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中国决胜地在汽车制造业？

2019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将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如果拿不到BIS颁发的许可证，作为客户的华为一方将不能再购买美国公司的技术。这不仅仅是对一家企业的“制裁”，还是世界第一强国以国家之力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集体震慑。

我们常常从他人眼中认识自己，在特朗普的“胡搅蛮缠”之下，在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化中，中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知轮廓逐渐清晰。

去年7月份，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里也讲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

站在历史潮头回望过去，同治十一年，也是在一个5月，李鸿章上奏《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在这奏章上，李鸿章指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这是我安居一隅的泱泱大国，最近一次在历史面前感受到来自世界格局变化的巨大震动。“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生生将封建社会瓦解于资本主义刀刃之下，也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海洋型政权的殖民危机。

正如，李鸿章所说的，过去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西、北面的陆地，而如今这东南面毫无防备的万里海疆在海洋政权的膨胀下，需要加强海防来抵抗西方殖民侵略。否则大规模海洋力量，将“一箭穿心”深入京畿腹地，撞开中国的大门。

今天，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历史节点。将此前的记忆清零，重新用崭新的眼光看待当下的格局，中国大体上可以看作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过去那种具有垂直性、垄断性、等级性的结构被如今的扁平化、节点化、网格化所取代。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如果可以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10年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的一半。

在特朗普列出“实体清单”的同月，满载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中欧班列，驶出内蒙古乌兰察布七苏木物流园，这是乌兰察布市开出的第77列中欧班列。该班列载着129辆汽车，采用区域通关一体化模式办理通关手续，由内蒙古乌兰察布始发经二连铁路口岸出境，中转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7300多公里外的莫斯科沃罗滕斯克站。

国家近来的一带一路战略恰恰能反映中国在发展思路上的创新，也是路权国家对海权国家的反制。很明显，一带一路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内陆国家。很多如埃塞俄比亚、捷克等内陆国家都是内锁国，被锁在大陆腹地的他们无法联通海洋，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福利。而一带一路的作用正是让内锁国得以联通海洋，真正实现陆海统筹。

过去的五百年，海权国家建立了绝对话语权。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出现的3个世界性大国荷兰、英国、美国都是海权国家。而与之陪跑的还有路权国家法国、德国，绝对的话语权一直在海权国家内部转移，路权国家败下阵来。

最新数据显示，五个月的贸易战以来，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依然同比增长了4.1%，达到12.1万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已经从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下降为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一带一路带来的进出口额达到3.49万亿元，9%的增幅高出全国4.9个点，成为全新的进出口额增长极。

尽管从总量上来看，中欧班列还远没有达到海运的规模，甚至低于一个长江内河码头的运输量，但其真正的意义是联通陆地与海洋，也影响着地缘政治。中欧班列经过的地带就如同动脉和毛细血管，不断刺激着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力。

世界银行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结果显示：对全球来说，运输时间平均减少1.2%~2.5%，贸易总成本降低1.1%~2.2%；而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体来说，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降低1.7%~3.2%和1.5%-2.8%；在一带一路走廊上的经济体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更是减少11.9%和10.2%。

这是代表着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路权国家，努力在西方海权国家的压制中翻身。

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悄悄在美国兴起。这个说法原本来自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近年来如此盛行“中国威胁论”。

然而针对“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作出了回应，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而对于当下的中国，与其陷入对修昔底德的担忧，倒不如警惕“拉美陷阱”。

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都遭遇了这样的困境。拉美陷阱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发展的观念、模式、战略，才能跳出发展的拉美陷阱。

那么近年来我国的创新发展如何？我们从一些数据里体会一下，仅2018年中国大陆发明的专利拥有量共计160.2万件，是2008年的16.8倍。在高新技术产业，2018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至58.5%（发达国家60%）。不过，我国对高新技术的投入，倾向于短期回报较快的研发，而回报周期长的则不得不承认是我们的短板。

另一个数据：在2019年夏季达沃斯期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报告中指出：中国研发支出位居全球第二，但知识产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6倍。

这对于技术壁垒较高、产业周期长的汽车行业来说，并不算一个好消息。但我们的汽车行业天然面临着的巨大历史使命：让我国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为了参与汽车格局第四轮重构，跟上世界汽车发展水平，中国历时15年，持续不断供血培育了新能源汽车行业。

为什么汽车新能源产业政策就这么重要？且新能源的战略意义将越来越重要。除了环保、经济层面的因素，国家安全层面的因素也很重要。我国是一个少油多煤的国家，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转而应用其他形式能源的考虑非常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被人扼住物资进口的咽喉；对新能源技术路径的选择也有很多因素桎梏，比如氢燃料电池车、混动车日韩的技术实力又已经超前很多等……

此外，汽车作为物联网节点，本就是未来移动出行非常重要的载体。随着大数据的产生和应用，汽车的作用将会更大，这直接影响未来人类生活样貌的塑形，进而影响到周边产业和整个宏观经济。凡此种种因素，都告诉汽车行业里在坐的各位，你们是距离第四次工业革命最近的人，也是亲手缔造之人。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我们受够了落后的苦。19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而电气时代几乎在德、美、英、法多个先进国家多点开花；“信息时代”的开创依然由西方国家主导，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国家的群体性碾压。过去，由于错失工业革命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820年的三分之一，下降至1950年的不足二十分之一。

中国汽车工业长期落后于世界水平是沉重的历史债务的积累，当德国柏林工厂的宝马驶下生产线、日本爱知县的丰田叱咤全球的时候，我们仅仅只能勉强生产出解放牌卡车。过去不必纠结，我们目之所及要看到遥远的未来。

目前而言，在规模效应上，中国占据着市场红利享受到了“大”的先发优势。而是否能从“大”到“强”，今天我们能否在巨大的产业变革、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把握住机会？

这需要整个产业链中每一个人兢兢业业的坚持，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奔跑。中国的企业家常常是足够聪明且善于应变，然而在真正通往强者的路上，聪明特质的需求不在首位，沉下心来做安身立命的技术储备才是。

回过头来看，中美贸易战的动因是什么？也不外乎“世界警察”美国要化解技术竞争问题。前几日，家中每天只知打麻将的五十多岁小老太太，第一次问出了令我惊掉下巴的问题，她问我：“我每天菜价、水果价不断上涨和中美贸易战有关系蛮？中美贸易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

我只能说，在通往强大的路上，是不可能不经历困境的，而历史的潮流势必将你我都裹挟其中，没有人可以挣脱。在汽车制造业的你我，处于非常接近战场的阵地，不如迎上前去战斗吧，勇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