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紧急叫停：滴滴作了什么恶？

最近，滴滴惹大麻烦了。

7月2日晚，国家网信办突发公告：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将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为配合审查工作，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

7月4日，国家网信办再发声明：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网信息办依据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应用。

一夜之间，滴滴出行两次冲上了热搜榜首，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等话题的讨论层出不穷。

截止文章落笔，在知乎相关问题下，已经累计近3000条回答：

在微博热搜中，也突破了14亿的浏览量，15万讨论：

就在审查公告发布的3天前，6月30日，滴滴低调赴美上市，股票代码为『DIDI』，共筹集约44亿美元，成为自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来，中国公司最大金额的一次公开募股。上市首日收盘，滴滴市值达到684.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423.18亿元）。

值得玩味的是，这次上市，滴滴低调得有点反常：没有创始人发公开信，没有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甚至朋友圈中的滴滴公关们，也基本上处于静默状态。滴滴递交招股书后，CEO程维和总裁柳青对公司内部发了一封联名信，员工才得知公司已上市的消息。

但就是这样，也没逃过国家的突击审查。自被审查消息曝光之后，滴滴在美股盘前跳水闪崩，股价跌去10%。

回顾一下时间线：

6月30日，滴滴低调赴美上市。

7月1日，我国举办盛大的百年党庆活动。

7月2日，网信办启动对“滴滴出行”审查。

7月4日，网信办再发通告，要求下架“滴滴出行”应用。

就在这个敏感时期，国家突然对滴滴出行出手，而且不只是公告或警示，而是直接截停。这让网友们纷纷猜测：滴滴是不是捅了大篓子？

甚至有网络阴谋论认为，国家对滴滴进行安全审查，是因为“滴滴为了在美国上市，把中国道路数据打包交给了美国相关部门”，引发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对此，滴滴出行全球副总裁李敏坚决否认称，“和众多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一样，滴滴国内用户的数据，包括道路数据都存放在国内服务器，绝无可能把数据交给美国。相关恶意造谣者虽然已经主动删帖，但我们坚决起诉维权”。其中的“数据”也包括“道路数据”，并呼吁网友“不要恶意揣测”。

网络传言中所提到的“将数据交给美国”，对应的法律专业概念是“数据出境”或“数据交换”。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国上市是否会有数据出境和数据交换，现在国家相关部门还在调查中，尚未有定论。

但从法律层面来说，即使涉及数据出境，也必须严格遵守国内法律的规定。中国关于数据出境最主要的两部法律法规是《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其中《数据安全法》已颁布，将于9月1日起实施，《评估办法》尚在征求意见中。

对此，滴滴相关人士向媒体回应：“滴滴坚决落实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要求，将认真整改，不断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技术能力，持续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防范网络安全风险，持续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另外说明，已下载“滴滴出行”App的用户可正常使用，乘客的出行和司机师傅的接单暂不受影响。

滴滴出行，成立于2012年，至今已经累计融资超过2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网约车公司，在移动出行市场占有重要地位。上市，意味着滴滴的创业历程画上了一个句号，迈入更加正规化的运营阶段，同时大额的融资也为其大力研发自动驾驶技术、参与智能电动汽车出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何闹得满城风雨？

让我们将这颗洋葱一层一层剥开。

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众多“阴谋论”的出发点。

滴滴是谁的滴滴？

随着滴滴上市，滴滴的控制权也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根据招股书披露，2017年以后，累计投资数上百亿美元的软银（日本），上市前持有滴滴21.5%的股票，是滴滴的第一大股东。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滴滴是孙正义的“日本”公司。

但这就像前几年有人说阿里是软银的、腾讯是南非报业的、百度是美国人的一样，混淆了财务权益和投票权的概念。事实上，不论是中国的BAT，还是美国的Facebook等公司，创新经济公司的创始人通常都通过同股不同权的架构设计，在股份稀释的情况下控制公司。

