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不老的 | 《花城》杂志与一个文学时代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李慕琰
责任编辑 邢人俨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15日《南方周末》）
1980年，商承祚、容庚、沈从文聚于苏晨家。
“中国当代文学要是没有《花城》，
整个色彩会少了一大块。”
“为什么很多作家的成名作在《花城》出的？一个刊物要有这样的勇气，我宁可发无名作家最好的作品，也不愿意去跟人家抢一流作家的二三流的作品。”
1978年，广东高鹤的一间县招待所里，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苏晨和编辑们原本的任务是讨论筹集一本伤痕小说集。席间有人提出，不妨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众人一拍即合，苏晨当场拍板，“说办就办”。
第二年4月，《花城》杂志正式创刊。名字是从“怒放”“黄花”等一众提议中挑选出来的，取自作家秦牧的同名散文集，又是广州别称，有地域特色。
那是新华书店经常排长队的年代，只要有新书出版，人们就会争相购买。改革开放初，中国人刚刚走出无书可读的荒漠，文学一时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在《花城》的前后，《十月》《收获》《当代》等杂志也相继创刊或复刊，全国各地掀起了办刊潮。
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的主人公是一位“四五运动”中因反对“四人帮”被逮捕的青年。作者华夏先将它投给《十月》，但未被采用，当时“四五运动”未有定论，其他刊物有所顾虑。《花城》不仅录用，还把它作为了创刊号的头条。
“应该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和当时一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品一样，艺术水平一般，但那个时代的人们更看重的是作品透露的情绪与思想，不太执著于艺术欣赏。”《花城》前主编范汉生认为，禁锢是一点点冲破的，对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不宜求全责备。
1980年底，江苏镇江，全国27家文学期刊的主编碰了头，人们归纳出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花城》以婀娜多姿称作“花旦”。会上有人动议成立一个协会，《花城》时任副社长苏晨当选为会长。
当时杂志不愁发行和回款，创刊号出版后的八个月还在进行第三次印刷。每期只要有一篇打动人心的作品，就可以加印，发行量最多的一期，达到了六十五万册。
范汉生路过广州下九路的新华书店，见到门口长长的人龙，正在等待买一本《花城》。那个属于文学的时代开始了。
别的地方不可以发，
就投去《花城》
创刊初期，《花城》和其他文学杂志一样，作品多表现历史的伤痕与反思。例如曾刊登黄永玉的诗《曾有过那种时候》：“人们偷偷地诅咒/又暗暗伤心/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也谛听着隔壁的人/在低声哭泣。/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家家户户都为莫名的灾祸担心。”
不久，《花城》卷入了一桩公案。作家遇罗锦因《一个冬天的童话》名声大噪，她的作品多取材自亲身经历，翔实记录了自己的家庭、婚恋以及因哥哥遇罗克而遭受牵连等遭遇，甚至大胆地写出自己的婚外情。这个如今已鲜少被人提及的名字，在当时却一举成名，备受争议。
1980年底，《花城》编辑部拿到了遇罗锦的新作《今天的童话》，相当重视，多人传阅，但众人意见产生了很大分歧。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和某报纸副总编辑的婚外情，以及与自己的丈夫闹离婚的故事，很容易和现实原型对号入座。
范汉生作为当时的编辑部副主任，反对发表这篇作品，他担心尺度有问题，对遇罗锦的文风也有所保留，“我非常不赞成用小说泄私愤，用小说攻击别人，或把小说当做审判状”。
这篇作品一度搁置，但最终修改辗转，更名为《春天的童话》，发表在《花城》1982年第1期上。小说刊发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多家主流媒体的批评，主管部门要求将杂志收回。这本定价1元的杂志，很快在地摊上涨到了10元。
