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记忆 | 李维谔：东风汽车售后服务第一人（下）

他和他的团队如何开拓汽车售后服务新战场？

口述 | 李维谔

整理 | 葛帮宁

编辑 | Jane

本文首发于《中国汽车报》

来自帮宁工作室（gbngzs）的报道

07.

带队到法国学习

1982年，机械工业部部长饶斌和二汽厂长黄正夏应邀率团考察法国雷诺公司。他们在法国近20天，和法方商定一系列合作协议。饶斌部长提出，派一个售后服务工程师代表团到雷诺公司参观学习两个月。一个工程师团队到国外学习两个月，在那时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雷诺公司商用车产品是贝利埃（Berliet），1978年在国有化过程中，贝利埃公司和Saviem合并成为法国卡车制造商，更名为雷诺商用车公司，成为雷诺集团商用车分部。那时候整个非洲都是贝利埃产品，中国部队里有一大批车也是贝利埃。

黄（正夏）厂长告诉我，当时他和饶斌部长的脑子里只有我，我是（售后服务代表团）团长的不二人选。

我作为团长要带队到雷诺公司学习，临出发前，有好几个人向黄厂长提出：政审发现李维谔连党员都不是，他当团长行吗？

黄厂长说，就是他了。我们既然派他，就要相信他。他让时任二汽副总工程师的吴庆时转告我，一定要把他的问候和友谊带到法国，带给（雷诺集团董事长、贝利埃汽车公司总裁）贝利埃先生。

此外，吴庆时还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他说，饶斌部长十分关注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派出售后服务小组出国向先进汽车厂学习，这是第一次。你们回北京时，就打这个电话，饶斌部长要亲耳听取你们的汇报。

到巴黎后，我们就处于紧张的学习中。时间过一半时，贝利埃董事长安排了一次会面，听取我们的感受和收获。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售后服务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和公式，只有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不断创新。

他甚至断言，中国喜欢“15年赶上”“超过”的提法，不用15年，中国二汽会创造成功的售后服务经验，在很多方面赶上和超过他们，尽管他们也在前进。

回到北京的当晚，我们在二汽驻京办向饶斌部长进行电话汇报，他问得非常仔细，最后还让小组的其他5个人，每人用最简练语言汇报2分钟。饶斌部长语重心长地说，未来没有售后服务的产品绝不会有生命力，一个企业产品必须要教会用户使用，要有维修，备件和工厂的服务保障。

回到十堰后，黄（正夏）厂长主持厂办公会听取我的汇报。他最后问我，你认为现在厂里该做什么？

要抓教育，我说。我还提了个建议，抓一个大专班，一个中专班，培养一批年轻的专门人才来组建队伍。

厂办公会立即通过，但要求我写一个教学大纲和培养目标的书面建议。这个任务，我也立即完成了。根据决定，二汽工大、二汽中专新学年招生时，在汽车系设置了售后服务的专门班次。

08.

专职售后服务工作

1984年5月，时任二汽副厂长的陈清泰找我谈话，让我做好工作调动的思想准备。他说，总厂要抽调我担任主管销售的副厂长周维泰的助手，专职售后服务工作。希望我能利用熟悉产品的特长，在厂内担当起产品设计系统和销售系统之间的桥梁，在厂外作为二汽售后服务代表，当好二汽、市场和用户之间沟通的桥梁。

在我看来，东风公司这是要把提高全民卡车应用水平作为己任，而这一重任将落在我和由我组建的队伍身上。通过这方面工作，从帮助东风用户做起，让东风汽车实实在在地为用户创造财富。

当年9月，我调到二汽总师室担任售后服务副总工程师，一年后任售后服务总工程师。这个职务国内没有，国外也没有，是东风公司自创。从此，我转入一个新的工作平台。当然对这个领域，我并不完全陌生。

早在1980年，售后服务还没形成完整概念时，二汽总厂就制订了用户服务工作的宗旨和方针。宗旨是三个第一：质量第一，用户第一，信誉第一。方针是八个字：热情、周到、方便、及时。黄（正夏）厂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哪里有东风车，哪里就有二汽的用户服务；二汽对东风汽车，从用户开始使用到报废，负责到底。

