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喇叭裤和敢吃螃蟹的汽车人
文 | Dedee
从今天开始，ACW将不间断连载一个全新的历史系列：“1978-1988那十年”，重温40多年前的精彩往事。这些往事，将包含经济文化、娱乐时尚、奇闻异事……当然也有车。
以下是“1978-1988那十年”的第一篇，我们借着2022年晚了一个月的魔都高考，也从十年动乱之后的中国第二次高考说起，讲述1978年发生的那些故事。
1978年的1月25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中间位置出现了一则简讯，标题是《数理化自学丛书在上海重印出版》，文章的第一句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一出现在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便被人们抢购一空。
这则简讯一共只有430个字，用极为客观且克制的文字，描写了一套诞生于1963年的老牌自学教辅书重出江湖，成为爆款的小故事。
事实上，这套书自重新出版后发生的种种，远不止“抢购一空”那么简单。
据当时魔都南京东路步行街店（如今早已关门）退休老职工回忆：《数理化自学丛书》再版上架那段时间，书店门口天天都有人排队，队伍可以从店门口一路排到汉口路河南南路那块儿，绵延上好几百米。“很多人都是带着小板凳，半夜就赶过来排队的。”
这些人大都20岁左右，满脸都是焦虑，也满眼充满希望——因为这一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是这一年，国家还恢复与增设了55所高校，年轻人的学习与读书欲望被彻底点燃，利用知识彻底改变命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是代价最小的捷径。
想改变命运的人实在太多了，书店门口还出现了不少打桩模子，向没买到书的年轻人高价兜售着他们的现货。
不过买黄牛账的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没买到书又想自学成才的年轻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宝藏打卡地：图书馆。
据说许多大城市的图书馆，只要有《数理化自学丛书》可借阅
尤其是当年的魔都图书馆——或许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馆内有几十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成为了当年全中国年轻人占比最高，人员密度最大的图书馆。
且越临近考试，前来抄阅与学习的人越多。窗台上、地板上甚至阳台上都坐满了人。不少人连水都不敢喝一口，只干啃馒头大饼，生怕上个厕所，位置就没了。
高潮发生在某天一大清早。
赶来看书复习的年轻人直接把大门玻璃挤碎了，开门的工作人员被挤到最外侧的铁门边。他们并没有因此呵斥闯祸的年轻人，说后者破坏公共财物，毁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要求退！退！退！他们只看着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神和匆匆的脚步，大声提醒着走路慢一些不要着急，注意碎玻璃别摔倒了。
谁能想到，如此壮观的读书场面，距离著名的“读书无用论”只隔了2年，距离张铁生成为“白卷英雄”只有5年。无数人恨不能把之前十年所失去的统统补回来，将之前十年发生的统统跳过，就当没发生过一样。
当然了，许多知识青年不是只为了《数理化自学丛书》，还有不少人废寝忘食地借阅甚至背诵着各类短篇小说和散文，比如杨朔和秦牧的散文也曾红极一时。“短小精悍，易记，有助于高考作文拿分（当年100分的考卷，作文就占了70分）。”
除了专用于高考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和一些中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一些原本被定义为“资产阶级余孽”的外国名著也渐渐开始冒头，出现在新华书店和图书馆里，等待着某些胆大心细的年轻人发现。
短短两年，中国突然多了近70万大学生。他们中有朝气蓬勃的少男少女，也有已为人父母的中年男女，无论之前的出身好赖，生活如何，他们都成为了真正的天之骄子，成为了40多年前，“知识改变命运”的最终受益者。
1978年，未来将红透欧洲半边天，彼时还是路透社小透明的年轻记者保罗·马金迪第一次来到中国。
他认真观察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想
刚开始，他认为“这个国度的人民是老实本分的，他们会将外国游客丢弃在宾馆垃圾桶的旧鞋捡出来，赶在客人登机前再送回去……”
没多久，他发现只要走在街上，就会吸引各种路人的目光。绝大
1978年的中国，每座城市的每条街，都有几个顶着“鸡窝头”的姑娘，她们
著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中国妇女爱烫头特地写了一篇报道：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这些长期以来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和西方的影响）。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就在前几年，烫头代表着“腐朽的生活方式”，是无产阶级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所以全国范围直接取消了理发店为女性“烫发”这项服务。
直到1976年，以老牌美发店“四联”为首悄悄
渐渐
两年后的9月，翻修一新的四联美发店在北京再度开张。
那几天，楼上楼下挤了好多女性，门口也排了老长的队——全是赶来烫头的，店里新置的四台电烫机忙得不亦乐乎。这阵仗直接惊到了不少外国驻华记者，他们纷纷前来观瞧，不少人自诩是老中国通了，也被这样的奇观吓了一跳，连忙向他们的国家报道了这件看似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中国真的许可烫发了，从侧面说明中国真的开始开放了。
