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余杰、孔庆东、摩罗

来源：“海涛评论”公众号

作者：许知远

夜色里，他穿黑色的风衣，皮鞋锃亮。那是余杰离开中国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依旧是在北京东郊的小区，依旧是涮羊肉，但气氛却不大相同，有一种怆然之感。

回到几乎已经清空的房间时，这种怆然感愈浓重了。在这个房间里，他写下大量对北 京政 权的批判文章，也曾与太太长期被羁压，体验到无尽的绝望。

他终于决定离去，也不知这是一种解脱，还是意味着一种未知的挫败——生活在美国的新英格兰，你还知道怎样批判中国吗？流亡会让你开始一段新旅程，还是让你陷入失重？

我与余杰的友谊源于孔庆东，后者是我的高中老师。因为某一期间的作为，孔庆东被迫离开北大，以中学教员的身份谋生。1992年，他开始教我语文课。他是我们这所中学里的异端，赢得同学们的一致赞赏。再没有一个老师像他这样，和我们在操场上开玩笑，在每周作文本上玩文字游戏，给我们讲崔健的歌《一块红布》的意义，还如此动情地念起朱自清的散文——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与传统的关联，他说朱自清是他的北大老师的老师，突然间，这个抽象的名字与我的生活产生了关联，也是从那一刻，我立志读北大。他也以一贯的戏谑口吻说：“北大扫大街的都比清华教授强。”

1995年，我真的上了北大，孔庆东也回到这里，成了中文系的博士。在大学第一年，一周里总有两天，我去他的宿舍里聊天，晃晃悠悠地去学五食堂吃饭。他成了我倍感烦恼的工科生活的一个弥补，他给我讲了很多八十年代的学生生活，这些片段日后都变成了他著名的文章《47楼207》。

也是在他的宿舍里，我第一次读到余杰的油印的作品集，并立刻被这个中文系的四年级学生的才华与锐利惊呆了，这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北大精神吗？在小南门旁的一间阴暗的、有蟑螂的宿舍里，我见到了余杰，我抑制不住地紧张，除了表示钦佩，不知该和他说些什么，而他则口吃，也没兴趣对一个低年级男生讲太多。

我们还是成了朋友。我也因此加入了一个小团体，它是围绕余杰而展开的。周末，我们常在昝爱宗家聚会，他在北京一份报纸做记者，因为欣赏余杰的才华，把一半月薪给了印刷厂，以资助那些油印的文集。除去他和孔庆东，还有一位《北京青年报》的直率的女记者，一位哲学系的天才学生，会翻译德国神秘主义诗歌，国际关系学院的才女覃里雯，还有余杰的师妹，一个漂亮的杭州姑娘。

现在想起，那真是个温暖的小家庭，我们都溺爱余杰表现出的才华，除去谈论自己，也总炒他拿手的回锅肉。我的初恋也是在这个小圈子里发生的，杭州姑娘成了我的女朋友。不久后，一个叫贺雄飞的书商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愿意正式出版余杰那些油印的文字，它变成了几乎影响了一代人的《火与冰》。

那是1998年，距离那一事件将近十年，这也是一个“去政治化”与“去思想化”的十年，即使在北大，我期望的大学精神——它的批判意识、思想先锋的角色，都像是陈年旧事，与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但余杰似乎独自一人打破了这一切，他让人看到了业已消亡的批判精神，当青春与独立、批判相逢时，它散发出无尽的光彩。很多人视他为“五四”与“七四”精神的继承人，他也有着强烈的历史自觉性。

他鹊起的声名也为他带来新的仰慕者与朋友。有一日，余杰与孔庆东带着我去看一位新朋友，说他的文章与自己堪与一比。在大兴县的印刷学院的职工宿舍里，我见到了羞涩的摩罗，我忘记了他的本名，只记得他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笔名。他那时刚刚在《天涯》上发表了一篇回顾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文中弥漫着悲愤。