1980年2月，受二汽总厂委托，服务大队副队长钱海贵在广东揭阳市建立二汽第一个特约技术服务站，之后在全国建立第一批八个服务站，在湖北省每个地区运输公司都建立一个服务站，总规模30个左右。

1983年3月，周维泰代表二汽向一机部提出，要求授予“汽车企业的备件经营自主权”，以支持售后服务工作，获得批准。这是对自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汽车及其备件类机电产品由国家统一包产包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和突破，对全行业意义重大。

这些是我到新工作岗位前的情况。二汽销售逐渐打开局面后，要求售后服务工作尽快跟上。对我的要求是最终处理用户问题。什么叫最终处理？用户问题都很棘手，一般问题让职能部门去做，我要处理最疑难问题。

对此我有信心。用户的任何问题，我能明辨是非，这是其一。其二，我能一碗水端平，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能讲得清楚透彻，是我的问题就绝不推诿。

这期间，我遇到了在二汽的第三个贵人孟少农。孟少农是技术权威，在产品处做产品使用试验和质量攻关时，我就认识他，因为最后拍板都由他来定。过于自信是搞产品设计人的通病，产品明明有缺陷，技术上总还想解释解释，表面上也还想扯一扯，这时只要孟总一句话，大家就都很服气。

调到总师室后，立即讨论我入党的问题，我没想到孟总也来参加。他在会上讲，他一直在观察我，除苦干实干外，使用试验这条路他也非常赞同。

孟总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抗战期间，他从美国回来后一直跟车，从湖南、广西跟到贵州、云南，再跟到四川，沿途跟着福特和通用的车，帮助使用者（包括军队）用好汽车。

孟总认为，掌握第一手使用资料是技术人员做好工作的基础。因此，他鼓励我的做法，也支持我的想法。他多次对我说，工作上有困难直接找他。

还有一次，我们在产品处开会，他甚至对我说，老李，把我的图章交给你。你到哪个厂领试验零件领不出来时，就拿我的图章盖章，我的图章他们总得相信吧？当时因为二汽在生产初期，好零件做不出来，即使做出来，计划内我们也拿不到，所以试验没有备件。孟总就能做到这一步。

黄正夏也是我在二汽的贵人。有一次总厂领导让我去汇报工作，黄（正夏）厂长当着总厂所有领导的面讲，老李，你大胆地把屁股坐在用户一边去，替用户说话，我们支持你。

售后服务工作之所以能大胆开展，和他们的支持分不开。支持售后服务，实际就是支持二汽利益。我们得到什么？用户好评和市场。因此，我也放手大胆地配合主管销售的周维泰，主动做好售后服务。

同时我也注意处理好各种关系。用户反馈、质量管理和产品更改，这是东风公司运转的三个重要环节，但我每句话都可能得罪他们。我说用户反映质量有问题，他们就说老李这张“臭嘴”。我就说，可我总在帮你们想办法出主意呀。产品部门说，老李，你屁股坐歪了。我说，没有呀，黄（正夏）厂长说，我屁股只能坐用户一边呀。

09.

以提高全民用车水平为己任

围绕售后服务工作，我做了几件事情。

一是发展网络。

1983年二汽售后服务网点不足100个，网点不足是最大弱点。我认为，售后服务要根据销售需要而定，市场销售在哪里，售后服务就要铺到哪里。比如把车卖到北京，北京就要有网络，卖车要靠发展网络来卖，网络越强车卖得越多。

我到雷诺公司学习，他们说过一句话，在我脑中根深蒂固：第一辆车是销售人员卖的，从第二辆车开始就是售后服务人员卖的。这就可以看出，售后服务保障做得好，获得用户对汽车的信任多么重要。

我向周（维泰）厂长建议，要抢在竞争对手前，在全国把东风售后服务网络建起来。所谓抢，就是在每个热点地区，把那里最具维修实力，技术水平最高，设备最好，人才最多的维修厂先吸引到东风网络里。毕竟社会精英有限，社会资源有限，谁把这批精英力量先抢到手，谁就占据了先机。

具体怎么建？主意来自服务科站务组的冯至善，他拿着一本1980年代中国行政区域地图集来找我。他说，全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我们可以每个省会建一个中心站；全国有350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可以建一个站；全国有1700个县，每个县可以建一个分站，这样三层次布局。