滴滴也不例外。根据招股书，上市前滴滴股东持有的权益主要分为三类，包括管理层和员工持股平台持有的原始股，VC、PE和阿里、腾讯、软银等战略投资人持有的A系列优先股（A1-A18），以及UBER为主的B-1系列优先股和苹果为主的B-2系列优先股。

上市后管理层持股将转为B类普通股，B-1系列优先股将按照1:3的比例转为A类普通股，其余已发行和已授权的股票将按照1:1比例转为A类普通股。根据股东协议，B类普通股将享有超级投票权。

目前招股书没有披露详细的超级投票权比例，但按照中概股惯例，最常见的超级投票权比例为1:10。上市前程维（滴滴CEO）和柳青（滴滴总裁）分别持有7%和1.7%的股权，如果按照1:10的超级投票权比例计算，不考虑IPO增发稀释的情况下，包括程维、柳青在内的滴滴管理层拥有超过50%的投票权。

与之相比，软银和UBER虽然持有21.5%和12.8%的股权，但投票权（不计算IPO增发股票）只有12%和7%。

此外，从滴滴董事会的席位情况也可见一斑。目前滴滴董事会共有8名成员，包括程维、柳青在内的滴滴管理层占据3席，阿里、腾讯、软银、苹果的代表和财务投资人各占一席。但招股书显示，最大股东软银委派的董事会成员Kentaro Matsui在滴滴上市时辞任董事，这意味着软银退出滴滴董事会。

由于同股不同权的AB股架构，创始人兼CEO程维、总裁柳青以及高级副总裁朱景士将合计拥有过半投票权，滴滴依然一件被中国核心团队所控制的公司。

所以说，滴滴终归还是咱们中国人的滴滴。

所谓“外国人的滴滴”这一阴谋论可以破除了。

刨除“数据出境”这个尚未定论的国家级问题先不说。

紧急叫停，被国家审查，必定事出有因。现在放在台面上的，最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是搜集并存储了大量用户的个人信息、行程轨迹等数据；第二是基于隐私数据而存在的“大数据杀熟”行为；第三是基于大数据和市场规模造成的行业垄断。

下判断之前，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滴滴出行的主要业务。

作为一家超级出行平台，滴滴的业务已经发展得非常多元。业务主体可以分为三大块——中国出行业务（包括网约车、出租车、代驾和顺风车）、国际业务（网约车和外卖）、其他业务（共享单车、金融、同城货运、社区团购、自动驾驶、造车等）。

具体来说，中国区的出行业务是其业务核心，其营收占总收入的90%以上。而其中的网约车业务，则是中国区业务的重中之重——收入占中国出行业务的97%以上。

如今，包括滴滴海外投资的项目布局，全球年活跃用户达到4.93亿，全球年活跃司机有1500万，全球平均日交易量4100万单，全平台年度总交易额为3410亿元。

图表来自ZAKER/数据来自数独天下、天眼查

市场占有率方面，滴滴目前在国内也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相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0年6月份，滴滴出行占网约市场份额达84.87%，除了滴滴之外所有其他玩家的总和不及滴滴三分之一。

图表来自ZAKER/数据来自数独天下、天眼查

可以说，网约出行就是滴滴的核心业务，而这些用户与订单的背后，就是海量的出行数据。

这些出行数据主要分为两部分：一类是用户数据，主要关于用户个人隐私，如APP上车会涉及到用户账号、访问记录、车内摄像头、车内麦克风等也可能收集用户隐私；另外一类是车辆数据，包括地理位置、系统信息、业务相关的数据，尤其是行驶过程中汽车采集的道路环境信息，涉及到地理信息的测绘，这一部分就是有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数据。

大数据的收集，可以通过背后的算法，给任何人做出用户画像，你住在哪里、上班在哪里、常去哪里消费、在什么时间段消费、消费水平如何等等，其中除了普罗大众，还有一些敏感人群的信息。