之后，编辑部刊登了《我们的失误》：“我们对这篇作品的错误估量偏低，经过报刊批评，我们认识到，它不仅仅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
出版局领导召开会议总结此事，《花城》时任副总编辑李士非做了检讨。
1982年春节，范汉生(左二)与杨沫(左三)、遇罗锦等人在一起。
几年后加入《花城》的林宋瑜当时还是大学生，《春天的童话》在校园里私下传阅，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这个题材和内容本身很有争议，文学性不高，它的叙述方式现在看起来很粗糙。”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刚开始有伤痕文学的时候，其实还是宏大叙事，写集体、写群体。开始写个人，还有一些隐私的东西，应该说遇罗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980年代，作家受到争议并不罕见。除了遇罗锦之外，张洁因《爱，是不能忘记的》被指宣扬男人背弃妻子另觅新欢，戴厚英的《人啊！人》褒贬不一，一时被批评为宣扬“人性论”的典型。这些作家先后来到广州下榻在矿泉客舍，《花城》一度成了“作家的避难所”。
《春天的童话》给《花城》留下了短暂的后遗症，编辑部闭门整顿一个月。后来的一两期大家“缩手缩脚放不开”，慢慢才恢复活力。
大学毕业生朱燕玲从南京寄来一封自荐信，范汉生在编辑部大声地朗诵了出来。当时大学生是稀缺资源，朱燕玲很快受邀加入《花城》。在那封信里，她提到了对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向往——广州、深圳、沙头角，“1980年代初，整个中国有一种少年之气，特别朝气蓬勃”。
《花城》处在改革前沿，临近港澳，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可以便捷地得到海外资讯。“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开放，很长一段时间，别的地方不可以发的稿子，都会说你投去《花城》，很多我们都可以发的。”如今担任《花城》主编的朱燕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4年，首届“花城文学奖”颁奖礼后的场景。前排左起：叶蔚林、张洁、张欣、范汉生、朱盛昌；后排右二：谢望新。
在当时的编辑部里，对于拿不准的作品，大家会相互传阅。新鲜的文体时有出现，范汉生有时觉得“文笔不错，只是觉得不像小说”，不过谁也说不清楚小说究竟应该什么样。
《花城》最早的几期，已经出现了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用现代手法写作的小说。李士非在审稿单上写道：“难道小说就不能这样写么？”
范汉生反思道，他和同辈人的文艺观念主要受苏联影响，有僵化之处。当时的文学主流，小说写法仍旧很单调，“不像后来经过实验……西方的理论一套一套地搬进来，名堂多啦。”
这些“名堂”到了1980年代后期更为显著，余华、洪峰、苏童、马原等青年作家登上文坛，以独特的语言进行文体实验，被称作“先锋派”。如今回看，先锋文学当然是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走向，但《花城》拐向了当时的另一股风潮——报告文学。
时任主编李士非有浓厚的政治情怀，主张文学贴近生活、干预现实。他有哮喘病，经常抱着氧气袋看稿。从1987第2期开始，报告文学放在了主要栏目位置，舒大沅的报告文学《血染的风采》甚至作为头条刊出。
报告文学针砭时弊，进行社会监督，比起文学更接近于新闻报道。《花城》刊载的有些报告文学，曾经涉及云南水电站建设、揭露房地产老板以权谋私等，由于真实性问题与名誉侵权，引来了多起诉讼。
田瑛刚刚调到《花城》编辑部，就为一桩官司去法院参加开庭。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去法院，“那种当被告的感受至今难忘，深深地感觉到刊物再也经受不起一次风雨了”。他决心把杂志的重心转回到小说上来，“虚构和想象对于文学作品很重要，这个虚构的世界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折射。”
几年后调入编辑部的王虹昭也不喜欢报告文学，“小说肯定是假的，而它的精髓是真的。”
1990年代以后，《花城》逐渐走上纯文学的轨道，刊发了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李洱的《花腔》等重要作品。