经过讨论和完善，我们对三个层次的职能进行细化，提出“省有中心，地（市）有站，县有点”的发展目标和原则。到1987年底，东风汽车服务覆盖半径缩短到150公里，布局网点236个，每个网点服务东风用户3000个，基本实现哪里有东风车，哪里就有二汽售后服务。

二是组织召开售后服务战略研讨会。

1985年10月底，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知名维修专家到十堰，请他们给二汽出主意，如何做好东风车的服务？最后大家集中讨论“对新车进行走合保养”。当晚，我们形成“二汽在全国推行东风汽车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活动”建议信，信中论述了从需要到可能，以及从调动这三个方面（二汽、服务站、用户）的积极性上来发动建议。

第二天上午，陈（清泰）厂长亲自参会并参与讨论。他说，这件事在中国汽车行业是开创性的，对东风汽车开拓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事关重大，他要向厂办公会汇报，需要点时间。他还告诉大家，二汽要组建一个方便用户，方便售后服务管理的统一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

这次座谈会上，东风汽车应用服务协会成立，推荐周（维泰）副厂长为名誉理事长，我是理事长。后经厂办公会批准，从1986年4月10日起，由全国技术服务站对用户购买的东风汽车新车，按照统一项目，统一标准，进行强制性免费走合保养。

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史和中国公路交通运输史上的一项重要举措。

三是组建售后服务计算机室。

发展市场经济首先在交通运输行业开了花。民营化后所有车辆归个人，用户用车用得比较狠，产品使用的可靠性故障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把用户引导到正确使用的轨道上来。

我们面临很多矛盾。产品部门说，我给你设计什么车，你就用什么车，我规定你装5吨，你非要装15吨，那能行吗？但用户却说，装15吨我就挣15吨的钱，既然装得下15吨，为什么不装？

用户来找我们，从来都不会说自己超载了。这就必须反证什么部件坏了，是什么使用原因造成的，以及怎么正确使用可能避免损害等来回论证。这时我就感觉到，必须要引进计算机系统管理。

我向二汽总厂提议，销售部应该进汽车专业大学生。销售处领导想不通，我一面给他们做工作，一面就去找周（维泰）副厂长，我说，我们要马上建立计算机室做分析，现在用户这么多，信息数据量太大，怎么处理？

他立即同意，并做通了各位领导的工作，从厂里调来两位大学生，组建计算机室。他还提议，一车一用户一卡，确保跟踪服务。

大学生设计了保修单，我一看，只是简单的赔偿单、车号和发动机号。我说，你们再增加几项：车开了多少公里；驾驶员开过几年车；什么文化程度；在什么地方什么状态下出的故障；拉的什么货；以及驾驶时长和车辆保养情况等。

我把可能引起故障的有关使用条件内容尽可能都纳入到这份质量保修单里。就这样，我们讯速地建立起用户信息档案。当时东风公司每年销量近10万辆，大量质量保修信息返回来后，我们就能从故障中快速找到规律，如故障发生可能跟气候有关，跟地区有关，或者跟行驶里程有关，特别是还能挖掘出，可能和驾驶员本人的自然条件，以及是否正确使用车辆有关的规律。

1988年底，我们第一次用计算机编出质量保修年报，创造了东风质量保修1#、2#、3#、4#、5#、6#曲线。有一次我向二汽副厂长张世端汇报质量索赔情况，将质量动态做成6条曲线。他说，他管质量这么多年，还没有人这样展现过质量问题发生与使用状况之间的关系。

保修单终于开花结果。虽然有人笑话我，说我在查驾驶员祖宗三代，但把用户数据整理出来的结果，就会看到培训的重要，经验的重要，正确使用的重要。

通过数据分析还可以看到，用户的质量索赔大都不是东风汽车的质量问题。计算机分析表明，七成以上与用户使用不当有关，越年轻越开快车的司机越容易出问题，还有肇事时的车速、地点、驾龄，以及汽车使用多少公里后必然要发生什么问题等，我们都分析得很清楚。

《往事——东风岁月》中，记录了几起东风公司售后服务大案，包括一号案和二号案等，最终都是我在处理。我的处理原则是，交通肇事与正确使用的关系，以及与自然情况的关系。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汽车制造厂家也很无奈。

