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①

作者 | 张友发

来源 | 消费新声

已经历时一个多月的武汉新型肺炎，正将中国的舆论场空前地发动起来。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如此巨大的疫情灾难中，面对如此复杂和多元的舆论环境，也是过去几年时间里，最有影响力，也最复杂的关于内政的舆论浪潮。

相比之下，以往的翟天临事件、香港事件和莫雷事件，还可以用更单一的框架解释大众情绪，而目前这场波及甚广，并且生死攸关的疫情，将更复杂的关系牵扯到舆论变化中来。

《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在连续跟踪和即时梳理了绵延一个多月的舆论事件时发现，这次疫情几乎和过去几年的所有舆论情绪点形成对话。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区隔状态的信息空间，立刻发生了交际和碰撞。个人言论、社交媒体、自媒体、公共媒体和官方媒体，相互交织、相互补充、相互冲突，联合滚动在一起，成为推动舆情转变的重要力量。

1月20日钟南山的首次表态，1月23日的武汉以及湖北局地的“封城”，都成为极为重要的舆情升级点，官方所推动的团结一致和众志成城的言论形成“第一个舆论场”。但是，社交媒体和公共媒体在1月20日之后的全面参与，形成了层次复杂、多种声音交杂的“第二个舆论场”。

我们也发现，在过去几天的舆论场中，“众志成城”般的舆论态势的难言凝聚，两个舆论场在短暂共振之后，仍然保持一定距离。在武汉防疫逐渐进入艰苦决战之时，这样的舆论环境令各方都感到不满意。

我们试图用线性的时间轴来还原舆情，并且正视两个舆论场的层次和多样。我们希望不断追问：

为什么这场舆论风暴没有更早到来？官方和民间的话语互动有新的变化吗？公共讨论到底是在大步迈进，还是短暂爆发？在新媒介环境里，我们变得更加一致，还是更加分化？

疫情最开始搅动舆情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确认。根据「丁香园」发布的《武汉病毒纪事——2020年的第一场疫情》，在2019年12月下旬，武汉出现非典病例的流言出现在社交网络。

在一张流传甚广的微信群截图中，自称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的用户说，华南海鲜市场已经确诊7例SARS（非典），第一例患者是水果批发摊老板，已经在自己所在医院的后湖院区急诊科被隔离。

12月30日，一份名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再度通过网络和社交工具传播。传言中的通知提到，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单位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与这两则传言相呼应，多家媒体向官方求证文件的真实性。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12月30日发布了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第一份官方通报，确认病情发生的同时，表示并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和医务人员感染。

此时外界关注的核心是李文亮的非典论断。「新京报」在第二天询问了李文亮自称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后者辟谣并无疑似或确诊的患者。微博评论中对这则报道的批评居多，认为「新京报」只问一个工作人员就辟谣过于武断。

真正对舆论定调的是官方媒体的报道。12月31日，人民日报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中写道，武汉多位医院人士称，新型肺炎不能断定是网传的SARS病毒。央视在当天报道了中央专家组来武汉的消息。人民日报也告诉民众：“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体系，市民也不用恐慌。”

经过几年的网络治理和舆论引导，大部分网民对官方信源的信任已经形成。在新闻的评论区，一条娱乐博主的热评代表了主流观点：等官方消息，不信谣不传谣。武汉警方在2020年元旦通报，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被依法查处，同时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此举在日后被一再提起并且被不断诟病。在中国复杂和多元的舆论场之中，社交媒体、公共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监督和曝光的作用。只是在当今的媒体管理环境中，监督和曝光往往与“谣言”联系在一起；在经济上，公共媒体在媒体转型过程中遇到瓶颈，新媒体在自治困扰之外，也多考虑投入与产出的低性价比，从而形成一道低低的天花板。

接下来的消息进一步消除了非典恐慌。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5日的通告中，排除了SRAS、禽流感等病原体的可能，当时的患者已经达到59例。通告还再次强调，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和医务人员感染。

在谣言管理和官方发布的双重机制下，社交平台针对这场疫情的关注开始归于平静，并转向随后的几次网络事件。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社区在过去三年中已经成为官方和年轻人之间友好互动的舆论连接器，经历莫雷事件、香港事件和国庆盛典，新一代年轻网民在2019年的舆论事件中表现出强烈自信和自觉。

微博大V「江宁婆婆」如此告诉自己的粉丝，武汉拥有全国第一个堪称生物病毒安全研究航母的P4级病毒实验室：“如果武汉搞不定，就没人搞得定。”

