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岚清撰2万字长文，回忆在苏联汽车厂实习人员的岁月 | 汽车记忆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一汽建厂68年

作者 | 李岚清

编辑 | Jane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编者按

2021年7月15日，中国一汽迎来建厂68周年纪念日。

68年前，即1953年，中国第一个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在吉林省长春市奠基，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此起步。3年后，即1956年，一汽建设者和创业者们怀揣产业报国的理想，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要建设新中国汽车工业，首要大事是培训人才。从1953年年初到1957年，这4年间，一汽向苏联斯大林汽车厂派出9批共519名实习生。承建制地对口实习，对一汽3年建成出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68年后，当年这519名实习生中，有近350名同志先后调离一汽，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已离退休，其中100多位同志已去世。回溯历史，他们献身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奋斗精神，值得后来者永远铭记。

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12月专门出版《风华正茂的岁月——在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日子》，对当年这些实习生集体画像。书中汇集104篇回忆录，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就是这519名赴苏实习生之一。他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亲自撰写近两万字长文《友谊记忆  地久天长——在苏联汽车厂实习人员的岁月》，对那段留苏岁月进行了系统性回顾。

李岚清同志1932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52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到长春参加一汽建设，曾担任“中国汽车之父”饶斌同志的秘书。1956年率队赴苏联汽车厂实习。1960年由一汽调往北京国家机关工作。

1972年，李岚清同志调至湖北十堰，参加二汽（东风公司前身）建设，曾担任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1978年调至北京，负责筹建三汽（重型汽车项目），后因项目停建，调任国家外资委担任国外贷款办公室负责人。

1982年后，李岚清同志曾担任外经贸部外资局局长、天津市副市长、外经贸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帮宁工作室经授权刊发。谨以此文，纪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并向为一汽建厂68年作出贡献的建设者们、向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们致敬。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期，国家制订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迅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需要大量经济建设人才。

当时人才的主要来源，一是从解放区和战场下来的干部，这是主力；二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各类人员，其中有不少学者、专家和技术业务人员；三是从欧美回国的留学人员，主要是高端科技专家，人数很少；四是由解放区送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和烈士子弟；五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专生和军政大学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

然而所有这些，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对高端人才的需要。为此，中央决定选派大批青年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其中有的去上大学，有的派到工厂去实习。据了解，仅在20世纪50年代的短短七八年间，我国派到苏联学习和实习的就有一万多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波留学潮，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仅第一汽车制造厂派到苏联汽车厂实习的就有519人。

这批实习人员中，大多数同志毕生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尽管有些同志后来因工作需要从事其他工作，但他们始终怀有“汽车人”的深厚情结，关怀和支持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曾是中苏关系史的重要阶段，也是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黄金时代。然而到50年代末，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到80年代中后期虽然中苏关系逐步缓和，但又遇到苏联解体等历史变故，很少有人回顾那段中苏友好的具体史实。等到中俄关系完全恢复，当年曾亲历那段友好历史的留苏人员大都年事已高，在这方面留下的翔实史料并不多。

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中苏关系史特别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增补了一些具体史料，弥足珍贵。

我也是当年赴苏实习的一员，最后一批实习人员的党总支书记（后因实习人员陆续回国改为支部）兼领队，也是我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实习生党委委员，对那一段具体史实了解比较全面，根据记忆做如下一些梳理和补充。

一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苏签订了由苏联帮助我国建设156项重大工业项目的协议，其中两个最大的项目是鞍山钢铁公司和一汽。鞍钢是老厂改造和扩建项目，一汽是平地新建的项目。

由于我国当时一穷二白，就连能批量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厂都没有。因此一汽是计划新建的具备汽车生产全过程的大型企业。许多年后，有人批评一汽是“大而全”，不符合产业专业化分工的原则，这主要是他们不了解当时我国根本不存在专业化产业链的条件和背景。

苏联援建方式是苏方负责工厂全部设计和供应成套设备，派专家来厂指导设备安装、调试、投产，并进行人员培训，其中包括选派人员到苏联汽车厂实习。工厂的土木建筑施工以我方为主，建厂的投资为六亿五千万元人民币，由我方承担。