文能从华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花城》，1980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已经影响了他这一代人。“西方翻译作品对我们冲击，让我们已经能在文学观念上接受这种东西。”文能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一批年轻编辑在审美上接纳先锋作品，“还挺兴奋，而且是有意识地让这种文学创作进入未来的文坛”。
新趋势开始冒头，但反对声也存在。文能记得，几乎每期杂志都有老同志质疑：登的什么？我们看不懂。有些作品就连前后两任主编李士非和范汉生都也“看不懂，也不喜欢”，但他们仍然支持。
转型有得有失，读者也总是反映看不懂。《花城》尝试发了一些故事性较强的作品，希望艺术性和可读性兼顾，结果又招来学界的质疑，一篇文章《纯文学的最后一面旗帜倒下了》批评《花城》不再纯粹了。
1990年代的市场化大潮席卷而来，花城出版社每年的选题会上，都有人点名《花城》杂志：再这样下去，将会被市场淘汰。《花城》一意孤行，做了相反的选择。“这头你也要，那头你也要，可能到时候反而什么都没有了。只能顾一头。”文能估算了文学人口的基数，决定守住几万纯文学读者。
在从化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文能提出，文学的方向已经从过去关注“写什么”，变成了现在关注“怎么写”。“以前的文学看故事，现在的文学看语言。”
作家林白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发表于《花城》。写作过程中，她就认定这是一部很难发表的作品，“那时候所有的杂志都没有我这种的”。责编林宋瑜看完后，连夜激动地写下她职业生涯中最长的审稿意见之一，要在选题会上“把所有人的热情煽动起来”。
《一个人的战争》轰动一时，总有人告诉林白，在地摊上看见了这本书的盗版。它被认为开辟了文学史上女性写作的新向度。“《花城》对我太重要了，《一个人的战争》在其它那些杂志上根本是不可能发出来的。”林白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中国当代文学要是没有《花城》，整个色彩会少了一大块。它的先锋性跟《收获》还不一样，更锐利。”
过去，作者投稿给杂志社，不用贴邮票，只需写上“邮资总付”，由出版社统一跟邮局结算，这意味着稿件不会退还。寄到编辑部的稿件太多，懂行的人，会把信直接寄给指定的编辑。
王虹昭在自由来稿中翻到了两篇稿件，来自同一个作者。她从没有见过类似的题材、写法和语感，第一句话就抓住了她，“心里一动，他的语言是有魅力的”。
这本稿件在编辑部待得太久，信封已经丢了，没有联系方式，线索只有一个名字：阿来。她在编辑部里四处问，谁知道阿来？编辑部副主任文能忽然记起，几年前在《上海文学》的四川青年作家专号里，他见过这个名字。王虹昭打去《上海文学》编辑部，得知阿来是四川阿坝人，辗转联系了几个单位，最后通过阿坝州文联找到了他。
这个中篇小说《行刑人尔依》，据阿来说，就是日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尘埃落定》的副产品，但它早于《尘埃落定》发表。阿来寄来九寨沟的旅游纪念册，请王虹昭有空去玩。二人至今未曾见面，王虹昭称自己不擅与人交往，“编辑的工作就是为他人做嫁衣，通过这个桥梁，作品发表了，世界认识了，作者也能够出来，这已经够了。就算出不来，文章发了，有人看到觉得心中愉悦，它的作用已经有了。”
当年文学青年出头的路径非常单一，先要在《人民文学》《花城》《收获》等几家大刊发表作品，循序渐进，先发中短篇，再推出长篇，最后出版单行本，才算晋升为专业作家。
在王虹昭的家乡河南开封，如果有人收到《花城》寄来的信，“全文联的人眼睛都盯着”。文能说，“当时在《花城》发个两三篇东西，在全国就挺有名了。”
作家毕飞宇1989年给《花城》投稿，一直没有回音，直到第二年，朱燕玲在清理成捆的自由来稿时，翻出了那篇《孤岛》。她认定作者是一位老人，回信毕恭毕敬，毕飞宇也判断她有五十岁出头。等到真正见面，才啼笑皆非地发现二人年龄相仿，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毕飞宇在回忆文章中称与朱燕玲是“青梅竹马”。
《花城》刊发了毕飞宇的处女作。此前他连遭退稿，“快发疯了”，“是燕玲第一个从黑暗当中向我伸出她的手”。《孤岛》的稿费高达一千六百多元，当时毕飞宇的工资才五十多元。他买了一个冰箱，那是他家的第一件电器。