这座实验室在早期的疫情舆情里成为具体落点。据央视报道，1月8日，8名患者已经出院；1月9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判定为冠状病毒。应对的迅速让央视新闻的评论区留言纷纷肯定官方的开放、透明和高效。其中一条评论赞扬了武汉：“武汉太可怕了，隔离，提取病毒，细胞检测一气呵成一步到位，这个城市是什么神仙病理学研究能力。”

一些自媒体也成为这种“自信”的重要扩散器，当然流量对于他们的诱惑要高于自身的信仰。出身于咪蒙内容生产体系的自媒体「青年大院」已经因为过于不堪而不值得在此被提及。自媒体「酷玩实验室」在1月11日发布的《武汉疫情，为什么我们不慌？》中，再次自信地提到了那座实验室，文章的语气也颇为夸张：

“你说说，这个冠状病毒老七也是不走心，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武汉在病毒研究方面的实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非要来武汉，刚好让生物大牛们把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虽然1月11日是相对重要的疫情节点，却没有成为舆论转变的节点，依然在第一个舆论场的有效叙事范围之中。

武汉卫健委在这天通报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起死亡案，并开始实行疫情每日通报。这份通报还提到，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和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通过日后的梳理，从1月12日到21日，关于医务人员是否感染的表述已经不再出现。与此同时，从1月8日开始，伊朗事件、对岸选举、故宫自拍等事件接连成为舆论热点，社交媒体流量式的注意力绝大部分也都聚焦于此，公共媒体的注意力也在既定好的选题排期表之中，形成了实际上的“另一种声音”的空白。

根据自媒体「事实杂货铺」日后发表的《没有新增病例的那些天，武汉发生了什么？》，武汉没有通报新增病例的时间，正好和武汉两会以及湖北省两会的时间重合。这家自媒体直接指向了中国舆论管控的隐秘区域，而这些需要在字里行间被发掘的信息，离新一代网民熟悉的新媒体阅读习惯相去甚远。

危机却在酝酿之中。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17日发布信息，在采用优化后的检测试剂盒后，武汉新冠肺炎患者新增17例。泰国和日本随后连续出现了来自武汉的肺炎病例。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估计，新型肺炎实际数字接近1700例。这些海外消息通过「财新」等严肃的新闻媒体而传回国内。

医学类媒体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月19日，「八点健闻」在《武汉肺炎1天新增17例，为何内地其他城市没有报告病例？》中提到，内地在武汉之外没有报告，很可能是因为其他地区没有对该病毒进行检测。

「丁香园」发布了《武汉病毒纪事——2020年的第一场疫情》，首先对疫情进行了较完整的复盘。文章提到最早发病的患者之一郑梓昱在2019年12月12日就已经开始发烧，并经历了两次转院。这篇文章还通过病例复盘表达了对人传人可能性的担忧。

随着这两篇文章的流传，部分民众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程度，社交媒体上的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信息重新开始发挥作用。那些自称是医院工作人员的信源，宣布武汉的感染病例已经数百；被瞒报的病例，和武汉医生全副武装的图片，也唤起了大众，特别是30岁以上中国人的非典记忆。

1月20日上午，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指出，目前武汉肺炎发展轨迹与当年早期SARS疫情相像，应该引发高度关注。他直接质疑了当时官方所说的“可防、可控、可治”。

管轶是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管轶与其团队在分离鉴定SARS冠状病毒和建议政府取缔野生动物市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他接受采访的数小时前，1月20日凌晨，武汉卫建委更新数据显示，1月18日和19日两日共新增136名确诊患者，几乎同一时间，北京和广东也分别报告了一共3名确诊患者。

在这样的增长数字推动下，真正的恐慌情绪开始出现。

恐慌和正视几乎同时出现，这是2020年明显进步于2003年的地方。

20号主流媒体释放的关键信息成为这场疫情的第一个升级节点，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预示着社会动员级别的全面提升。据自媒体「凿壁偷光的小王」统计，武汉主流媒体「长江日报」1月20日的电子版20个版面，无一条新闻和疫情有关，而21号头版的11条新闻中，已经有7条疫情相关。

同一天，曾经在2003年抗击SARS中深获民众信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宣布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相比官僚系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疫情防控经验，让钟南山有能力表达关于疫情的合理判断甚至推测，也容易与逐步陷入恐慌的民众进行沟通，传递可信的信息，从而在官方表态和社交网络之间达成共鸣。

