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有“病”，他有“药”？ | 汽车人的本命年

陈春辉身上有太多的“不合时宜”。

当我点开微信视频对话，熟练地用惯常的略带虚伪的交际方式，向对面这个35岁的男人打完招呼之后，一张虽有些刻意，但尽显真诚的笑脸突然撞到我的眼睛里。我承认，我恍惚了至少三秒。其实早在约访时，正在广州出差的对方非常爽快地答应做视频采访，我就应该感知他的真诚。

令人头疼的是，坐在一位务实且理性的理工男对面，如果你想挖掘他的灵魂是很容易产生持续挫败感的，技术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种感觉像是跟Siri聊天，人类情绪被剔除了大部分。

春辉的工作内容很容易解释。作为充电运营业务的负责人，他主要负责蔚来超充业务，蔚来超充站是其能源网络的一个重要布局，目前主要投运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蔚来自己建设自己运营；第二种是由合作方建设蔚来代运营；第三种是合作方加盟。

这对于原本在通信行业的他，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转行。春辉的履历也不算复杂，2004年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去德国留学两年半，攻读计算机硕士研究生学位。在进入蔚来汽车之前，他在爱立信工作过八年、华为工作过两年。

春辉是2018年6月19日进入蔚来的，不算早。虽然彼时整个体系已经组建得差不多，但就在他进入公司的十一天之后，6月28日蔚来正式开始交车，蔚来的能源服务体系真正从纸上谈兵到真枪实弹上“战场”。

之后的几个月，他们的团队体会到的应该只有“难”和“累”，此前没考虑到的用户使用场景、与系统不匹配、订单服务时长过长……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却也被一个个解决。

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人，有可以完全自洽的人生逻辑。“把该做的事情想办法做好，做产品如果现在可能根本不好卖，但是想尽办法将产品做到极致，还是会有回报的。”为了更准确地阐述观点，他还用雷军的金山办公上市来举例。

这完全符合他的个性，就像他也深刻地认识到“充电无忧，任重道远”，但是依然坚定地认为只要努力就可以到达彼岸。

处女座的春辉，身上很难找到星座性格特点，他很平和，这种平静感是很容易从他的脸上找寻到的。多年来，尽管一直在上海工作，但他选择在相对宜居的苏州安家。“对自己的状态总体满意。不会给自己施加多大的压力，今年一定要做什么事，明年一定要达成什么高度。有机会就抓住，如果没有就准备着。”

不合时宜的真诚，不合时宜的务实，不合时宜的平和，一切都那么不合时宜。这让我不禁想起，在古龙小说里，当天机老人问李寻欢，“我很想知道，你肚里除了酒还有什么？”李寻欢说：“还有一肚子不合时宜。”

在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摩天高楼下，贴有吸烟区三个字的方寸土地上，站着许多西装笔挺聚在一起抽烟的人，他们锁着眉头，抱怨美国贸易管制黑名单、竞争对手使过的黑招、扩大市场的压力……这是一种焦虑、厮杀、竞争的象征，在这片全世界最残酷的竞争市场，焦虑是他们被这个时代所塑造的全部底色。

这个时代仿佛带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宿命感，如今的一切似乎都在某一个时间点埋好了暗线。要找到它，我们需要回到春辉呱呱坠地于福建的那一年，1984年。

1984年是一个充满各种隐喻的年份。早在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了一部政治预言小说《1984》。小说刻画的是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社会。然而，当1984年真正到来之时，奥威尔描写的集权主义盛行的世界并没有出现。相反，市场的力量占据上风，“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大行其道。

这一年，全球商业世界重新“洗牌”，西方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或解体、或陷入困境，而新的产业正在萌芽待放，新的公司呼之欲出。苹果公司第一台图形界面电脑Macintosh直接把IBM时代送进了坟墓，从此个人电子消费时代开启。

与此同时在东方的中国，上至庙堂、下至草野，也发生着剧烈变化，商业力量正在抽芽、初兴。年初那位著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故事发生之后，很快就在年末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兑现。正是这把金钥匙，彻底打开了中国市场之门。

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南存辉、李东生、李经纬等今天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那一年打开了禁锢的封印；那一年，也给今天活跃的商业氛围、巨额的民间财富种下灵动的基因。如此蔚为大观的商业生命力，只有亲历者才能明白，你无法跟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讲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长，它会不惜一切代价活下来。

时代推进三十几年，当车轮来到产业能源革命面前，汽车行业自主品牌疯也似地在变革中寻找“翻身”的机会时，尽管我们今天依然在诟病电动车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依然沿着它的路径演变着，至少不可否认这个非常传统的制造行业正在变得更有活力，就像1984年南海的那颗种子一样，不可遏制。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春辉在爱立信德国公司工作时，接到国内分公司“问是不是考虑国内机会”的电话时，稍微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虽然在这之前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认真考虑过回国的事。

从电子通信行业步入汽车行业，春辉依旧没有特别的规划，或许是电子通信行业的人才本身对新兴产业就有更高的接受度，又或是李斌的商业才能足以让这些技术崇拜的理工男追随左右，更或是当代的时代人才本就如此活力，一如经济写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旧日的诅咒并未消失。在《1984》已经过去35年的当下，与乐观和活力一同而来的，还有恐惧和焦虑。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都能发现这两种拉扯的力量，除了新技术、新观念、新哲学带来的全新面貌，还有爬上眉梢的不安、焦虑和对未来的茫然，这种情绪甚至远超父辈。

当然，造车新势力也未能幸免，渲染上焦虑的底色。春辉的老板，他口中的斌哥，一直站在舆论口水的中心从未离开过，今年更是被媒体称为“2019年度最惨”之人，就好像稍有不慎，下一秒就能“眼见楼塌”。

但春辉的慢性子、不焦虑，有一种跟这些时代情绪不一样的特别。他将之归功于一路来比较顺坦、平稳的人生路。“过分焦虑也没用，还不如把该做的事情踏踏实实做好。”是他一再重复的一句话，从工程师到管理岗位，到做市场，再到负责充电运营业务，一路来他也是这么实践的。

也许春辉从未深入思考过关于人性的问题，务实到看书只看大数据、区块链、用户运营相关书籍的他，似乎与外界有种绝缘的设置。他身上带有某种宽慰时代的性格“解药”，那种务实、真诚、平和，正是你、我、这个时代所稀缺的。

本文节选自《汽车公社》杂志12月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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