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何要重读一汽创业史 | 荐读

作者 | 葛帮宁

编辑 | 李国政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 编者按

2025年7月15日，中国一汽建厂72周年纪念日。

当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暨中国一汽2025科技大会、第七届供应链创新科技展、红旗之夜《大国工匠》话剧演出等活动，相继在吉林长春举行。

这些只是系列纪念活动中的一部分。该系列活动从12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日，涉及解放、红旗和奔腾三大自主品牌，以及先进制造技术、科技、供应链、产业平台、大模型、社会责任等方方面面。

站在72周年这个历史时刻，我们更需要思考：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外在因素以外，还有哪些内在因素共同成就了今日之中国一汽？这个“共和国的长子”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放眼未来，中国一汽通向可持续发展、抵达世界一流目标的路径有哪些？

1953年，荒原起大幕；1978年，万象绘新局；2012年，沸腾新时代；2023年，一汽再出发……一本《大国车志：中国一汽创新创业70年（1953-2023）》，或许能讲述部分答案。

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走近中国一汽，沿着一号门，沿着新红旗大街，沿着建设者们的足迹，寻找中国一汽的成长密码。

该书于2023年8月公开出版。以下为该书第一部分“风景这边独好”节选。

时间定格在2020年7月23日。

当天下午，正在吉林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走进实验室了解企业技术研发情况，并察看了红旗等自主品牌最新款式整车产品。

现场有几位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问他们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收入怎么样？来这里工作满意吗？当得知2020年中国一汽共招聘1115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工资水平在长春地区还是很有吸引力，在汽车行业也处于中上游，习近平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

他说，受疫情影响，今年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面临就业困难。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关心，将其作为重大民生工作任务，积极创造条件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广大高校毕业生也要改变择业观、就业观，找到自己的定位，投入踏踏实实的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还走进整车硬件测试实验室，了解企业科研攻坚情况。

他说，看了一汽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成果展示，感到眼前一亮。现在，国际上汽车制造业竞争很激烈，信息化、智能化等趋势不断发展，对我们来讲有危有机，危中有机。在一汽，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前景。你们今年的发展，风景这边独好。一定要把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要立这个志向，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

这些殷殷嘱托，让13万中国一汽人倍受鼓舞，也倍感自豪。

当天，中国一汽研发总院代理副院长兼智能网联开发院院长周时莹带领5名刚入职大学毕业生作现场展示。

在她印象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者，专注倾听L3级自动驾驶仿真测试的技术介绍，尤其关注仿真场景的内容、仿真精度、整车验证周期的压缩情况。”这套L3自动驾驶仿真系统由中国一汽自主生产，实现了核心技术突破，摆脱了对进口技术的依赖。

心跳方向盘是实时监控驾驶员健康的新技术。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智能网联开发院电子电气研究所网络测试员张天现场演示时，监控显示心率达到每分钟168次，她说：“有幸为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并演示我们的新技术，与他面对面交流，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当时太紧张、太激动了。”

中国一汽党委副书记王国强迄今仍清楚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每个环节。

他回忆道，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关注两大事项，一是新产品和新技术，这关乎企业乃至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二是大学生就业情况，因受疫情影响，2020年被称为“史上最难毕业季”，稳就业任务繁重，无时不刻牵动着国家领导人的心。近期，习近平总书记还给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的毕业生们回信，赞赏对方扎根新疆、扎根西北的精神，这种时刻中央企业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对中国东北地区和身处这片热土的中国一汽来说，这次考察意义重大。于前者，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地区调研，为东北振兴发展倾注了巨大心血。于后者，作为东北重工业的典型代表，中国一汽的改革与创新，无疑就是实施东北振兴战略，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用‘自主掌控关键核心技术’‘树立民族汽车品牌自主’‘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为汽车强国作贡献’等殷切期望，明确指出中国一汽和中国汽车工业未来发展方向，深刻阐明了建设什么样的中国一汽，以及怎么建设中国一汽的发展之问，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实践要求；既有目标定位，又有路径导向，是中国一汽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中国一汽党委领导班子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时总结道。