四是推出四个24小时承诺和首问负责制。

1995年初，我向东风公司领导和销售处提出向用户做出“四个24小时”承诺的建议，向销售处技术服务部提出执行对用户“首问负责制”的建议，同时建议公司考虑把“让用户更满意”作为东风公司售后服务的标杆性口号。

东风公司和销售处接受了我的建议。在1996年营销年会上，东风公司提出对用户实行“四个24小时”优质服务承诺：

一是，东风公司服务站从接到用户的故障求援信息算起，24小时内必须到达现场。二是，东风汽车贸易公司在全国的东风技术服务站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全天候为用户服务。三是，用户来人来电来函，在24小时内得到及时处理和反馈。四是，用户的质量保修及紧急调用件，必须在24小时内得到落实。

营销年会还宣布，开展首问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让用户更满意服务主题活动，这对东风汽车营销带来深刻及深远影响。

总之，我是把售后服务作为一个事业，把帮助全民理性用车水平提高作为自己的责任。我们这代人，不可能搞其他高科技，那就做点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吧。

10.

厂徽征集、灯箱标识和平面广告

组建售后网络的同时，我就考虑好要把二汽标识——厂徽用好，并把它宣传出去。

为什么要设计厂徽？1970年末，二汽产品处把绘制东风EQ140汽车教学挂图任务交给我。教学挂图是彩色工程立体解剖透视图，当时只有上海工艺美术广告装潢公司能承接制作，我们决定和他们签约合作。

1978年春我到上海，上海呈现一片改革开放热潮，南京路上各商店和百货公司都在布置橱窗，这些橱窗被企业标识和标记占满。广告公司几位工艺美术师告诉我，上海广告公司和日本一些大广告公司开始建立业务关系。他们给我两盘录像带，让我了解日本企业如何进行商业宣传。

这两盘录像带是日本丰田公司和日产公司的广告宣传片，我反反复复看了一个礼拜，感觉非常新奇。1970年代的广告，节奏不快，内容相对冗长，厂家恨不得什么都要装进去。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企业的标识和标志，在世界各地，这些标识代表各自企业文化和理念的传播与发扬。

这事对我刺激太深。之后一周，我和同事张辉东、杨文敬几乎跑遍了上海商业区和图书馆，收集了国内外近300个企业的标识标志。

然后我给产品处车型科写了封信，谈了我的感受，同时建议，东风公司应该立即组织设计工厂标识，我将之定名为厂徽。同时还把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全部寄回十堰。

当时车型科科长是刘焱生，他后来担任东风公司副总工程师。看到信后，他认为建议太过重大，就把信送给王（汝湜）处长。王汝湜接到信后，立即向孟（少农）总汇报。孟总决定向二汽厂办公会汇报。

根据总厂指示，产品处车型科设立厂徽征集办公室，通过《二汽建设报》在全厂范围内征集图案。与此同时，孟少农、王汝湜又派刘焱生专程到上海，体会我在信中反映的上海改革开放的早春气息，并转达厂里意思，要求我们在上海继续收集资料。

登报后，厂里反响很大，车型科所在办公室连走廊里都挂满了收集到的稿件。征集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收集稿件近500件。经过三次评选，最后剩下20幅左右，基本集中到被送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的这批同志身上。

当年8月，孟（少农）总和王（汝湜）处长让刘焱生通知我回厂参加评选。我们经过认真对比筛选，最后剩下三五幅稿件。我主张进行公开答辩，让入选者谈设计思想。

车身厂产品科艾德昆设计的双飞燕脱颖而出。他在答辩时说，尽管二汽建于崇山峻岭中，但她必然要象飞鸟一样翱翔于广阔蓝天之中。盛产于鄂西北山中的自由飞翔的燕子，正是二汽建设者寄托全部情与思的吉祥物。他的话感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随后我提出，原设计胖了一点，需要瘦身，最好挺拔俊俏一些。刘焱生指定随我一起在上海工作的张辉东一起参与这项工作。

他们俩先后修改了好几遍。经孟（少农）总和王汝湜审核后，向厂委会汇报并一次通过。这次会上，厂领导一致肯定这件事对二汽的重大意义，决定尽快向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备案。同时，厂委会决定兑现《二汽建设报》在征集之初所宣布的奖励。