事实上，和香港一江之隔的广东，开放早就已经属于春江水暖的范畴。
而他们最直接的参与方式，除了成为光荣的无证个体户，就是通过关系从香港弄一条最正宗的喇叭裤。
就是那种男女不分，上面细得能把整个屁股绷得滚圆，下面宽得足以能当扫帚扫完几条大街的裤子。这种“产”自猫王的“奇装异服”早在十多年前已在欧美红到发紫——早在1971年，中国有不少人就已经见识过。《Time》摄影记者弗兰克·菲施贝克跟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就穿着一条斑斓的喇叭裤走在北京大街上，成为了1971年北京街头最靓的仔。
当然，这种彰显人类自然美的“大杀器”在过来人眼里，无疑就是“男流氓”和“女流氓”的关键要素，必须棒杀。
有些人选择直接扼杀在萌芽状态。比如当年《大众生活报》记载了一件事儿，说是上海某服装厂做了几万条喇叭裤，领导左看右看觉得它们男不男女不女的，俗气得不得了，直接批示不准出售。
更多的父母和老师选择拿着大剪刀守在家门和校门口，看到喇叭裤出现上去就是两
还有更过分的。歌手艾敬在她1995年的专辑《艳粉街的故事》中，详细讲述了1978年沈阳老家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也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被撕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
每一天，穿喇叭裤的小年轻与拿着大剪刀的大爷大妈在上演着各种猫鼠大战。
总的来说，大爷大妈们基本都占着上风。直到10月“形势”才出现了新变化——因为日本电影《追捕》与《望乡》相继上映。
这两部片子在日本并不算大卖，尤其是《追捕》，却彻底点燃国内年轻人躁动的心。高仓健和中野良子这对银幕“神仙眷侣”，让无数人心生向往，《杜丘之歌》人人得而
更要人命的是，这对CP的性格塑造简直太对当时中国人的心肝脾胃肾了！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众叛亲离，差点不再相信爱情、亲情与友情，不再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世道定当情义存”的当口，杜丘与真由美出现了。一个是即使被陷害也绝不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另一个为了心爱之人宁愿抛弃一切浪迹天涯——真可谓是新一代的阆苑仙葩与美玉无瑕，让中国人既羞愧又崇拜，更产生强烈的共鸣。
外表冷峻沉默，内心火热，外加能骑马、能开飞机、能打枪、能格斗的十项全能昭和男儿高仓健，很快成为1960年代生女性的择偶新标准，甚至一度引发当时报纸杂志关于什么是男子汉的大讨论。
那个能骑马、能爬树、能经营家族企业、敢骂老牌和亲爹，敢喊出“我是你的同谋”的真由美，也成为了无数年轻男子的梦中情人。以至于许多男性爱屋及乌，对1987年犯下建国以来第一起银行劫案的于双戈女友蒋佩玲充满了同情与爱慕。她那句“不论后果怎样，都愿意和他在一起”
《追捕》与《望乡》的相继上映，让年轻人的花样更多了，大爷大妈们头
被十年浩劫彻底洗脑的大爷大妈们越来越想不通了。
就在6月，日本电影进入中国电影院前，先来了一个同样喜欢烫头的小泽征尔。这个生于中国东北，爹妈曾是满洲里垦荒团骨干的日本指挥家，无比虔诚地将中国称为自己的第一故乡。他还痴迷于阿炳的《二泉映月》，甚至反复表示“此曲必须跪着听，那是苦难人民痛苦的呻吟。”
两个月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
最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发生在1978年10月——两部日本电影来到了中国，而中国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踏上日本的土地。这是二战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来到日本。
自甲午海战到抗日战争，两国近百年的血海深仇怎么说放下就放下了？
不同于过去几十年，重大新闻主要依靠报纸与口口相传，此次邓小平访日，全中国人民几乎是同一时间知道的——包括之前提到，在中国疯狂找新闻素材的外国记者马金迪。
马金迪发现，1978年的中国，每晚6:55开始，在国歌和节目预告之后，中央电视台会出现一个叫《新闻联播》的电视新闻节目（电台与电视同步播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播音员郑岚不出镜播讲。
这个新闻节目是全新开创的，电视台也是新的——之前叫北京电视台。
不管怎样，这个全新的电视台与全新的节目非常受
在日本的邓小平，坐上了新干线列车“闪光81号”，感叹其速度快得就像有人在他身后推着跑一样；他还在松下幸之助的陪同之下，参观了整个松下公司的工厂，更大力邀请松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请他帮忙将公司开到中国内地。
不过，整个行程最重要的环节，还得是造访日产汽车的神奈川工厂——要知道，邓小平1925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曾在雷诺工厂打工，是公认的最早且最熟悉当代汽车产业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
他的这项特殊技艺从未生疏。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时期，其手艺就让不少老师傅啧啧称奇，说起码是五级钳工（才不是如今初级钳工的意思）的水平。
当邓小平听到日产这家车厂的人均年产汽车数为94辆时，他曾无比感慨：“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同一时期的一汽人均年产量为1辆，连日产的零头都没到。
而邓小平之所以前往日本汽车厂参观，是因为就在一年前，日本11家汽车公司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悄悄来到中国，对中国车企进行了一番深入浅出的启蒙教育。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代表团不能说是平平无奇，也起码是世界顶流。团内成员级别最低也是个副社长，带头大哥则是当时三菱汽车的社长，著名的零式战斗机设计师久保富夫，陪同人员是今年2月刚刚过世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李刚。