1952年年初，为进行建厂的前期工作，由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派驻莫斯科的“五人小组”与苏方筹划联系。“五人小组”的领导是孟少农同志，其他成员有：李刚、陈祖涛、潘承烈、窦英伟。

这五位同志在苏联的身份是“A3-1”（汽车厂-1号）项目的代表，“A3-1”就是俄文“第一汽车厂”的缩写，他们回国后又都调到一汽工作，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一汽最早的职工。

他们既是向苏联派出实习人员协议的签约者，其实也是与苏联汽车厂接触最早的“实习人员”，我们常戏称他们是比一汽第一批还早的“第零批”赴苏实习人员。

这几位同志是创建我国汽车工业的最早参与者，并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孟少农同志，抗战前考入清华大学，后随校西迁至西南联大，毕业后被派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获硕士学位并在福特汽车等公司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先是回清华大学筹建汽车工程系，不久赴解放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重工业部筹划创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作为一汽项目中方总代表与苏方筹划建厂前期工作。

孟少农同志从苏联回国后曾任一汽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二汽总工程师等领导工作，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汽车界公认和敬仰的科技泰斗。

李刚同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调重工业部参加筹建汽车厂并任驻苏的中方代表。从苏联回国后，调一汽工作，先是担任技术工作，后曾任厂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领导工作。

陈祖涛同志1939年由延安送到苏联，少年时代就在苏联学习成长。他在著名的鲍曼高级技术学院学习时，就曾到苏联汽车厂实习过。1951年他大学毕业回国后，由周恩来总理派去苏联参与一汽的先期筹划工作，回国后在一汽技术部门任领导工作，曾任二汽总工程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离休前为国家科委专职委员。

潘承烈同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从苏联回国后在一汽工作，后调至中科院等单位从事研究工作，为我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

窦英伟同志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翻译专家。他们都为筹建和建设我国汽车工业做了许多工作和重要贡献。

▲1953年7月，在长春隆重举行第一汽车厂的开工建设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亲自为第一汽车厂正式命名并为基石题字。在奠基典礼上从全体建设者中选拔五名青年共产党员参加奠基仪式（左二为李岚清）。

1952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与上海各大学的一千多名同学一起响应党的号召，离开江南故土奔赴祖国千里冰封的东北参加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现在回想起来，人生也难得有这样的机遇，当时那种满怀激情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我们离开上海时，上海市政府在火车站为我们举行了欢送大会。我们经过两天两夜的旅程到达沈阳时，东北人民政府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高崇民副主席发表了诚挚热情的欢迎讲话，还请我们观看了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苏联话剧《莫斯科的黎明》。

我们到东北工业部报到后，我被分配到长春，介绍信上写的是去“毛泽东汽车拖拉机坦克制造厂”，当我到中共长春市委报到时，我被告知中央已决定这三个厂分别建设，让我到保密代号为“652厂”（一汽当时的保密代号）筹备处去报到，参加建厂筹备工作。

当时中央从各地选调来大批领导干部、军队转业干部、大学生和技术工人。除个别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家和少数学过机械的老大学生外，几乎没有人懂汽车制造。从筹建工作一开始，在厂长饶斌、郭力等同志领导下，全厂掀起学文化和学技术热潮，许多从战场下来和地方转业的干部，他们白天工作边干边学，晚上进夜校学习，渴望尽快摘掉缺文化和不懂技术的“白帽子”。经过刻苦努力，他们后来都成为汽车专家。

与此同时，按照中苏两国的协议，我方选派人员去苏联汽车厂实习，包括工厂领导、处室和车间领导、分配来的部分大学生和关键岗位的工长等，主要是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后改名为李哈乔夫汽车制造厂），也有少数人在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后改名为高尔基汽车制造厂）。

由于工厂建设规划是三年建成，计划1956年投产，因此苏方对派人赴苏实习非常重视，经常催促尽快派出，否则会影响工厂建成后的正常投产。当时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问题，俄语培训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很难大批派出。