“为什么很多作家的成名作在《花城》出的？一个刊物要有这样的勇气，我宁可发无名作家最好的作品，也不愿意去跟人家抢一流作家的二三流的作品，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林宋瑜解释。
那时在《花城》这样的大型期刊发表作品的作者，其他杂志也会陆续刊用。王小波是一个例外。一个朋友向文能推荐了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文能读完很喜欢，虽然不知道作者何许人也，但之后每年都发表他的小说，如此持续五年，其他文学杂志几乎没有跟着发表。主流文学界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
文能每次在北京见到王小波，他都不会和在场其他作家有太多来往，其他人也不太认识他，“互相就没有什么理睬，各说各话”。在文能印象中，王小波不善言谈，一般只谈稿子。那时他的随笔渐有声名，在多家媒体开设了专栏，但小说就是难以发表。偏偏他最看重自己的小说创作。“他很无可奈何，其实他对自己蛮有信心的，他认为他的小说是很棒的。”
文能对于自己看准的作品，会不遗余力地推荐。“一般来说，我会对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以及它有可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估。”他一直促成花城出版社出版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出版社顾虑重重，认为看不懂、没名气、不好卖。拖拖拉拉进入最终校对环节时，1997年4月，王小波心脏病突发辞世，年仅45岁。
他去世后一个月，书终于出版，出版社在王小波生前最喜欢的北京万寿寺举办了首发式。通知了四五十人参会，但最终来了一百多号人，很多人不请自来，有书迷，还有学者，抢着在会上发言。文能这才发现，原来王小波的支持者比想象中更多。
朱燕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连声抱歉，称自己没能讲什么好故事。多年来，她的工作就是组稿、看稿、送稿，没什么跌宕起伏，“没有啥好说的”。
她曾经短暂出国，在加拿大生活，一年后又回到了《花城》。“当时中国人老在讲要挑战自己，我特别害怕这个东西。1990年代，变动特别大，很多人几年不见，又下海又离婚，我什么都没有变，特别无趣。”她连发型都没有换，几十年都留一头短发。
作家马原曾说起她：“在做‘中国文学’大梦的队伍当中，从未少过编辑。燕玲做了一辈子的编辑与出版，她就是我们这些以写作为一生追求之人的老师。”
她也曾经写小说投稿，但自己做了编辑之后，就不想写作了，“可能看到写得好的人太多了，也没有觉得给他人做嫁衣裳有什么委屈的地方。”
每次朱燕玲回南京组稿，和作家们见面聚会，杂志没什么经费，都是作家们请她吃饭，费用平摊。诗人韩东常在其列，他也没什么钱，于是大家就在路边摊吃面条。韩东形容，他们的交往是“君子之交，很舒服”，不特别密切，但互相信任。为了力荐小说，编辑和上级争执得面红耳赤，电话打到发烫，都是常有的事。
“你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就很不错，再加上一份勇气，那就是一个完美的编辑了。”韩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文能和作家交往时会直言不讳地点评作品的优劣。他当面对阎连科说，你迄今为止最好的还是当年在《花城》发表的两个作品，后面的都比不上，阎连科不同意。文能相信，“其实作家有什么不够的地方，他心里明白，你讲到位了，他会看重你。”
刘震云用了八年完成两百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写完了以后他自己都懵了”。很多人来要稿，都被刘震云回绝，他指定文能来看稿，最终在《花城》发表。
“大家会有一种相知相惜的感觉。”有一次，林宋瑜的诗人朋友发来最新作品，她用手机浏览后写了几句评价，结果对方生气地质问她是否在敷衍。诗人坚持让她打印出来认真阅读，并强调“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
不过，和作家的熟络偶尔也有坏处。王朔把原本答应给文能的《动物凶猛》投给了《收获》，来信解释：“现在都流行杀熟，谁叫我跟你熟呢？只好杀你了。”
在编辑部里，王虹昭不善社交，不怎么会套近乎。朋友介绍了知名作家给她，她不知怎么求人要稿，被人埋怨；有人说，就连家乡河南的作者她都没有抓住。王虹昭认为这是自己的弱点，难以和作者结成朋友。