20日当晚，白岩松以直播的形式采访了钟南山，后者确认了两个关键信息，疫情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并有14名医务人员被感染。重要的是，钟南山将武汉明确定义为防控核心。

在公开关键信息的同时，钟南山也在采访中强调自己的信心，武汉有严格的筛查机制，加上很好的监控隔离制度，这次疫情不会重复非典时期的情况。“一个地方爆发，其他地方散在，不能说中国爆发。这个定位对媒体非常重要”。

官方让有民心基础的技术专家更早出场，也是对过去数年相关事件处理的经验，这样的技术专家能和体制对接，并提供决策建议，提高民众的信任度。

钟南山成为官方话语和民间舆论的第一个连接点，也是接下来新闻传播的中心人物，和这场疫情抗击斗争中第一个被官方和民间同时赞扬的人物。官媒和自媒体开始围绕钟南山坐高铁餐车奔赴武汉、过去在非典的经历展开报道，甚至有健身类自媒体关注了钟南山的身体锻炼情况。

基于此类内容，短暂的共识在两个舆论场之中形成，具体表现为：从1月20日晚上到21日，各类媒体内容平台上，都开始大量出现关于科学防疫的指南，以及呼吁大家改变今年的过年习惯。这都有助于提高民众对于疫情可控的信心。

武汉市长在第二天接受白岩松采访。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在前一天的采访中对大众提出建议：“能不到武汉就不到武汉，能不出来就不出来，这是专家的建议，不是官方的号召。”这位市长以政府号召的形式重新叙述了这句话。

随之而来的是对于武汉和湖北的全面动员。在「长江日报」等地方媒体转向疫情报道后，「财新」取消武汉疫情报道付费墙，成为随后理性和建设性网民获取信息最重要的媒体。而大众新闻媒体和「丁香园」等垂直专业媒体实时更新的肺炎疫情地图从21号之后，不断的出现在民众的朋友圈和群聊之中。

1月21日，武汉宣布对进出本地人口进行管控，并对华南海鲜市场及周边出入口实施24小时管控。商业公司开始围绕疫情进行自己的动员和贡献，保证做好配合，提供稳定的物资供应和相关服务。

伴随着全面动员的升级和各类媒体的广泛参与，舆论开始对武汉此前的疫情防控进行反思和追问。

首先被质疑的是此前被认为透明开放的信息发布情况。「新京报」在《14名医护被感染，武汉为何不早点让公众知情》中，质问14名医护被感染的信息为何此前没有及时披露：“若存在防控不力的责任人，也要坚决追责。”

自媒体的指责更不留情面，「事实杂货铺」在《我们已知的武汉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汉官方首发》中通过梳理发现，迄今为止所有重大的消息都不是武汉官方首发披露，而是通过媒体询问和外地专家披露所得。

谣言治理机制也被怀疑。连「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21日都连发三条微博，直指武汉当时处理8人发布肺炎不实消息事件。他呼吁武汉市公安局重新开展调查，也提醒今后对造谣进行定性和法律追究一定要慎之又慎。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胡范铸发文质疑谣言认定机制时，直接表示当前对造谣的认识过于片面：“恶意虚构并传播重大信息固然属于造谣，但故意阻止重大信息的正常流通，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造谣。”

早先的自信叙事也趋于瓦解。「开水族馆的生物男」在微博里提到：“一定要我说那么透彻么？为什么1.5中央层面才得到准确信息？因为直到12.26上海的顶尖病毒专家才拿到样本开始检测...病毒所的P4其实更惨，当时身处武汉甚至也没拿到样本。”

在民间情绪里，引起疫情的野味市场挑起大众的反思。「一席」发布于2018年讲述非典与野生动物联系的文章《这些野生动物的病毒怎么就到了人类社会》，于近日被重新翻出，而一张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价目表图片也在社交网络流传。

地方媒体在灾难报道仍惯用正面叙事，并开始初步树立具备牺牲精神和正能量的人物。据「封面新闻」报道，一位外地女孩决定留武汉独自过年，她告诉家人，这是一次战役，全国都要面对。

这样的人物塑造难言成功，反而一则《武汉社区办万家宴，4万户家庭共叙邻里情》的报道，让网民们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武汉市愤怒异常。

年轻网民已经习惯从社交媒体获得信息，快速形成动员，进而对长辈们面对疫情的悠闲感到焦虑。一条微博段子这样写道：“平时贼喜欢在家族群里转发吃麻辣烫会得癌症，不吃大蒜寿命减半等惊天动地言论的养生文章的七大姑八大姨们，我反复叮嘱他们别出门去人多的地方记得戴口罩，回我俩字：没事。”