为此，1953年先选派了陈善述、李松龄、汪声銮、丁敏华、李传祚、刘经传、忻元达、高忠华8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等高校并有外语基础的同志赴苏实习。这就是一汽第一批派到苏联实习的人员。

从1954年开始，选拔的许多同志已经过一年的强化俄语培训，开始由郭力厂长率领分批赴苏实习。根据一汽提供的资料，从1953年开始至1957年，先后共派出518人，而我在名单中未找到我们党支部委员章松林同志，应当是519人，是当时我国赴苏实习的最大群体之一。

这里要说明一下，也有同志说一汽派出实习人员是从1951年开始的，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我国向苏联派出实习人员首先是从1951年开始的，第一批是20人，其中有一位是黄一然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短的三年经济恢复期，国家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在156项工程中，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其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黄一然同志与饶斌、郭力、孟少农等同志是同期最早的领导人，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也是颇受我国汽车人景仰的革命前辈。

关于饶斌、郭力、孟少农同志的事迹都有过介绍和报道，我想把一汽第一位赴苏实习人员黄一然同志介绍一下。

▲一汽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孟少农工作照片。

▲1952年《东北日报》报道，东北人民政府举行大会欢迎参加东北经济建设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抵达沈阳。李岚清代表来自上海的1200名同学致答词。

黄一然同志1908年生，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复杂的斗争中，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一直在积极找党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等地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任救护慰劳委员会主任委员，后赴山西抗日前线工作。1941年春到延安，恢复了党的关系，任中共中央财经部秘书主任等职。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从延安选调部分干部北上，派他到鞍山钢铁公司任制铁部主任和基建处处长。1951年选派他赴苏联实习，当他知道苏联将帮助我们建汽车厂，便向张闻天大使提出想学汽车制造的意愿，经张大使与有关部门商议后同意派他去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4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

他出身外文排字工人，没有正式学历，自学成才，他和沈鸿同志（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毛泽东选集》中记有他的事迹）都是我们心目中自学成才的典范。黄一然同志不但很有学问，而且通晓英语、俄语。早在1936年，受鲁迅的鼓励，他和夫人赵洵就共同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由上海光明书局1936年出版（原书现存上海图书馆）。黄一然同志还有译著《日本经济与经济制裁》，由汉口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出版（原书现存国家图书馆）。

黄一然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且待人亲切平易。一汽的工厂设计、工艺技术设计和组织设计是由苏联提供的。他对我们说，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实行的是“一长制”，我们既要学习他们管理工厂的理论和经验，也不能照搬照抄，我们要设计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管理现代化大型企业的管理制度。

他还把我们几个人组织成一个小组进行分工和研究，亲自指导。我记得他殷切地对我们说过，饶斌厂长是一位有战略思想和组织能力很强的领导人，但他太忙，我们在这方面要多下点功夫，深入研究，当好他的助手。要搞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不仅为了一汽，对其他大型工业企业也有用。

当我去苏联实习前，他又强调上述意见，还叮嘱说，我们和留学生不一样，留学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老师讲什么学什么。我们去实习，要带着问题学，不仅学人家怎么做，还要考虑回来后怎么做，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思考。

他的这些话对我很有教益。我将在苏联实习和向专家学到的知识和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写成有关管理规章制度，用到一汽的有关工作实践中，出版了书籍，还应聘到东北人民大学去讲课。

黄一然在我的心目中，不仅是领导，也是我们的老师。他1957年调离一汽后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北京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79年病逝。

▲李岚清在苏联实习时参观莫斯科大学。

▲李岚清参观莫斯科汽车展。

▲2000年，李岚清在莫斯科接受莫斯科大学荣誉教授职衔。

1952年我参加一汽筹建工作时，由于我在复旦大学曾选修过俄语，厂里让我参加翻译和编制工厂建设总体计划的工作。1956年组织上决定派我率领最后一批同志赴苏实习。其他派赴苏联实习的同志都要经过一年脱产俄语学习。当时我是饶斌厂长的秘书，工作特别忙，无法长期脱产学习俄语，所幸我的俄文文字阅读和翻译没有问题，只经过三个月俄语口语培训就出国了。