即便如此，在《花城》的时间仍是她人生中比较快乐的几年。她抽烟，也能喝点酒，说话爽快，“别的地方不太容我这种个性比较彰显的人，但是在《花城》就不一样了，《花城》是很开放、很文艺的地方，不太以世俗的标准来把你框进去。”
“它不这样 才奇怪了”
1990年代之后，文学期刊的订数急剧下降，一批杂志接连停刊。花城出版社经营也遇到困境，只好出租办公室，《花城》杂志被挤进一个逼仄的空间，每次出门都需要其他同事起身让道。“凡有作者来访，我们都不敢让他们到办公室来，偶尔有作者要到办公室处理一些事情，也只能望而生畏。”田瑛回忆，笔会、文学奖一概取消了。
《一个人的战争》发表之后，林白写信给林宋瑜，请她帮忙催要稿费。“听说《花城》很乱，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我十分着急，但愿《花城》不要拖欠我的稿酬。”《花城》的窘境已经名声在外，其他期刊陆续提高稿费标准，《花城》晚了许久才跟上步伐。
更迟缓的变化是，文学越来越小众化了。1993年，诗人顾城在海外杀妻后自杀的消息传来，《花城》此时正在编发顾城夫妇合写的唯一长篇《英儿》，但没有引起想象中的关注。王虹昭意识到，“实际上人们关注诗人、写作者以及关注文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可以说是辉煌不再。”
同一年，学者王晓明在一次对谈中伤感地说：“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
许多人离开了这个行业。《花城》杂志如今有八位编辑。现在，身处广州反而为他们的工作带来某种不便，北京、上海资源集中，作家们多聚集于此，“今天一顿饭，明天一顿饭，有什么创作的想法，可能他们会交流比较多。所以我们组稿是比较困难的”。北京的编辑朋友和朱燕玲开玩笑：“你努力‘死’了也没用，我们坐在这里就比你好十倍。”
作家余华曾感叹，“我前一段时间投稿的时候，都不知道投给谁。”年轻的编辑们对朱燕玲说，真羡慕你年轻的时候还能有“青梅竹马”。
每个编辑都有遗憾未能发表的作品。作家虹影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交来后，林宋瑜立刻回信表达了自己的喜爱，但之后的几轮审稿环节没能通过。
虹影猜到发表不顺，忧伤地来信：“想自己还是有点自知之明，我的写作生涯不顺，这是我早就料及的，我最多再试一家刊物，或许一家也不试，就放弃发表这部小说的希望。谢谢你说喜欢它，并肯定它的价值，这对我来讲就够了，我就感到安慰。”
每个编辑也有心中被低估了的作家，他们都能点出一些名字——写得好，但不太红。文能觉得，“就像某个明星有星运一样”。
纯文学尤其如此。“我们觉得很差的作品，它卖得很好，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作品可能没人买。”朱燕玲说，她仍不能接受这一点，“我不喜欢，我不认可。我宁愿去做一个我认可的东西。我们杂志还能保持一定的品质，我们看到有这些非常可贵的作家在坚持——也别说坚持，好像多悲壮一样，不是的，我觉得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它不这样才奇怪了。”
近几年，上级部门和出版集团为《花城》增加了补贴，稿酬有所提高，文学活动变得多了。2015年，《花城》新设“蓝色东欧”栏目，来源于《花城》这两年致力于做的书刊互动项目“蓝色东欧译丛”，为中国读者引荐东欧文学，广受好评。最近几年还发表了一系列重磅长篇作品，包括王安忆的《考工记》、韩少功的《修改过程》等，刘亮程的《捎话》辗转几处后在《花城》发表，刚刚入围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刘亮程直言感谢朱燕玲在这部小说发表时所做的“令人难忘的努力”。
设立于2017年的“花城关注”栏目由文学评论家何平主持，发掘新人作家与新的文学现象。韩东颇为欣赏，对新作者和新文体、写法的关注，“如果你把握住这两个方面的话，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新锐的杂志”。
两年前，停办多年又重启的花城文学奖为年过八旬的王蒙颁奖。“……我这个年龄的人，现在还读《花城》的，一个人没有了。他们见了我，他们最关心的绝对不是我的写作，而是我的前列腺。所以见了会问，你前列腺怎么样了？”王蒙说，“这种情况下，《花城》还能颁个奖，还能让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人，除了前列腺被人关心以外，还能谈论一下他的作品，真是太幸福了。文学是不老的，谢谢大家。”
- THE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