几家勇敢的公共媒体在武汉前线完成的调查性报道，在那样的舆论环境下打破包围，完成了最重要的事实输出。1月22日，「三联生活周刊」在《武汉新型肺炎，为何直到今天才引起更大注意》中提到，有感染病例在早期被医生告知情况轻微不需要隔离，还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就医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派出前线记者团队的「财新」在22日的报道中表示，武汉已知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数量超过官方21日公布的15人。多名医生提及，目前包括试剂盒在内的诊疗及医护设备并不齐备：“来势凶猛，（物资保障）相对不足”。

2018年的一篇《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曾挑起大民众调查记者在流量时代逝去的悲哀情绪。在这次疫情蔓延的武汉，调查记者的巨大能量再次证明了身处一线的新闻报道设置公共议程的独特的、极有价值的重大能力。

在这些新闻报道中显得准备不足的武汉，社交媒体上“逃离大武汉”的出行图、以及湖北省内疫情的扩散，催生社交媒体上的新一轮恐慌，例如上海人对于自身健康环境是否被破坏的紧张。

一则消息22日在豆瓣流传，里面提到武汉实际情况比大家心理最坏的还得预期还要严重，而钟南山在武汉了解情况后提的意见是“封城”。这则消息真假未知，但是，过去的一个月的武汉又一次证明，传言未必全部不准确，甚至还预示着重大变化的发生。

1月22日，武汉市宣布在公共场所实施口罩控制措施，社交媒体上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在当天专访中，武汉市长如此解释自己理解的“封城”：“对体温异常、可能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群，不让进出城，而不是对生活在武汉的1000多万人不准进出。”

第二个升级点在紧接着到来，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官方正式发布了封城命令：自1月23日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面对如此非常的态势，试图对舆论走向的产生影响的几种声音快速出现。

4个小时后，「环球时报」发布社评《必须向顾全大局的所有武汉市民致敬》：“我们要以一家媒体和自己几千万粉丝的共同名义向武汉这座城市和它的一千多万市民致敬，而且我们相信，全体中国公众都会向在这个特殊关头顾全大局的武汉市民表达深深的敬意。”

一些年轻的社交媒体用户表达了同样的态度，比如：“我的城市生病了，但是我们会治好她，还是欢迎您以后再来武汉。”；“武汉这个小笨蛋，中国妈妈和其他小朋友都会帮你擦掉眼泪的。等疫情结束，我们一起去吃热干面去看樱花盛开！加油！！”

通过这些用词就可以明显看出，此类信息和此前的“阿中哥哥”一样，是主流意识形态和某种青年文化（尤其是粉圈文化）用语接合的结果。不过，随着局势的发展，我们跟踪到的一些此类用户，态度也出现了反复和模糊。

统一和团结的舆论态势在1月23日封城之日并未形成，最高指示和专家发声之后短暂获得建设性共识的舆论场，再度出现分裂。

1月23日，两则在灾难报道中已经被成熟运用的感人事迹被各大媒体转载。一则以的哥视角，讲述一位护士不顾家人劝阻，坚决去金银潭医院上岗的感人故事；另一则是用监控录像的镜头，展示一位陌生女孩为执勤民警送口罩。

这种人物塑造的影响力有限，被关于“封城”的另一种叙事所消解。「澎湃新闻」最先在《封城下的武汉》报道武汉封城时的众生相，在火车站排队退票的市民反映，收到“封城”短信是23日8时，根本来不及为此做好准备。

「环球时报」也表示，有医护人员反映出行困难，不少的士拒载医护人员去医院。理论上，当社会在被迫进入停摆之后，难以避免地出现混乱之处，但是结束混乱的能力则是不同社会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样的细节在民众之间引发不满和担忧。作家马伯庸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这类内容时直接质疑了一刀切的做法：“起码要保证医护人员有临时班车接送吧？哪有开战了连前线士兵都不管的。”

关于“封城”细节执行的报道也引起关注。「新京报」旗下的的「我们」发布消息，在封城之前，仍然有部分旅客连夜出城，发往上海的高铁坐满乘客；「第一财经」等媒体报道，即使在10点公共交通封锁后，出武汉的公路仍没有全面关闭。

「武汉晚报」在这天发布了《专家组副组长感染新型冠肺炎竟在家里治愈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在广泛传播的同时也遭到质疑，部分有着科学知识储备的发言者在自己的自媒体上表示，在传播路径尚不明确时大肆宣传这种言论，很有可能混淆市民的就医选择。