说到“实习生”这个名词，当时是与“留学生”对应而言的。留学生是指到苏联去上大学的学生，由驻苏使馆教育处管理。“实习生”主要是在国内已经大学毕业或担任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也有部分岗位的老技工），到苏联汽车厂去实习的，由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管理。

苏联朋友从来不用“实习生”称呼我们，而称我们为“青年专家”。有一次我到莫斯科大学参观，陪同我们参观的校领导知道我们的学历和工作背景后，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不到他们大学来进修副博士（硕士）学位？当我解释后，他们才有所理解。

二

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原是1915年从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厂引进的卡车生产线，由于十月革命、内战等原因，长时间未能批量生产。1929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该厂列入重大技术改造和扩建项目。

当时正逢美国经济“大萧条”，该厂从美国引进不少设备和技术。美方还派专家赴苏现场指导，苏方也派人到美国汽车厂实习，一汽的总专家希格乔夫就曾在美国实习过。1931年该厂已达年产2.5万辆卡车，1937年扩大到年产6万辆。就卡车厂而言，当时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在世界上也算规模较大和技术比较先进的。

我们最初生产的“解放牌”卡车，是按苏联提供的图纸和设备生产的，但我们的设备全是新的，再加上对生产工艺和质量要求十分严格，连苏联专家都说“解放牌”卡车的质量比他们厂“吉尔牌”卡车还好。

我们在苏联汽车厂实习的方式，主要是由苏方指定相应部门和车间的领导为主要导师，负责个别授课，同时也安排有关部门的专家授课并跟班工作，掌握关键业务和技术。白天上班，晚上复习整理学习笔记，思考将来回国后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制度和开展工作，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学习非常有效。

我实习的部门是计划和劳动工资的两个处，主要是由处长、科长和主要车间的领导负责讲课，并与他们一起工作。那些苏联老大哥、老大姐严肃认真又友好亲切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主要实习指导老师是工厂的计划处长普洛崔洛夫、副处长华西列耶夫娜，以及劳动工资处长高里当斯基。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长者，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指导我们实习很认真，对我们从无到有学会管理现代化工厂很有帮助。

我回国后，高里当斯基又作为专家来华继续帮助我们工作。第一机械工业部请他到北京给司局长讲企业管理课，开始他有顾虑，认为自己不了解我国国情，担心他讲的对我国不完全适用，便要求我和他一起备课并给他当翻译。

新中国原来没有现代化大企业，当时我们主要学苏联，但他们实行的是“一长制”，一切由厂长说了算，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因此也不能完全照搬。我们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实行了一套大型工厂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厂内经济核算制”和严格的质量管理等制度，得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的肯定和推广。

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通过一汽领导请我和冯云翔、陈金荣同志去讲课。我们讲的企业管理学，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内容，而且又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很受师生欢迎。

该校经济学院院长关梦觉先生坚持要给我们正式发聘书。虽然我们推辞说：“来讲课是厂里的任务，不需要报酬，更不需要聘书和名分。”关先生说不收报酬可以，但聘书不可不发，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他还是坚持聘请我们为该校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回想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年人能走上大学讲坛，与我们去苏联实习和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一生中到高校等处讲过很多课，第一课是从东北人大开始的，从不接受报酬也是从那次开始的。这也是党对我们这一代人培养的应有的初心和使命。

▲援建一汽的专家组组长希格乔夫在现场指导工作。

▲1956年一汽正式建成投产。

▲李岚清在苏联汽车厂实习时与苏联专家们一起研讨问题（载于苏联《汽车人报》1957年5月11日）。

三

我们在苏联实习时，遇到苏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苏共二十大，由于赫鲁晓夫作的内部秘密报告，透露出明显的反斯大林内容，在苏联国内不得人心，那时东欧有的国家也发生严重的政治动荡。他为争取我们党对他的支持，当时尚未公开暴露他反华的面目。