在中国一汽NBD（New Business District）研发总院展览厅，这些科技创新成果渐次展开。平台展示区展示的是全新电动化智能网联技术平台——FME平台，以及此平台上搭载的全新智能化电子电气技术平台架构FEEA2.0。

FME平台是中国一汽于2019年打造的首个纯电动汽车平台，动力电池能量从85kWh到120kWh，续航里程可达700 km，寿命达10年或30万公里。FEEA2.0架构则具有高智能、高安全、强网联、多场景技术特点。

新技术展区里展示的最新动力总成：

一是高效双电机混动系统，它打破了丰田汽车和本田汽车在混合动力领域的技术垄断，节油率达到40%；二是高功率HEV动力电池系统；三是高功率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四是黄金动力CA4GC20TD发动机，国内首款量产2.0升高压缩比米勒循环发动机；五是，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的超大功率CA12GV60发动机。

整车展区里，8辆红旗品牌新产品一字排开，分别是红旗E-HS9、红旗H9、红旗H9+、红旗超级跑车S9、红旗智能小巴、红旗H5-FCEV、红旗E-QM5和红旗HS5。

这些新产品无一例外是中国一汽最近几年汽车“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技术的集大成者，其关键指标均达到国内领先、世界比较先进水平，而且中国一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中国一汽NBD总部园区外形就像一座巨型球场，它占地面积51.2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6.34万平方米，东靠湖水，南邻东风大街，北对物流公司，西望高速公路。

2010年做总策划时，建设者们便充分考虑到长春的气候因素和地理因素，其初衷是“将最先进的设计工程概念与中国传统楼宇文化相结合，借鉴国际成熟经验，打造国际、国内一流的研发中心”，2013年主体工程动工，2017年交付使用。

如外界所见，这栋气势恢宏的建筑拥有办公楼、实验室、造型评审中心、会议中心、动能中心、仓储物流中心和停车楼等14座楼宇，可同时满足6400人办公需求。

最被中国一汽人津津乐道的是，其主楼顶主体造型借鉴了红旗检阅车要素，呈现品质、技术、创新视觉效果，办公楼则采用通透玻璃与钢筋框架混搭方式，体现出解构主义设计理念，其红色楼体与主楼相呼应，在湖面呈现倒影相接的空间延伸感。

2018年，中国一汽总部在新建成的NBD园区安营扎寨。碧空蓝天下，主楼顶左面“中国一汽”蓝色字样，和右面“红旗”红色字样分外醒目。从搬进NBD园区那一刻起，总部便订下新规则——只有红旗品牌汽车才能进入。

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里不但成为中国一汽新中枢神经系统，而且还成为一处网红打卡点：每当夜幕降临，办公大楼里灯光次第亮起，来来往往的人们披星戴月、忙碌依旧，NBD园区的独特夜景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中国一汽决定以更大的努力和更优秀的成绩来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对其“风景这边独好”的肯定与激励。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位于研发总院中厅的新技术展示区成为中国一汽人的精神图腾。前所未有的创业激情弥漫在NBD园区，有些房间里的灯光常常彻夜未灭。

奥地利著名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年）曾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舒昌善译）序言中写道：

“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不过，诚如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

中国一汽在2020年7月23日迎来了这样一个闪耀时刻，这个时刻“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逝的黑夜”（茨威格语）。没有人否认，这个中国一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时刻，必将对新时代中国一汽的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共和国长子”的荣光与艰难

如果要对中国一汽进行全景式描述，不妨看看下面这段文字：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汽）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特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前身为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厂名。1953年奠基兴建，1956年建成投产。中国一汽的建设，开创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