还有网民对这篇文章的质疑点在于「武汉晚报」所代表的立场，认为此举说明武汉无法做到对感染者的统一隔离，为了减少医疗负担而任由患者自由行动。

虽然湖北的有关官员在电视采访中明确表示了物资储备足够，但是在社交媒体和公共媒体之上，物资紧缺在“封城”之后成为最紧要的舆论关注点。1月23日“封城”几个小时后，就有武汉网友曝出某超市的一把蒜苗卖到90元，「南方都市报」则在随后的采访证明拍到的蒜苗是特殊品种。

源源不断的各路信息加剧着大众对武汉疫情局势的担忧。「人物」在1月23日的现场报道《试剂盒供不应求，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之难》中表示，此时的武汉正在面临以下问题：试剂盒数量不够、确诊艰难、床位短缺、高度疑似患者仍在自由流动。

封城当日引起最大舆论波澜的是「财新」对管轶的第二次专访，这位专家用个人化的词句表示了自己的恐惧，“我经历过那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大部分可控，但这次我怕了”。他在采访中说出了自己所估计的数据：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这番言论也终于在1月23日将管轶推到“反对派”的角色。社交媒体上很快出现了对他表达动机和合理性的质疑，例如，“耿直的阿拉斯加猪”就认为管轶的身份并不权威：“我得知的情况是，管轶并不是当地疫情专家组的成员”。

还有一些网友使用的是社交媒体的争论套路“扒皮”——翻出几则旧闻，其中包括管2005年实验室因为不合格被查处，以及他在1月15日发表的疫情可控的观点。更有甚者，在政治立场角度质疑作为香港人的管轶。

「三联生活周刊」在同日发表《武汉肺炎一线医生口述：大爆发期或将到来》，这篇文章用一位一线医生的口吻提到，武汉在过去两日内新增100多病例，代表第二波爆发期的到来，大爆发期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是春节之后”。

1月23日，“今日流传的一段武汉SARI的录音”开始出现在各微信群，这段语音声称此次新型肺炎是SARS的变体，进而再次渲染了疫情的严重程度。

钟南山也在此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强调此次疫情在爆发早期已及时采取了严密措施，再次表达自己有信心不会重演SARS时期的疫情情况。北京地坛医院传染性疾病中心主任蒋荣猛对于流传的录音做出自己的回应，他认为录音是非专业解读，并认为管轶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夸大。

从1月23日开始，陆续有不同省市的地方政府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第一批包括浙江、广东、湖南三省，却没有疫情最严重的湖北。

社会动员的范围正在扩大，七部准备在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也在1月23日宣布全面撤退。《熊出没》的声明便具代表性：“我们不愿看到观众朋友因为观看电影承担任何健康风险，更不愿意看到疫情进一步扩散的可能。”

在河南、广东、上海等地的地面频道和当地广播中，对于防疫局势和个人注意事项的紧迫要求开始被反复强调。

相比之下，中央媒体还是整体保持了对春节报道的合家欢论调，疫情更新以简短的口播和底部滚动栏的形式偶尔出现。在央视上，只有当几位资深的新闻主播出现时，疫情才会成为主题。1月23日晚上9点半，白岩松连线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高福，之前则有预告此次连线对象为钟南山。

白岩松在报道结束后呼吁大家和武汉市民站在一起。这场连线持续了15分钟，高福在采访中反复强调倡导“口罩文化”，并保证试剂盒一定能下沉到基层，随后央视继续恢复对春节的温情式报道。

在“封城”当天，多家新媒体在武汉当地进行视频直播，也有一些武汉当地的新视频社区用户上传自己的视频。1月23日，微信、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相继上线了新型肺炎防治的相关内容和专题。在新视频平台上，武汉年轻人用自己的手机拍摄和记录下这座城市在非常情况的点点滴滴。

在舆论场处于分裂的“封城”之日，集中的不满情绪点出现在当日晚间本地媒体对湖北省春节团拜会的报道，这则新闻讲述了1月21日省领导观看演出的情况。采用了官方通稿常用的抒情与歌颂的写法，引发了网民异常的愤怒和声讨。