由于中苏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我国派出人员的优良表现，仍处于中苏友好的时代，对我们顺利完成实习任务并没有影响。当时苏联汽车厂的领导对我们实习很重视，安排教育处领导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对国内去考察的其他同志接待也很热情。

有一天厂长克留诺夫打电话找我到他办公室，见到了一位国内来的领导同志，厂长向我介绍他是交通部长王首道同志，并介绍我是国内派来实习的青年专家，王首道同志亲切地和我握手，说一汽已建成投产了，生产的“解放牌”汽车很不错啊！

他在国务院负责交通运输工作，借这次访问欧洲回国途经莫斯科，特地来汽车厂学习考察。他带的翻译不懂业务和技术，交流上比较困难，厂长向他介绍工厂情况时，就让我来翻译，并让我和他一起陪同参观。王首道同志看得很认真，也问得很详细。老一辈领导同志的那种求知好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在苏实习期间，深感苏联人民的热情友好，不但在指导我们实习上认真负责，假日有时还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做客，交流彼此的文化，这对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很有帮助。

那时的苏联，战后的恢复工作已经完成，经济建设进行顺利，人民生活水平较高，衣、食、住、行方面不但有保障，当时的物价也比较稳定，公共交通很方便，地铁也是世界一流的，地铁站就好像是一座一座美丽的宫殿，不少人已拥有自己的小轿车。

我们读过不少列宁的著作，也瞻仰过他的陵墓（当时还有斯大林遗体），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其故居时看到介绍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那句话。

当时苏联正在大规模建设各种发电站，包括非常有名的古比雪夫水电站，向全国电气化的目标大步迈进。当时我们还是个严重缺电的国家，相比之下，我们深感电力充足也是一种幸福。由于缺电，一汽必须建设自己的热电厂才能保证生产和职工生活，这是建厂最优先的项目。

但承担该项目的苏方电力设计院，对此并不了解，开始误以为自备电厂只是备用的，况且他们当时正忙于国内大中型电力工程设计和建设，对这个项目顾不上。后经苏方一汽项目总负责人亲自交涉，他们才理解这个项目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很快提供了设计图纸。“全国电气化”不但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需要，更是美好未来的象征。

事实证明，文明发达的社会，其终端能源主要是电。当今的信息网络、物联网、智能家庭、智能社会等都离不开电，就连汽车都已进入了电动时代。当年列宁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至今仍值得钦佩。

我们在与俄罗斯人接触中，感到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感受较深的是他们的总体文化素质较高，特别是他们有爱读书的良好习惯，例如在公共汽车上可以看到大部分人都在看书，就好像我们现在看手机一样普遍。

▲李岚清（前排右四）和实习的同志们与苏联汽车厂同事共度假日。

▲参观列宁故居（后排右三为李岚清）。

在实习过程中，我们的所见所闻也并非一切都好，也看到一些消极现象。最突出的是感到工厂党委的作用严重弱化，其地位几乎与工会差不多，也看不出党员和非党员有什么明显区别，上班工作，下班回家，看不出有什么严肃的组织生活，与我们当时基层党团组织的作用以及严格的组织生活和组织纪律，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还有不少俄罗斯男性过度嗜酒的问题，他们喝酒不是用小酒杯，而是用喝水的大玻璃杯，往往是一醉方休，有时能看到醉汉躺在街上，不时也能看到耍酒疯的。我们实习的女同志遇到这些人都学会提前防范躲避，幸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

后来有人发现我从不喝酒，好奇地问我，不喝酒当年在苏联怎么应对那些喝酒的场合。一是我们是去学习的，喝酒的场合很少；二是俄罗斯的酒文化和我国不一样，他们主要是自己喝，对你喝不喝并不太在意。偶尔遇到联欢场合，俄罗斯朋友喝酒，我们喝水，互相干杯，也很热闹。