经过近70年发展，中国一汽已建立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五大生产基地，构建“四国十地”全球研发布局，拥有红旗、解放、奔腾等自主品牌，和大众、奥迪、捷达、丰田、马自达等合资合作品牌。现有员工13万人，累计产销各类整车超过5400万辆，销量规模位列中国汽车行业第一阵营。

需要提醒的是，外界往往将中国一汽动工开建之日——1953年7月15日——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端，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的院士）、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孟少农曾在其手稿和日记中还原过这段史实：“中国汽车工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开始创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是创建的主体工程，创建筹备工作比正式建厂早3年。”

根据孟少农的记录，1950年3月，汽车工业筹备组成立，隶属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是年12月，苏联设计专家组到北京援建汽车厂，此后，汽车工业筹备工作转入具体建设一汽的准备阶段。

亦因此，中国汽车工业“如果从汽车工业筹备组的组建开始算起，到1956年7月15日止，是6年半；如果从设计专家组开始工作算起，是5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用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办法，从无到有，成功地建设起自己的汽车工业”。

中国一汽与中国汽车工业血脉相连、相伴成长，且始终在其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这是中国一汽70年成长史告慰我们的部分事实。另一部分事实是，中国一汽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它的创建与发展、繁荣与振兴、蜕变与新生，都是中国汽车工业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时代之果。某种程度上，中国一汽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面旗帜和一个缩影。

厘清这段史实后，倘若以1952年652厂（第一汽车制造厂代号）成立、郭力担任厂长为起点进行梳理就会发现，70年来，在一代又一代建设者们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一汽从长春孟家屯那片荒野之地起步，经过荒原建厂、自主换型、结构调整、自主创新等建设阶段，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瞭望未来，其长远目标亦相当清晰——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一汽需要积蓄怎样的力量，才能穿越70年时光之门，成长为今日之模样？在这样一个混沌巨变时代，它将如何继续赢得时间的青睐，抵达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目的地？

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梦想与荣光。回到中国一汽第一个建设时期，随着国家一声号令，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第一代汽车工业建设者们云集长春，他们怀揣产业报国、工业强国的初心，怀着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克服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硬是用3年时间完成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长春荒野上建成一座现代化汽车工业城，开启了新中国体系生产汽车的新篇章。

中国一汽这段创业史自然不能脱离时代大背景。汽车工业筹备组工程师、后来担任中国一汽副总工程师的陆孝宽对此做过解读：

纵观三年经济建设恢复时期，国家非常困难。连续几十年的战争，使我国原来极为薄弱的工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能在短短的三年期间，使全国经济得到恢复，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为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做好周密规划和充分准备，这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中都是罕见的。我国汽车工业建设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开始孕育……

3年后，一汽这个新生儿呱呱坠地。93岁的一汽原副厂长范恒光认为，中国一汽能3年建成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国家领导人重视；二是全国人民支援；三是以饶斌、郭力、孟少农为首的建厂班子非常优秀；四是苏联的无私援助。

一盘气象万千的中国汽车工业棋局就此展开。

他们研发制造了一批新产品：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第一辆解放牌三轴驱动军用越野汽车，以及红旗CA772保险车、60吨矿用自卸车等。

他们建设了红旗和越野车两个生产阵地，突破建厂初期3万辆设计纲领，达到6万辆生产能力。

他们摘掉了“白帽子”，白天是厂长和工人，下班后成为学生和老师，很多人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学习政治、学习技术、学习业务、学习管理、学习文化等，建设工地热火朝天，学习风气蔚然成风。

在那场众所周知的十年浩劫中，他们突破重重枷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包建二汽（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公司前身）11个专业厂和热处理、电镀两个系统的建设任务，前后抽调技术业务骨干和技术工人4200人支援二汽建设；遵照中央指示，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承担朝鲜、古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5个援外项目……中国一汽人用长子的情怀，在一片废墟上绘就了最美的汽车图景。