即使不是滴滴刻意打包，但一旦流出，黑客或竞争对手通过爬虫获取数据、利用统计学抽样分析，构造一些模型，再通过抽样数据的获取和分析，就能非常精确地分析出实际业务的商业机密或是政治机密。

譬如，根据用户的上车地点，可以筛选出很多在中央部委与其他敏感机构（如科研，统计等）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以及其休闲习惯（爱好，时间，消费能力），家庭成员数量等等。

又譬如一些关键人士（如央企采购部门，高端技术研发团队等）的实时行动，什么单独在外时间，是否出差以及出差目的地。然后分析出采购需求技术进展等信息，又能给出安全的私下沟通时间地点。

再譬如，收集分析各个部委和关键机构何时出现大规模加班情况。这里的信息，别说是情报机构，对外企也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其实不仅是滴滴，大数据收集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几乎无处不在。

许多网友应该体验过，我们刚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手机”关键词，立刻有淘宝、京东等广告推送各色各样的手机品牌和价格，反应速度之快，让人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这种不断搜集存储用户大数据、对用户实施全方位算法建模的行为，在互联网企业野蛮生长的这十年时间，一直被社会所默认，以至于现在任何一个新下载的互联网APP、任何一个安防程度较高的小区门禁，都需要采集用户本人的人脸图像、个人基础信息。

但黑灰产业、竞争对手、商业机构、情报部门、政治团体的形形色色的势力，都在互联网上进行着大数据的挖掘。一旦这些信息泄露，用户每日的行动轨迹、从事工作、家庭成员、消费行为等数据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轻则隐私信息被公之于众，导致“被人肉”或“社会性死亡”，重则被人冒用身份，背上不明黑锅。

不仅如此，还有一点，更需要引起重视。

目前，滴滴是全球出行平台中，唯一一个自研自动驾驶并且打算自主造车的科技公司。在招股书中，滴滴确认了自动驾驶战略地位——四大核心战略版块之一。招股书还显示，滴滴参与了自动驾驶业务分拆后的A轮融资。该轮融资中，软银和滴滴等联合向滴滴自动驾驶投资5.25亿美元，是国内自动驾驶公司获得的单笔最大融资。

相比于其他出行平台，滴滴把自动驾驶业务攥得越来越紧了。

早在2016年，滴滴就已开始组建自动驾驶研发团队，CEO则由滴滴联合创始人兼CTO张博担任。在2019年8月，滴滴自动驾驶部门被拆分为独立公司，专注于自动驾驶研发、产品应用及相关业务拓展。截止今年一季度，该团队人数已超500人，拥有超过100辆自动驾驶汽车的车队。目前自动驾驶的主要测试和试运营重心在上海嘉定，在上海共有530公里的道路可以进行测试。

随着特斯拉、UBER以及Waymo、Cruise公司的技术推进，电动化和无人驾驶的趋势已经是大势所趋，滴滴和UBER这样的平台公司，也必须赶在主机厂之前抢先入局，争夺蛋糕。

对此，滴滴规划的蓝图是：未来的出行市场，在车厂的眼里一定会是电动汽车加上无人驾驶，而在出行平台眼中，除了上述两个可能之外，私家车的概念可能都会消失，所有的汽车都是车联网状态，大家共享着路上所有跑的汽车，一切都靠平台来分配运力。

滴滴在招股书中写到：“自动驾驶是未来移动出行的关键，而共享移动出行网络则是将自动驾驶变为现实的关键。”滴滴正在致力于自动驾驶和共享出行两大方向的技术研发与整合。滴滴预测，到2025年，共享汽车有望在滴滴平台普及超过100万台，到2030年，有望能够去掉驾驶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

而这就进一步，就更加深了数据隐私的问题。

截至目前，滴滴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约4000多个城镇开展业务，收集了大量实时移动数据，并将其数据用于自动驾驶技术和交通分析。

数据是无人驾驶的命门。从软件定义汽车到数据驱动迭代，智能汽车在使用过程中贡献的数据已经成为众多车企最为宝贵的资产。

但随着智能化、网联化的进一步发展，数据安全问题也被放大，比如车上的摄像头、激光雷达等传感器，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会时刻采集路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很有可能涉及到敏感地点。