我参加过两次红场的节日阅兵和群众游行，阅兵还是我们以前常在电影纪录片中看到的样子，雄赳赳、气昂昂，但一到群众游行，就乱了套，特别是男性就从大衣里的口袋中拿出整瓶酒狂喝乱唱乱叫，通过红场检阅台时，我还亲耳听见有些人高喊自己万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苏联人民在后斯大林时代对领导层的心态。

当时苏联人民的基本生活虽然有保证，但品种比较单一，例如在食品方面，主食主要是面包、土豆、油炸馅饼、用机器包的饺子（用机器包饺子，我记得在一本《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看到过，这还是俄罗斯人的一大发明），牛奶也比较便宜。蔬菜主要是圆白菜、洋葱，肉类主要是牛肉和海鱼，水果很少且比较贵。

我们主要在工厂餐厅用餐，只有早餐和节假日自己才做饭。早餐比较简单，一般是一个主食面包、一段香肠和一杯牛奶。蔬菜的种类较少，我们爱吃的主要是俄罗斯红菜汤。当时我国经济虽然比他们落后很多，但食品的花样品种还是比他们丰富得多。

我曾问过苏联朋友，为什么蔬菜主要是圆白菜，回答是这种蔬菜适合大量生产，原来他们是用现代工业生产的理念来种菜。当时我就想，我们学苏联，可千万不能把原有的各种蔬菜都拔掉，就只大量生产圆白菜呀！可不能搞赫鲁晓夫所谓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有一次我在给爱人写信中提到水果很少。她竟从长春给我邮寄了一盒橘子，我收到后很高兴，打开一看，全都长绿毛了！在日用工业品方面，除照相机、胶卷、电唱机、唱片等质量又好又便宜外，其他由于过度强调大规模生产，虽然价格便宜，但产品品种比较单调，多样化的日用小商品较少。

在此我想强调，当时苏联朋友对我们友好是主流，对我们帮助也是真诚的。有这样一个例子令人难忘。当时他们工厂有一台过去从国外进口的3500吨大压床，这是压制卡车大钢梁的关键设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已禁止向苏联出口，于是他们决定自己为我们制造。由于这台设备太高太大，现有的车间无法使用，他们竟然为此专门新建了一个车间，制造了两台，一台给我们，另一台他们自己用。

为了运输这台设备，我们铁道部门还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才把这台庞然大物运到一汽。我记得孟少农同志后来对我们说过：不管怎么说，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帮助我们建成了一个年产3万辆的卡车厂，苏联朋友们尽力了。我想这是经过那一段历史的同志们的共同感受。

1956年11月彭真同志访苏时，为了解苏联的情况，使馆让我们去汇报，由于我们是生活在苏联基层老百姓当中的群体，所以在汇报我们的实习和生活的同时，也把我们所见所闻如实向使馆做了汇报。

彭真同志对我们的学习生活很关心，还给我们作了形势报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没有发言稿，在讲到国内形势时，列出一系列详尽的数据，他超凡的记忆力，令人十分钦佩。当我们知道国内经济建设进展顺利，大家很受教育和鼓舞，进一步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学习，不负组织上对我们的重托。

四

1957年，当我们实习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时，国内也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即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这一消息通过信件传到了同志们当中，由于不了解究竟怎么一回事，大家思想上产生了波动。

不久使馆通知我去开会，在实习生党委会上，张化东参赞向我们传达了国内反右派运动的形势后说，鉴于国外的特殊情况，中央决定在苏联只组织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不搞反右派运动。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搞好学习，完成学习任务。

会后我向同志们传达并组织学习，这样大家的思想都很快安定下来，专心投入工作和学习。当我们完成实习任务回国，反右运动已经进入尾声，也无人受到波及，同志们都把实习时学到的知识和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投入创建我国汽车工业的事业中去。

回忆当时我听到中央这个决定时，第一反应是从内心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因为国内派来苏联实习的大都是共产党员，是爱党爱国的热血青年，我实在看不出我们的同志中有“右派”。