1984年11月，我已是售后服务副总工程师，二汽派我到美国康明斯公司访问，参加引进B系列和C系列发动机技术谈判的前期工作。这次出国使我大开眼界，我看到公路边、马路上和休闲广场上到处都是各个企业的广告牌，而且画面非常简单，基本就是企业的厂徽标识，再加一句代表企业经营理念的广告语。

当时我就想，二汽厂徽标识已经设计出来5年了，但影响面还不够深远，应该加大力度推广和宣传。

1985年5月，我向周（维泰）副厂长建议，在全国服务网络里建厂徽灯箱。周厂副长说，这是大事，要请陈清泰厂长批准。听完我们的汇报后，陈清泰厂长马上请时任党委书记的马跃参与讨论，三位领导一致通过。

如何实施？这就需要研究标准。在提交给总厂的审批稿里，我们已经考虑到厂徽图形的几何化问题。所谓几何化，就是能用圆规、角尺画出来，但现在不只是画中间的圆和双飞燕，还有比例、边框和颜色都要标准化。

在业务宣传处的大力支持下，这个任务交给张辉东，底稿很快就做出来了。当年10月1日，二汽全国近200个服务站的大门或最高建筑物上，一律放上一个2米到4米的厂徽灯箱，鲜红底子和白色图案，或者白色底子和红色图案。夜间灯一开，过往车辆一看就知道这是东风汽车之家。

10年后的1995年，我又向当时主管销售的二汽副厂长张煜提议，灯箱已经过时，应该建平面广告。张副厂长欣然同意，让销售部服务保障部调研设计，他们提出“大方标、红飘带”方案。

1996年底，这一方案在东风公司售后服务网络实施，社会影响又大又好，这也为为1997年国家工商总局批准东风商标为全国十大驰名商标打下了基础。

11.

成果与心得

1990年代，正是我经验最丰富，责任最重大时期。这期间，我主编并执笔完成《东风EQ140汽车使用维修手册》。第一稿38万字，第二稿42万字，第三稿47万字。字数为什么增长？因为要不停地满足用户要求，东风公司产品质量也在不断改进，所以内容在不停更新。

第二本书是《东风EQ140汽车使用问答》。这本书有个小故事，别人都问我，写的这些问答是不是自己早就有笔记记录？我说，没有。

那你怎么记得那么多事，那么多问题？

我说，都在脑子里。其实，从我到总装厂装政治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把遇到的问题记在小纸条上，并用塑料袋装起来，日积月累积攒了这么一大袋。

这一大袋小纸条就变成了《东风EQ140汽车使用问答》里的问，总共476条，除有些基础理论外，如汽车国家标准，其他基本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小纸条，这476条问答就是我在东风公司30多年的积累。

第三本书是《东风EQD6102型柴油汽车使用维修手册》。

第四本书是《汽车营销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应武汉理工学院邀请而编写，作为大学教材，增加了市场内容。

我还参与主编了《东风军用车系列汽车使用维修手册》。

2000年前后，我被聘请为天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客座教授。这所学校担负着我军高级汽车专业工程技术干部的培养任务，也可以说是军队汽车工程师的摇篮。

我还记得给我发客座教授聘书那天，我发现学校教学车全是解放卡车。我给校领导建议，东风公司为学校教学提供一些整车和东风汽车的各种总成、零部件行不行？

当晚我就向张煜副厂长作了汇报，张煜副厂长心里非常清楚，当时部队有20万辆东风车在现役使用。他立即对我说，老李，没错，就这样定了，到时赠送仪式我参加。有他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校方提出要15套东风EQ140，5套东风EQ240和10套东风EQ153各种总成和零部件的需求，我按照张煜副厂长的指令答应下来，厂里很快完成安排和捐赠。

在此基础上，我还建议学校和东风公司联合，编写一本东风军用汽车综合应用手册，既可用作学院的教学参考资料，也可为全军用车部队的车管干部提供一本东风军车管理工具书。

这本书由东风公司副总经理童东城和学院副院长吕国栋担任主编，由东风公司工程师李林、技术中心副总师孙稳、东风公司副总设计师步一鸣和我一起组织设计师们共同参，用最快速度完成写、编、校，并在学院汽车系组织下，快速完成军内专家审定，之后由学院组织出版。2001年该书出版，很快下发至全军用车部队。