就在今年3月，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称，因为担心摄像头收集敏感数据，中国政府已开始限制军方人员和重点国企员工使用特斯拉，部分机构要求员工不得驾驶特斯拉上班，以及禁止驶入敏感企业的住宅小区。

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滴滴身上。

军事管理区、国防科工等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等重要敏感区域的人流车流数据，和高于国家公开发布地图精度的测绘数据都将纳入“重要数据”的范畴，而滴滴的无人驾驶车辆恐将涉及到这些敏感信息。

尽管，滴滴出行在APP的隐私条款中已经声明，表示所有信息都存储在国内，且有多层加密措施存储，建立了相应的安全监管和审计制度。

但这些数据依靠滴滴“单方面”的承诺，显然是不够的。毕竟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测绘信息，政府强制介入审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目前，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关于消费者的个人隐私、车企的商业机密和国家的数据安全，亟需政策进行规范。《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文件对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处理、监督、保护以及出境做了明确的规定，但针对智能汽车的数据管理未曾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守。

今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本次征求意见稿总共二十一条，涉及运营者、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定义范畴，运营者收集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应当坚持的告知责任和使用权限，运营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的安全评估等等方面。

“在此之前，我们国家在智能汽车数据管理方的规定措施方面基本是空白，企业在做智能汽车研发的时候，也无法可依，无规可依，这一规定公布以后，企业就可以在指导下做智能汽车相关技术的研发，也保证了智能汽车产业的健康。”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院长杨殿阁表示。

可以说，滴滴携带大量数据上市，并且还将致力于自动驾驶业务拓展，就是刚刚好撞在这个枪口上了。

除了隐私数据，滴滴还存在两个大问题，即垄断与大数据杀熟。

前面已经说到，截至2021年3月31日，滴滴全球平台年度活跃用户超4.93亿，平台上平均月活用户数为1.56亿。中国作为其核心市场，拥有年活跃用户3.77亿和年活跃司机1500万。

根据CIC数据，按年活跃用户数和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十二个月的平均每日交易量计算，滴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行技术平台。通过不断融资加上并购同行业公司，滴滴在中国已然形成垄断趋势，而垄断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对市场的强力控制。

由于行业一家独大，便拥有了最强的议价权，扼杀了同级竞争，进而导致越来越高的平台抽成，一线员工的利益难以得到合理分配。

今年5月，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曾约谈滴滴等10家平台。约谈指出，近期社会各界集中反映网约车平台公司抽成比例高、分配机制不公开透明、随意调整计价规则，以及互联网货运平台垄断货运信息、恶意压低运价、随意上涨会员费等问题，涉嫌侵害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大数据+垄断的另一个不当行为就是大数据杀熟。

所谓大数据杀熟，即一种差异化定价行为。即同一商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买家采用不同的价格，目的是最大限度榨取消费者剩余。

大数据杀熟的“始作俑者”是亚马逊。2000 年，亚马逊针对同一张 DVD 碟片施行不同的价格政策，新用户看到的价格是 22.74 美元，如果是算法认定有购买意愿的老用户，价格会显示为 26.24 美元。如果删除Cookie，价格马上又回落。很快这种阴招被用户发现并投诉，亚马逊CEO贝索斯也公开道歉，说这仅仅是一场实验，也承诺不再进行价格歧视。

但是这样的暗箱操作已被其它大公司效仿，一直延续至今。

2020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孙金云带领研究团队，在5个城市、不同距离、以及工作日早高峰、晚高峰、日间非高峰、晚间非高峰4个时间段进行了分层抽样调查，发布了“2020打车报告”。

调研中，孙金云验证了“iPhone税”的存在：“数据表明，与非苹果手机用户相比，苹果手机用户的确更容易“被舒适”车辆（比如专车、优享等）司机接单，这一比例是非苹果手机用户的3倍。”孙金云表示，所谓“被舒适”的程度，即用“一键呼叫经济型+舒适型两档后被舒适型车辆接走的订单比”来判断衡量。