在余杰的引荐下，贺雄飞出版了孔庆东的《47楼207》与摩罗的《耻辱者手记》，他们结伴展开一次巡回演讲与签名售书，影响力扩展到中国各地，成为了一时的文化明星。对在1990年代末读高中与大学一代人来说，他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与早已成名的学院知识分子不同，他们近乎我们的同龄人，他们的写作与其说是思想论辩，不如说是生活体验，余杰少年锐气式的批判，孔庆东的嘻笑怒骂，摩罗的外省青年式的自我剖析，都正好击中了青年人最柔软的部位。他们成了那个微妙时代的双重受益者，一方面他们都以钱理群的学生自称，变成了承接自由主义传统的新一代人，另一方面他们则是正在兴起的市场机制的象征。

经过了之前的漫长沉默，没人会刻意去区分他们、探索他们思想与写作的内在问题，他们都变成了青年一代思想自由与批判精神的象征。

我仰慕他们，也希望成为他们，却隐隐感觉到某种不安。余杰与摩罗身上的某种绝对主义，孔庆东的媚俗，都让我有一种无法言明的不舒服。当然，我从来没对他们说过这些，我一直是个倾听者与发问者。我不是中文系出身，对他们常说起的文坛故事、思想界的冲突，没有半点感觉。

2000年左右，聚会中的朋友都毕业了，彼此间联系减少。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我加入了Dotcom，然后成为报人，我关注这个商业与技术的时代，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反而没太多兴趣。或许，我觉得那一套太陈旧了吧。我仍偶尔关注他们。

2005年前后，我感觉到社会气氛的陡然转变。因为互联网带来的一个大众狂欢的时代到来了，知识分子再度面临新挑战。

余杰被一步一步推向了异议人士的角色，孔庆东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知名人物，他似乎不断地出版自己写过的每一个字，他要影响的是大众，再与知识分子无关。接下来，他又以对朝鲜模式的赞扬、对薄XX的推崇、还有对香港人的辱骂，成为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极端性人物。

再读到摩罗是2010年了，在剑桥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在网络上读到《中国站起来》的节选，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他怎么变成了一个法西斯论者？

然后，我读到了余杰给他的绝交信，不久后，又是与孔庆东的绝交信——愤慨于他变成了一个朝鲜的拥护者，为重庆模式唱赞歌。

直到出国前，我和余杰仍偶尔见面，一见面，他就天然地回到了从前的交往模式，他是讲述者，我是倾听者，我难以接受他过分强烈的宗教色彩，也觉得他的写作与思考过分粗糙与封闭，却敬佩他的道德勇气。不过我也逐渐意识到，这“封闭”或许也是他的勇气的来源，正是对自己内心坚信不疑，他才能成为一个不妥协的挑战者。至于孔庆东与摩罗，似乎再没见过。但对前者，不管他的何种表现，我始终保持着某种温情，仍感激他在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影响。

我很少想起这三位朋友，我自己也面临着很多变化。我从一个乐观者变成了幻灭者，并最终意识到，无法回避整个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同时，我也愈发感到知识人面临的挑战不止于此。政治的压力、大众的狂欢、狂热的民族主义，都令我们原本渴望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精神难以生根。

再度想起这些朋友，或许是因为这十年过去了。上一代知识分子群落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转变时瓦解了，而我们这一代则走在他们的裂变逻辑上，继续分化、边缘化，最终变得更为荒唐起来。

比起这外在的压力，内在的坍塌才是主要原因。当人们惊叹于摩罗转变的戏剧性时，我却感觉，他仍是一致的。贯穿他的是受害者情绪，他曾是一个被中心城市忽略的外省青年，如今试图代表着被西方压迫的受害国家，全部愤怒来自于缺乏承认。而这种边缘者的愤怒与自怜，正是感动大批青年人的主要缘由。而孔庆东变成了今日的模样，也与他早年就已显著的民粹倾向相关。

不知是否因为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常想起那些有回锅肉香的聚会。一年多前，在杭州，我再度见到昝爱宗，他是个虔诚的教徒，一个坚硬的反抗者，除去叙旧，我们所交流的话题不多了。我曾爱恋的姑娘，如今在美国一所军事院校里教中文，那位天才哲学家从德国留学后，变成了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我记得余杰曾引用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过我：与你同行的人，比你到达的方向更重要。我们的方向不同了，同行过的那段岁月，却在时光的过滤下更为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