这些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成果。这十年来我尽心尽力，基本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写稿，而且晚上经常写到凌晨时分。

讲个小插曲，1995年写《汽车营销的理论与实践》期间，我陪张煜副厂长到西藏进行大促销。由于东风EQ153性能优良稳定，对西藏高原适应性好，这次又一次性卖了100辆。当晚销售部安排住宿，我问我住哪里？他们说，宾馆没房间了。我说，那就在前楼给我找一间吧。这样他们都住宾馆双人间，就我一人住前楼，前楼条件差一些，是老式招待所。

连着两天，张煜晚上都不见我人影。第三天一大早，他跑来敲门，看见满地都是稿纸。他也没想到，我晚上还在熬夜加班写作呢，这本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没旅游过，没体检过，成天就在外面跑市场搞服务，有空就抓紧时间写东西，或者策划一些新的工作创意。1997年香港回归、澳门回归；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我都在一线，大家都知道我身体不错，只是常年被高血压拖累着。

很不幸，2006年2月，我因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中风带来半身不遂和偏瘫，几乎压垮了我。在病榻上我想了很多，我很不甘心，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把历史还给企业。

表面上看是我们参加了东风公司的建设，而实际上是东风公司培养了我们。我们有责任回报它，把我们在这个大舞台上经历的事情，也就是亲历或者见证的历史记录下来，回报给企业。

在这个心愿的驱使下，我开始对自己在东风公司近40年经历进行梳理。那些鲜活的事件，那些栩栩如生的画面，那些亲密无间的同事，都在向我迎面扑来。写作的激情，无时不刻在刺激我刻苦地进行康复锻炼。

2006年4月我出院，不到3个月，我就完成15万字初稿。东风商用车销售部技术服务部协助我进行配图和编辑排版，党政办公室协助我进行封面设计和装帧，这就是《往事——东风岁月》这本册子的由来。

东风商用车公司、东风商用车销售部、服务部将这本回忆录先后印刷三四次，印量近1万册。时任东风商用车公司总经理黄刚决定，送给新进厂大学生人手一册作为参考书。

有人讲，这是本教科书。东风公司很多老同志看后非常高兴，说这本书写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激情燃烧的岁月。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历史还给企业，正是我们这一代老同志交出的历史汇集，展现出极具生命力的东风凝聚力和东风文化。

总结我在东风公司近40年经历，我认为有四点心得。

第一，  感谢组织的培养，东风公司的培养。

这是肺腑之言。东风公司尽可能地给了我机会，我不后悔来到十堰山沟，因为在这里我圆了汽车梦，而且还给我很大施展空间。我也好，我老伴也好，我们都搞汽车，都真正发挥到点子上，而且对国家汽车工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如李子政、黄正夏、王汝湜，还有陈清泰、马跃、周维泰等我曾经的领导们，我永远感谢他们。

周维泰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他身边最得力最贴心的就是我。他什么心里话都跟我讲，他想做什么事情也跟我讲。周维泰去世较早，他一直想调我到销售部，但我一心想搞技术。

《往事》出来后，我第一时间就把打印稿送给原二汽常务副厂长李惠民（已去世）。他和周维泰是老搭档，当天晚上他就看了一大半。第二天一大早，他问我，为什么先送给他看？我说，我想我周（维泰）大哥了。他当时就流眼泪了。

第三，我身边始终有一大群支持我，愿意和我同甘共苦，为东风事业奋力拼搏的同志们、同事们，他们至今都和我保持密切联系。

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稿，很多内容都要归功于身边的年轻同志。他们确实是真心实意地跟我在一起，默默地协助我做了这么多创造性工作。即使今天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有的成为诤友，有的成为诗友，有的成为朋友（包括摄影朋友），这些都是我的财富。   

第四，我一直都很努力，也很勤奋，肯学习，也肯动脑。如今我和老伴虽然都80岁了，但身体还可以，思维也还不错。

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标题叫“我与东风有约”。有朋友问我，你们的约定什么？我想祝愿东风永续发展，始终兴旺发达，我想能看到东风公司建厂55周年庆、60周年庆，甚至65周年庆……

（部分内容参考自《往事——东风往事》《岁月——父亲李维谔八十寿辰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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