此外，“苹果税”还体现在打车优惠上。数据表明，苹果手机用户平均只能获得2.07元的优惠，显著低于非苹果用户的4.12元。除绝对金额外，优惠折扣比依然支持上述结论。

大数据杀熟，是一种最高级别的价格歧视。

在交易中，掌握充分信息的一方对信息贫乏一方构成议价优势。因为双方在博弈时，为保证自己的利益，都会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的关键信息，同时试图获取对方的信息。传统交易模式中，双方获取的信息不会差距太大，所以传统企业很难大数据杀熟。但是在互联网，平台方充分掌握了用户的信息甚至隐私，构成实施大数据杀熟的充分条件。

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经济学Benjamin Shiller曾有一项研究，以Netflix为案例，如果使用传统人口统计资料的个性化定价方法，可以使Netflix增加0.3%的利润，但根据用户网络浏览历史，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估算用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可以使Netflix的利润增加14.55%。

滴滴的大数据杀熟，此前已经多次被用户石锤。但为何事件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就是大数据+垄断的结果，因为其中存在着太多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完全掌控这些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并作出监管。

时间回到2012年的一个冬夜，北京正下着鹅毛大雪，“我和好多人一起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出租车，浑身冻透，瑟瑟发抖，大家都越来越焦虑。”北京街头，程维正排着长队等出租车。

这一晚对他而言很特殊，因为这次难受的体验让他萌发一个念头——要改变打车难的现状。于是，他带着老同事王刚资助的70万，加上自己积攒的10万元，在北京中关村开启了创业之路。

几乎是白手起家的滴滴，摸爬滚打九年余，期间也出现过安全事故，受到过很多非议，但如今已成长为出行领域的超级独角兽。

但滴滴也需要认识到：能力越大，伴随着责任也越重。

如今，互联网巨头及大型科技企业掌握了“全民”数据，它们出海融资、全球贸易，容易触发数据对外泄漏的敏感神经，卷入国家利益的角逐战中。

这一次国家紧急叫停、介入审查，非比寻常，但只要滴滴没有做出涉嫌国家的利益的行为，还不至于彻底完蛋，毕竟滴滴背后还有近1500万的活跃司机和上亿的活跃用户。如果直接一刀切，这部分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及整个服务体系都将对社会造成动荡。

最有可能的是，国家彻底调查，清晰整理滴滴相关数据的处理，滴滴再根据相关规定作出改善，达到法规要求，再重新上线。既保证相应从业人员的稳定性，也解决数据安全的问题。

事发突然，正逢滴滴赴美上市、国家党庆的关键节点，引发各路猜测都很正常。尤其是，如今全球范围内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各地区都将自己境内的数据看作事关国家安全的宝贵资产。

这次滴滴审查带给了我们什么警示：

（1）数据是属于谁的？

数据产权归属，不能凭直觉主义和爱国主义，而要借助逻辑主义论证其归属的正当性。首先，个人的数据，是用户产生的一项私人资源，数据所有权自然应该是一项私人权力。但是通过交易而产生的数据，就变成了一个很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有买方、卖方、平台方、管理者等多方权利混杂，所以很难定性。

关于数据的所有权，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论：有人推崇Coase Theorem理论，认为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而法学与经济学大拿Richard Allen Posner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中，通过吸收功利主义思想来界定初始产权；奥地利学派Murray Rothbard的产权理论则从人权出发讨论财产权：“财产只能发生在人的身上，职是之故，他们的财产权利就是属于人的权利。”可想而知，关于数据所有权的争夺，是多么复杂的思辨。

于是，在法律法规尚未完善的灰色地带，大公司就起了小动作。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平台没有采用分布式数据存储（区块化），交易数据甚至私人数据很容易被中心化的数据库获取并垄断。因此，大科技公司便产生了所谓的大数据支配优势。进而将其作用于鼓励消费，甚至操纵消费者。