担任过汽车工业筹备组主任、汽车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江泽民（1903-1989年，与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驻苏联第一任商务参赞）曾填卜算子一首：“北国冰三开，一座车城现。‘解放’飞轮遍九洲，十亿黎民赞。喜布运输网，更缩里程线。敢与异国较短长，誓教风云变。”他的判断和观察，正是对中国第一个建设时期的生动刻画。

继郭力、饶斌之后，刘守华自1964年8月至1982年1月担任一汽厂长，时长近18年。刘守华受命于危险之际，他参加和领导了一汽破土动工、设备安装调试、红旗阵地扩建、解放生产与改进、越野车和红旗车的研制开发、学习世界先进技术、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等艰苦创业过程。在其任上，一汽开始谋划解放卡车换型改造工作。

一汽第四任厂长是李刚。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他被派到苏联，参加重工业部派到莫斯科去的一汽工作组，在驻苏大使馆负责苏联援建一汽的联络工作。参与一汽建立、红旗研发解放换型前期工作以及筹建中汽公司等。

1982年7月，李刚调任中汽公司总经理，黄兆銮接任一汽厂长。1953年，黄兆銮作为二汽筹备组成员到一汽实习，结果被孟少农留在一汽，成为我国汽车工业工具管理创始人，他也因此自嘲为“不懂汽车制造的汽车制造厂厂长”。跟他搭档的党委书记是徐元存，颇有意思的是，两人先后在一汽工具分厂和一汽总厂两度搭班子共事，这在一汽70年历史中，可谓绝无仅有。

“我们一汽人有两个梦”

时代转折点出现在1978年。

当年12月18日，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新时代的大门訇然洞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渴望改变的中国面孔，万物恣意生长，时代欣欣向荣，中国开始激动人心的改革开放实践。

从1979年起，中国一汽进入第二个建设时期。万象更新的新时代气息从年初就开始弥漫，1月24日，全厂员工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定“三个”奋斗目标，将重点转移到向汽车生产现代化进军。

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掀起“三个高潮”，均衡生产高潮；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高潮；学经济、学技术、学管理高潮。二是，实现“三个第一流”，产品质量、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科学管理达到国内同行业第一流水平。三是，向“三个方向”进军，向产品换型进军，向年产8万辆进军，向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水平的职工队伍进军。

紧接着是两场战役。第一场战役是换型改造。这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老解放因为30年一贯制而饱受诟病，中国一汽因此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责难。另一方面，换型改造工程量丝毫不逊色于重建一座新工厂，其工程难度和复杂性甚至还超过前者。

一汽人没有退路。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采用“单轨制垂直转产”方式，用6年时间完成换型改造工程。其中，从1980年年底到1983年7月，用近3年时间进行技术准备——完成解放CA141设计、试制、试验和定型工作。从1983年7月到1986年年底，又用3年时间完成生产准备和工厂改造。

带领一汽人啃下换型改造硬骨头的是第六任厂长耿昭杰，业界公认的中国汽车工业继往开来的企业家标杆人物。

耿昭杰于1954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1985年7月担任一汽厂长，1992年一汽改制后，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前后执掌中国一汽14年。但因长期积劳成疾，1998年，他在办公室加班时突发脑溢血，病愈后造成身体偏瘫，于63岁时带着巨大遗憾和未酬壮志退休。

1987年1月，中国一汽顺利实现垂直转产，7月解放CA141通过国家验收。1988年，解放CA141研制及换型投产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汽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老企业技术改造新路径。

颇有意思的是，在建设工程验收大会上，国家验收委员会副主任、时任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陈祖涛说：“我在1983年一汽换型改造开始时说过，一汽换型改造胜利完成后，要给一汽发一个一吨重的奖章。我回北京后即办手续，要很好地纪念一汽同志们为汽车工业发展和国家做出的贡献。”