这个超级代表团认真参观了当时的一汽、北京汽车和上海轿车厂，对中国的汽车产业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汽车生产管理不能说是训练有素，起码也是一盘散沙。产量实在太低，从零件到成品统统都不合格。他们还亲眼目睹了零件和半成品像搓土豆一样拽来拽去，在各类车间内“奇幻漂流”，让他们简直无法直视。
不过，也多亏了这场“半公开处刑”，直接迸发了中国汽车人“知耻近乎勇”的海外取经之路。
在久保富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78年，以一汽为首的中国汽车人自2月开始频繁前往日本取经。高潮发生在当年5月，一汽组织了一个超级学习团，共有团员20多人，都是自底盘、发动机，铸造、锻造、工艺、质量检查、财会等各部门车间抽调出来的精英。他们先突击了日语，之后将前一年到访的11家日本车厂一家家跑过来，每家连本带利地深入学习两个礼拜——甚至还等来了邓小平。
还有一个颇为有意思的小细节，被日本记者捕捉到了。后者发现这些来学习和参观的中国代表们不再整齐划一地牢牢捂着毛式中山装，只要他们愿意，穿西装也完全没有问题。
直到1978年11月，一汽学习团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日本回到长春。他们急忙将最适合一汽的TPS丰田生产方式在全厂推广开来。果然，资金、人力都大大节约，工厂管理和产品质量也显著提高，尤其是新组建的QC小组，效果简直就是立竿见影。于是乎，二汽派人来了，重汽派人来了，上海派人来了，南京也派人来了……整套日式管理很快就在全国全行业推广开来。
原来资本主义并不是洪水猛兽，管他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1978年年底，国家决定引进一条年产15万辆的轿车装备线，试点选在上海轿车厂。他们试着向全球各大车厂抛出橄榄枝，并表明了期望未来这条轿车生产线可以用于出口创汇——包括之前提到的那些日本品牌，都纷纷表示下次一定。
唯有德国大众，表示愿意一试。
正是这个微弱的回应，造就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汽车史上抹不去的首场奇迹——桑塔纳；更产生了两家在中国呼风唤雨二十载的超级汽车公司——南北大众。
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说了一个小小的典故：“几千年前，中国的徐福为求长生不老仙药来到日本，如今我们也来日本寻药，寻找经济发展之药。”
在之后的答记者问上，他又说：“我们承认自己的落后，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的现实，才会虚心寻求发展之法！”
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可谓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终于正式崭露头角，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同样在12月，邓小平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不过不是主角。封面主人公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美国时任总统卡特。他的大头卡照下方有两个小一点的人物像，分别是邓小平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封面标题写着：“与中国交流，对以色列闭口”。
仅仅过了1个月，邓小平正式成为《时代周刊》的绝对主角——他成为了1978年的年度人物，是1978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封面上，邓小平身着黑色中山装，身后是一幅中国古典山水画。封面的标题写着“新时代的中国形象”。
1978年，高考作文题目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相比上一年的《心中有话向党说》，在主题与思想上已出现明显的差别。
1978年，《解放日报》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国外的超市——当时，这种商业业态在中国闻所未闻。
1978年，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了合作协议，重返中国内地。
1978年，上海的人民公园诞生了全中国第一个英语角。时至今日，它依然存在于最初的位置。只不过声势远不如现在的“相亲角”。
1978年，长沙书院路和西湖路交会处出现了许多热爱写生的年轻人。同样的，也聚集了一大批无业人员，他们自愿坐在那里让人描画做模特，不收一分钱。
1978年，河北一个小伙儿写了一个名叫《黑黑在诚实岛》的童话，吸引了不少童话爱好者。此后，这个名叫郑渊洁的失学小伙儿一发不可收。
1978年的中国拥有十亿人口，电视机却只有一百多万台；农民的年均收入只有134元，2.5亿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1978年，中国全部汽车产量（包含商用车）仅为14万辆，其中，轿车仅为2650辆，上海轿车厂的年产量还不及海外某车间的单日产量……中国与世界，居然如此的遥远。
也是1978年，全国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出现了很多无证个体户，他们推着三轮车叫卖着袜子等小商品，根本不打游击，只管放开嗓子喊就行。不少青年男女谈恋爱也不再遮遮掩掩，开始大方地牵手示爱，当众拥抱。
无数人开始发奋图强，就算赤脚赶路，要把“那十年所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而1978年发生的一切，也印证了恩格斯的那句至理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