同时我想，国家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挤出钱来选派我们出国学习，如果在国外搞起政治运动，大家互相批斗起来，不但学习无法正常进行，弄不好跑了几个也极有可能。正是中央这一重大决定，整体保护了当年的留苏人员。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向留苏学子发表了“世界是你们的，当然，我们还在，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表达了对留苏学子的高度信任和殷切希望。现在看来，中央这一决定的意义就更加深远重大，那一代的留苏青年也没有辜负党的期望。

五

在我们去苏联实习的同时，苏联还先后派出二百多位专家来华帮助我们建设一汽，为首的总专家先是希格乔夫，后为库兹涅佐夫（他回国后曾担任过苏中友协会长）。

我国的汽车工业从无到有，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建成了现代化汽车制造工厂，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以及那个年代举国上下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的结果，应当说与苏联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特别是苏联专家们的专业水平、敬业精神和友好态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有的专家还获得了我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与江泽民同志在动力处和热电厂一起工作的苏联专家基列夫就是一例。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历了中苏关系破裂的漫长岁月，然而50年代两国人民之间播下的友谊种子并未枯萎。

1985年，中苏关系尚未正式恢复之前，对外友协派我率领民间友好代表团访苏。尽管相距我回国近三十年，然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犹存。那次我还特别在使馆邀请了在一汽工作过的总专家希格乔夫等老朋友会面，当回顾在一汽工作的美好岁月时，倍感亲切。

我访问明斯克，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接待我时也友好热情，表示愿意直接与天津友好交流，建立经贸关系。当时我是天津市副市长。那时我们已与多个外国城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我当然表示欢迎。然而苏联中央有关部门的陪同人员事后对我说：“他们没有这个权力。”

特别有趣的是，在那次访问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的行程中，在一次由汉学家举办的欢迎招待会上，有一位叫施格宁的汉学家用流利的京味汉语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我在致辞时提道，我认识的苏联朋友中，有两位汉语比我讲得好，一位是您，另一位是1957年代表苏联共青团中央，邀请和组织我们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的金发帅哥。

施格宁听后大为惊喜，大声说：“那个小伙子就是我呀！”大家听了都很惊喜，我更是喜出望外地说：“我怎么没有看出，您的头发呢？”他摸着自己的光头笑着说：“老了呗。”那热烈友好的气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1954年，苏联专家组组长希格乔夫在一汽现场示范推车。

▲基列夫（中）和翻译刘人伟（左）及中国留学生。

随着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我们相隔二三十年没有接触的朋友又能重逢。例如1991年我陪同江泽民同志访苏时，见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担任国务院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一汽的总专家希格乔夫、基列夫等老朋友。

阿尔希波夫是当时周恩来总理邀请来华的，从1950年至1958年在华工作8年，对帮助我们建成包括一汽在内的156项重大工程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与陈云等老一辈我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使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漫长岁月中，他不但没有发表反华言论，而且对推动苏中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他还被评为“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之一。

那次与苏联老朋友的会见，大家谈起昔日相处的美好时光，好似过去播下的友谊的种子再次开出了美丽的鲜花。江泽民同志还指着我对希格乔夫说：“当年他还给您当过翻译啊！”我插话说：“那是偶尔客串，正式翻译是郑树森。”希格乔夫一听到“郑树森”三个字，立即说：“小胖子（郑的外号）啊，他好吗？请代我向他问好！”

我退休后，2007年两国同时举办中俄友好年，中央派我再次访问俄罗斯，其间又见到施格宁等老友，彼此格外高兴，遗憾的是不少人已经故去。我深深地感到，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民间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对彼此之间的友好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7年，江泽民同志在长春火车站送别苏联专家基列夫回国。

▲1986年，李岚清率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时，会见援建一汽专家组组长希格乔夫和司格林等朋友。

我们在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时，他们出于对中国同志的友好，有时也给我们讲一些苏联高层的故事。例如1958年来华的专家高里当斯基向我讲过时任一汽总专家库兹涅佐夫的遭遇。