（2）被忽视的数据重要性

长久以来，我们国民的思维惯式是，人的安全主要就两部分，一个是人身安全，另一个是财产安全。而新生的概念——数据安全，并没有那么明显地涉及到人本身，而是隐身在幕后操控人的生活。

在互联网中，几乎所有的行为都会留下足迹，这里的“足迹”包括我们在互联网平台上购物、打车、搜索、浏览等所有信息，互联网平台就在背后大量搜集的该类非结构性的足迹。

回顾国内一大批互联网大厂的崛起，内在都是一个逻辑。首先，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强大力量拓展市场，利用超低价格甚至补贴的方式诱导用户注册，让用户在利益的驱使下，忽略对隐私权的把控，去享受平台带来的福利；然后搭建大规模服务器，不断搜集存储用户个人隐私数据、消费行为数据、手机操作数据，如今还包括出行数据；接下来，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对用户进行数据建模，精准推送新闻信息、商品信息、娱乐信息等，封闭其信息获取渠道，形成信息茧房，诱导用户不断实施消费行为，形成超强用户粘度。

在“大额优惠券”和“补贴红包”面前，大部分人自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百度CEO李彦宏曾经在2018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说到：中国的消费者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很多时候是愿意以一定的个人数据授权使用，去换取更加便捷的服务。李彦宏，把大企业们偷偷摸摸在做的事情，直接说出来了，自然受到口诛笔伐。但事实层面，这段描述并没有错。

在交易中，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增加安全性和信任感，我们会“让渡”出一部分个人信息或者说权利，如自动售卖机的扫脸支付、酒店的身份登记、高铁飞机的安检识别等等。

通过隐私权的让渡，我们确实能感受到“操作简洁”、“量身定制”等带来的便利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给了大公司剥夺消费者剩余、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结果导致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失衡。

（3）数据争夺与权力挑战

十年之前，大数据科学家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在其著作《大数据时代》中指出：“让数据主宰一切的隐忧，危险不再是隐私的泄露，而是被预知的可能性。”

这个观点在当时语出惊人，但如今的世界正在实现舍恩伯格的预言。

用户在平台上留下的足迹，经过大科技公司的数学模型分析后，变得具有预测性。隐秘在用户深处的欲望、需求、情绪、情感都可能被算法洞悉，平台可借此预测个人需求，推送不同信息，引导消费，改变甚至控制人们的思想及行为。这一点在美国大选时的Facebook和Twitter中也早有体现。

至此，数据不仅是一种资源，也成为是一种权力。谁掌握了全民数据，谁便掌握了这项“预知”特权，从而支配思想，攫取财富。

数据与隐私，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所积累的历史遗留。

我国互联网企业近十年的发展主脉络是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浪潮层次性推进，而数据是这些技术的核心生产要素，大数据的采集、整理、存储、应用技术，在过去十年内的的确确驱动了中国历史发展，带来了超额GDP增量，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就是人的异化。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异化指的是“劳动人民降低为资本家的奴隶、只会劳动的机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逐渐失去了作为人本身的属性，成为只为在资本家赚钱的工具。

在传统时代，这种异化表现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直接残酷剥削，剥夺他们的业余时间，让其只是作为企业公司的螺丝钉存在；而在大数据时代，这种异化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互联网公司利用算法对用户“投其所好”，利用信息诱导，断绝其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成为互联网企业强力的“消费工具”。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在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滴滴这次紧急叫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站在监管层面，滴滴不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点名的企业，仅2021年6月，工信部就通报过291款侵害用户权益App。

随着今年《数据安全法》生效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推进，企业的网络、数据安全将面临多部法律竞合规制，需要考虑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合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

我们需要在“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和“利用数据为用户提供更好服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用户信息的安全保障，对维持社会稳定来说，是需要坚守的安全底线；对于大公司来说，就是资本操作最后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