减配额制。虽然电影人也再度抗议了，但这次并没有用。政府方面成功把天数从146天直接削半至73天。
总结起来说，三个节点提供了韩国电影的三个必要条件：一个自由宽松的政策环境，一群有信念而团结的从业者，以及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
这些条件并不是纯纯的利好。比如在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对国产电影的扶持保护就自然被弱化，增加了更多被进口大片按在地上摩擦的机会。
但是酝酿的结果是好的，即便配额限制砍半，韩国电影也没有被吊打，依然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票房成绩相当能打。
有朋友或许会质疑，这是不是韩国观众觉悟比较高，更热爱本国文化，更爱看国产片。然而并不是。本土电影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即便《寄生虫》也是如此。它在戛纳得奖后五天，回到韩国开画，在奖项的带动下非常轰动，甚至破了本土首日观影人次纪录。但是三天后就扛不动了，因为《阿拉丁》上映了。从票房来看，最终《阿拉丁》的观影人次要远高于《寄生虫》，这都没地方说理。
如果是姜文，想必得怒啐一声：我再也不干包饺子喂猪的事儿了。
但是韩国电影人，则是找到了自己的差异化、接地气的打法。换句话说就是，拍只有你能拍的东西。
最早的例子，便是1999年的《生死谍变》。现在来看就是一部标准的动作片，但是以南北朝分裂为背景，大受欢迎而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影片，是韩国影史上本土片打败进口片的一个标志。
后来的很多韩国大片，在题材选择上都多少触及到历史创伤，借此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与讨论，号召吸引更多观众支持。韩国电影后来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关照，也是由这个市场化逻辑而来。这都是被竞争压力逼出来的。
当年还有几分姿色的宋康昊
韩国导演李濬益，几年前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的时候指出，更开放的市场，正是中韩两国电影市场的真正差距所在。
为了保护国产电影，中国对海外进口片有名额限制——每年进口特种影片14部、普通分账片20部，同时大约还有三四十部批片。相比之下，韩国虽然同样有国产电影保护政策，但在进口片名额方面没有太大限制。
当时编辑给他的标签，还是《王的男人》导演。那时他刚拍完另一部社会影响最深远的影片——《素媛》。
此生提不起勇气看第二遍
这种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风潮，应该说也是奉俊昊《杀人回忆》带起来的。奉俊昊几乎在每一部他执导的长片中，都会带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但这种偏好不局限于他一个导演。
他们对现实的聚焦，即便放置在当下世界电影圈中也十分罕见。以本届奥斯卡提名的影片为例，除了《寄生虫》和《婚姻故事》，其他都是年代戏。
养成这样的反思习惯，或许还有别的推动力。
一方面，是韩国本身的市场容量太小了，回报率限制了发展类型。从票房看出，韩国观众对好莱坞科幻大片以及动画片的爱好位居高位，这些都是高投入的类型，也是韩国类型中的短板。因为市场吃不下，资方所要承担的风险太高，韩国电影不会轻易尝试。
《反派影评》说过一个料。奉俊昊当年拍《雪国列车》，4000万美元的投资，几乎是国家巨制级别的投入，韩国振兴委员会还拉来了朴赞郁给当制片人。
结果有一天，奉俊昊听见主演克里斯·埃文斯（美队）接受一个采访时说，最近在漫威空档，到韩国拍了一个小成本的片子。这件事对奉俊昊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雪国列车》拍摄于2012年，大概就是美队拍《美队2》之前一年。《美队2》的投资，大概是1.7亿美元。4000万美元相形之下就是一个小制作。那一年，韩国电影发展93年，在美国面前还是小老弟。
世界名画
无积淀无支持，但是韩国电影还是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干。
比如《汉江怪物》，当时的报道中有过吹嘘，邀请了好莱坞特效团来做怪兽造型，就像我们要吹一吹用了国际一线的Tier ONE供应商一样。但那个片子的成本才1100万美元，还是靠本土团想了不少土法炼钢的办法。
再好的特效都不能隔十几年再看
大概也就是从此开始，韩国特效以性价比打破北美垄断，便宜又好用，尤其受到不少中国导演的欢迎。徐克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还曾经推荐给张艺谋，不过国师拍戏根本不差钱，都用好莱坞一线的。
另一方面，还有创作自由度的问题。
我们很少有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更难得的是拍出来能准确反映现实问题，这个大环境因素是一个大头。
最可怕的是，受制于威慑，这个类型现在并不是被消失，而是自主消失。除了娄烨每每还在以身试法，在龙标和删减的边缘反复试探，很少看到带着镣铐跳舞的优秀尝试。
前两年徐峥的一部《我不是药神》，已经让人热泪盈眶，但它默默把问题转移到一个过时的主题，想牟利的罪恶托拉斯上，而模糊处理了真正的矛盾。就像我们在这篇文章里，狠说原因在市场开放，其实根本上是这里。现实丧失了现实的意义，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太难得的一步。
相比中国的电影人，中国的汽车人要幸运很多。
中国汽车受到政治环境的钳制很少，到目前为止政策还是属于帮了大忙的。同时，市场正在全面打开的路上，去年打开了合资股比，也允许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独资进来，剩下恐怕是电池供应链上的保护，看起来也快了。
过去十几年，汽车从业者已经证明，有底气嚷嚷得很大声，也具备一定的原创和冒险精神，更不乏和国际接轨的资本，以及气吞山河的梦想。我们还有别人没有的市场容量和巨大的生产能量。
仍旧没有上位，或许只差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里，和一线近身肉搏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