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能电池北京工厂停产拖欠薪资面临密集法律诉讼

电动知家 2019-07-29 1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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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遭遇工厂停产、拖欠薪资，另一面，国能电池还面临着密集的法律诉讼。查阅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仅2019年前7个月，涉案信息就多达74份，统计发现，多数为供应商讨要货款。

2、主攻磷酸铁锂的国能电池，客户集中在商用车领域，使其很难抵御补贴退坡带来的市场波动。目前，国能电池称其有12亿元营收账款尚未收回，这正是其拖欠员工薪资的原因。

工厂停产/资金冻结国能迁移河南基地

北京工厂停产后，国能电池将生产基地向河南郑州转移，北京仅保留总部职能。同时，国能电池要求北京员工也迁往河南，留守员工必须经过董事长批准，否则自8月起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执行。这一规定在员工眼里则是“变相裁员”。

着急的不只是员工们，国能电池还欠着几十家供应商的钱。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显示，国能电池涉及17项被执行人信息，累计金额多达2686万元。

而在此之后涉及请求冻结国能电池资产的案件，法院的回复均为，“通过全国网络查控系统及北京法院执行办案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冻结被执行人名下多银行账户，余额不足且为轮候冻结；到被执行人住所地调查，暂未查到可供执行财产。”

一系列迹象表明，国能电池正面临严峻的资金问题。针对上述问题，7月22日，我们试图联系郭伟，但其一直拒接电话。也就在当天，国能电池又下发了一封内部邮件，称由于12亿元应收款项尚未收回，导致部分已离职员工工资未能及时兑付，承诺在8月31日前结清全部拖欠工资。匪夷所思的是，该邮件在发出后不久便被撤回，而且并没有针对在职员工的补偿方案。

国能电池的命运，是整个电池行业的缩影。只是历史的发展只能被总结，很难被预测。在新能源汽车如火如荼发展的那几年，大家都只顾着蒙眼狂奔，等停下来思考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行业已是另一番景象。

在众多光环的公开身份背后，吴丛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郭伟的妻子。这种充满“玄机”关系，或许为郭伟进入动力电池领域预设了伏笔。

2015年5月，国能电力集团退出国能电池，取而代之的新增投资人正是吴丛笑。关于蒋大龙的退出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国能汽车缺钱，蒋大龙将国能电池剥离卖给郭吴夫妇救急；另一种说法则称，蒋大龙与郭伟对国能电池的发展产生分歧，选择了退出。不论如何，国能电池已经与国能汽车毫无关系，而国能汽车目前也已经被恒大集团控股。

由于技术路线的选择，几年发展下来，国能电池的客户也主要集中在商用车领域。2018年，国能电池的前三大客户分别为东风汽车、奇瑞商用车和一汽解放。在乘用车领域，仅为长安奔奔MiNi-e、江铃E100B、江铃E200L等为数不多的几款车型配套。

国能电池官网展示部分客户案例

其次，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的下滑，车企寻求产业链共担成本，大大压缩了电池企业的利润。

最后，由于补贴申请设置“运营里程要求不低于2万公里”的里程要求，延长了车企获取补贴的时间，车企也相应延长了给动力电动企业付款的周期，进一步增加了动力电池企业现金流压力。而几乎所有的新能源商用车都是运营车辆，这意味着，国能电池可能有大部分资金压在客户那里拿不回来，这可能就是国能电池在内部邮件中提及的12亿元应收款项。

尽管如此，宁德时代或许不会在中国市场一家独大。就目前来看，比亚迪还有很大机会与之抗衡。当前，比亚迪正在通过开放战略，扩大在动力电池市场的实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车企为了防止电池企业“店大欺客”，也不会允许一家动力电池独大的发展，丰田同时选择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作为供应商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以乘用车为主战场的同时，宁德时代并没有放弃商用车市场，并表示将继续开发高能量密度、低成本商用车产品，同时继续拓展商用车市场。具备产能、品牌、成本等多方优势的电池巨头必将对规模体量小的企业形成打击。

与此同时，动力电池领域正在涌现一批新的闯入者，这些企业的特征是一批以车企为背景的电池企业，例如长城汽车旗下的蜂巢能源。中国动力电池创新联盟副秘书长王子冬此前向记者表示，虽然当前动力电池市场已经竞争十分激烈了，但是这些依托车企的后进入者并非没有机会。一方面，这些企业有车企支撑产能，更重要的是，新进入者没有历史包袱，更能直接快速切入最先进技术。

来自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出的外部压力，加之动力电池产业内部的革新与竞争，行业洗牌在所难免，用王子冬的话讲，“大多数电池企业都可以洗洗睡了”。

2017年末，我国动力电池企业已由此前的200家下降至90余家，而毫无疑问，动力电池行业的洗牌并没有结束，有预测称，2020年后，这一数字可能下降至20家。国能电池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资金困境，而更深的层次来看，是电池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淘汰整合的新阶段。大浪淘沙，国能电池不是第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此前的电池巨头沃特玛和猛狮科技也正处在崩溃的边缘，但它也肯定不是最后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