这条看似“愚蠢”的新闻描写也为第二天新的舆情动向埋下伏笔。

对于武汉防疫努力的正面报道在1月24日仍然没有成为主流，而对于湖北官员是否履职的质问热度开始快速上升。

其中的例证在于，武汉版本的小汤山医院已经于1月23日开工连夜建设，虽然24日时大量关于医院建设的正面报道和航拍镜头出场，但是这样的内容没有发挥预定作用。相反的是，关于这座医院选址有误，将停工重建的消息获得更多重视。这则消息随后被武汉官方辟谣。

值得注意的是，从1月23日晚间开始，已经在在个人自媒体上开始较多地密集出现点名指责和要求撤换官员的声音。当然，大部分此类内容在有限范围内传播后很快便被平台监管删除。

在1月24日的上午，一种非常具有社交媒体特色的质问开始出现，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别人家的领导”。

其中的网红主角是在社交媒体语境中一向处境尴尬的河南省。诸如《硬核靠谱的河南人交了高分作业》等内容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收获了刷屏效应，表现形式也非常符合互联网内容的传播特点。这些内容梳理了河南省从农村到城镇，从地方电视台到村广播，全媒体多方位地发动人民群众防范疫情的措施。

同时，一段2003年“非典”期间对时任北京市长的采访也开始流传，人们自然将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两位市长进行了直接对比。几乎所有的评论区都在热评称赞那位北京市长，“看他接受央视采访时坚定的眼神，铿锵有力的声音，我就知道中央没有选错人。”

1月24日中午，在武汉“封城”已经超过24个小时、更多周边城市进入封锁阶段之后，湖北终于姗姗来迟地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而在同一天，还有另外十四个省市也采取了同样的举措。

时政大号「牛弹琴」在发文夸奖江浙沪的治理水平的同时直接指出，应对疫情袭来的细节才能看出地方治理水平的高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当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征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问题线索及意见建议的公告》，宣布面向社会征集有关地方和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控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问题线索，以及改进和加强防控工作的意见建议。

还有自媒体在解读近日的湖北当地抗击疫情的新闻时，试图挖掘哪些官员没有出现以及背后的信号。

同样的心态还在对春晚的预期中。1月24日正是是中国农历除夕，春节联欢晚会不仅是中国民众最重要的年度文化娱乐活动，更是政治风向和表态的一个观察窗口。如何在今年的春晚上表达疫情，也是中国民众普遍关心的焦点。

当天下午，有媒体报道，白岩松、康辉、欧阳夏丹等几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主持人被召集到春晚彩排现场，被视为春晚将准备相关内容关注疫情的信号。在春晚开始半个小时之后，这场正在中国湖北武汉肆虐的疫情被提及，中国电视观众最熟悉的新闻主播，深情朗诵了由白岩松创作的情景报告《爱是桥梁》，向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白衣天使致敬。

虽然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指挥部和湖北省长在23日连续发声，再次强调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充足，但是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说服力。关于武汉本地医生超负荷运转、医疗资源供应困难的消息，1月24日在新媒体上加速传播。

1月24日，武汉8家医院相继发出公告，直接向社会各界各界征集捐赠防护物资；华科协和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目前医院的防护物资仅能支撑三五天；「环球网」将各类信息汇总成《请扩散！武汉医院请求紧急支援！！》，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湖北广播电视总台官方微信公众号「湖北之声」在1月24日下午发布《武汉紧急求援！》，整理武汉各家医院的求助诉求，该文在朋友圈和微信内容体系之中形成密集传播。

更多的是不可追溯和不可证实的医生求助对话、描述疫情严重的截图、更多城市封闭的传说、病人在街上晕倒的视频，人满为患的候诊室、食物简单粗糙的医护人员年夜饭，这些图片、视频和文章，在除夕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加速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平台里。

就在春晚进行过程中，来自于广州、上海、西安、解放军等医疗志愿团队开始启程，参与疫情抗击，保卫大武汉。这样多种的情绪集中着，和迎接新春的期待混合在一起，反映着民众的对疫情的恐惧、对同胞的同情和对未来的担忧。

自从这场疫情被关注开始，这是中国民众心理压力最大和最复杂的一个夜晚。今年春晚上的一些细节也许能体现这种情绪：人们感动于“被隔离病毒，但绝不会隔离爱”，但也乐于揣摩那句“对不起，我来晚了”。

第二天（1月25日），几大互联网信息平台纷纷上线了辟谣专区，身处前线的公共媒体人也发表了自己的见闻，大多数传言都已经被证明并不属实。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情况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战胜疫情。

只是疫情至此，“多种叙事”依然是迄今为止舆论场里的基本特征。人们似乎都在盼望一个转机，能够让大家真正地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实习生刘浩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