他兑现了诺言。1993年，中国一汽40周年厂庆日，一座镶嵌着换型改造奖章的纪念碑被安放在中央大道旁，并在其后30年里见证着汽车工业的风云变幻。

但还来不及松口气，第二场战役又接踵而至——抓住中国汽车工业结构调整机遇，中国一汽将发展重点转向轻型车和轿车。

全部起因源于1987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十堰二汽召开的那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讨论会”，会议旨在研讨中国如何发展轿车这一重大战略问题。日后我们将看到，在发展轿车模式上，一汽和二汽这两家中央企业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其悲喜得失，仍有待观察。

二汽厂长陈清泰在会上提出，以大企业为依托、出口导向、合资办厂、自筹资金，一次建成30万辆规模的轿车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一汽厂长耿昭杰先后七易讲稿，最终结合实际，提出从中高级轿车起步，轻轿结合，挡住进口，一次规划，分期实施，最终达到30万辆经济规模的发展战略。

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结合上轻型车，引进国外技术，改造红旗轿车生产阵地，形成3万辆中高级轿车生产能力。第二步，再选择国外合作伙伴，建设符合规模经济的轿车生产基地。“这样做，投资省，见效快，可以在‘七五’期间形成一定国产化轿车生产能力，赶在进口轿车更新高潮到来之前挡住进口（耿昭杰语）”。

主题演讲结束前，耿昭杰动情地说：“我们一汽人有两个梦：一个是甩掉老解放三十年一贯制的落后帽子，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这个梦想实现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大批量生产国产轿车，我们正为此而努力，我深信这个梦想一定也能实现！”现场听者无不动容，掌声再度响起。

时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出关于轿车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一汽、二汽和上海市建设三大轿车生产基地。中国轿车工业至此迎来了春天。手握轿车这张至关重要的入门票，中国一汽的策略是——充分利用存量资产建设3万辆先导工程，进而瞄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建设一个符合经济纲领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基地。

现实问题是，产品从哪里来？经过对美国克莱斯勒和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综合对比，中国一汽最终选择跟后者合作，引进奥迪100系列产品。1988年5月，中德双方在长春同时签订技术转让、购买二手模具和KD组装轿车三个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转让协议中有一条重要规定：协议有效期6年后，中国一汽可以在引进产品奥迪100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国产化和自我开发方式，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自主品牌轿车。这条规定为后来开发红旗CA7220（小红旗）乃至红旗世纪星等埋下伏笔，中国一汽人的红旗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3万辆先导工程推动了中国一汽和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之间的长期合作。经过11个月6轮商务谈判后，1990年11月20日，15万辆轿车合资项目在人民大会堂签署。1991年2月8日，一汽-大众合资公司成立，在耿昭杰提出的“两个全心全意”——一汽全心全意支持一汽-大众，一汽-大众全心全意依靠一汽——建设方针指导下，1996年7月，15万辆现代化轿车工业基地全面建成。

宏大叙事总被湮没在繁琐细节中。

这其中衍生出的一个细节是，一汽-大众合资项目中原本没有奥迪系列产品，当初引进的奥迪产品只有奥迪100一种车型。1995年7月，江泽民同志访问德国之际，随团访问的耿昭杰与时任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皮耶希（费迪南德·皮耶然，Ferdinand Piech，2019年8月25日去世）提前做好准备，双方根据中国市场需求，将最新开发的奥迪A6轿车加长90毫米并在慕尼黑市展示，江泽民同志听过介绍后，表示支持双方走联合开发道路，生产这种加长版奥迪A6轿车。

同年12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将奥迪轿车纳入合资企业，此事自然得以解决。

深耕中国市场30多年，一汽-大众稳坐中国汽车市场华山之巅，一览众山，累计生产汽车2500万辆，累计上交利税6000亿元。它不仅在经济效益上为中国一汽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为中国一汽乃至中国汽车行业培养出诸多优秀人才，甚至还为中国一汽的体制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

在滚滚车流中，中国一汽实现了大批量生产轿车的第二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