他说苏联卫国战争前，库兹涅佐夫是莫斯科轿车厂的厂长（生产“莫斯科人牌”小型轿车）。当工厂建成投产前夕，流水生产线上的轿车其他各部分已装配完成，正等待玻璃厂的挡风玻璃安装好就可下线，为此厂长亲自去玻璃厂催交玻璃。

轿车厂建成投产在当时是一项重大事件。新闻记者们都在现场采访报道，其中有一位记者询问在场的副厂长第一辆轿车何时可以出厂？这位副厂长说，就剩安装挡风玻璃了，再过两三个小时就能下线。这位记者喜出望外，立即打电话向克里姆林宫报喜，斯大林听到后也十分高兴，指示汽车下线后立即开过来，他在办公室等着。

谁知玻璃厂出了点问题，汽车晚了几个小时才开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看了，乘坐轿车转了一圈，还算圆满，也并未挨批评，大家松了一口气。谁知不久法院传讯厂长，法官对厂长说：“上面说你犯了欺骗政府罪（指汽车未按时送到），我判处你最轻的缓刑二年，你也不要辩解，也不影响你工作，你回去继续当厂长。”

本以为此事总算了结，不幸的是卫国战争爆发，司法部下令全部罪犯收监迁至远东劳改，其中就包括库兹涅佐夫。那时汽车厂也部分迁至远东，我的导师也迁至远东当车间主任，库兹涅佐夫就被分配在他的车间劳动。原来的领导现在竟在自己手下劳改，自然处处关照和保护他。

他说，当时他的待遇较好，分配的食品也较多，还有酒，劳改人员就差多了。为了不让老领导受累挨饿，于是他就把两人的食品合在一起吃、一起喝，成为患难之交。所谓“欺骗政府”，其实大家都知道是那位副厂长说话随便惹的祸，当时厂长并不在场。但法官说罪是上面定的，缓刑也不影响他继续当厂长，就不去申诉了。

当汽车工业部长李哈乔夫听说厂长被送至远东劳改，这下子可急坏了，他找了一个机会当面向斯大林解释，斯大林听说后，似乎他并不知道这件事，便指示部长快派飞机去把厂长接回莫斯科，此事终于以喜剧方式收场。

高里当斯基还对我说，尽管这样，当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时，库兹涅佐夫很不以为然，认为反斯大林就是否定革命的历史特别是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他还强调说，库兹涅佐夫是位好同志，不推诿，勇于担当，难能可贵，他对中国非常友好，回国后曾任苏中友协主席。上面提到的所谓厂长犯了欺骗政府罪，我一直难以想象。

1958年5月，我们送一汽生产的第一辆国产轿车到中南海展示，请中央领导和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察看，会中休息时，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与会代表都出来看车，延续好几天。

毛主席看车的那天，正是当天散会以后，饶斌厂长要准备大会发言便和代表们一起返回驻地了，他并不知道毛主席来看车，只是由厂里在那里值班的同志向毛主席做了介绍。事后饶斌同志对未能陪同主席看车感到内疚，但绝不可能也不曾有任何人因此追究过什么。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会见苏联友人。

▲李岚清会见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

▲1953年8月，饶斌厂长与援建一汽专家组组长希格乔夫研究工作（中立者为翻译郑树森，外号“小胖子”）。

▲苏联老朋友司格林（右）。

▲1986年，李岚清（右）率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时会见援建一汽专家组组长希格乔夫。

▲1958年，在中南海邓小平、彭真观看东风牌小轿车，左二为李岚清。

苏联朋友有一次还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笑话。当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经常不准，预报有雨往往是晴天，预报晴天往往下起雨来，因此有人把撒谎称为“莫斯科的天气预报”。

有一天斯大林把气象局局长找来问道：“你们气象预报的准确率究竟有多高？”局长答道：“40％左右。”斯大林说：“那好，以后你们就反过来报，测出下雨就预报晴天，这样准确率不是还能达到60％吗？！”

六

在苏联实习的岁月中，在紧张学习的同时，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有不少有趣的花絮。

把15误认为50

我们当时是由长春乘火车出发经满洲里出境，到苏联国土的第一站是奥德堡，由于苏联的铁路是宽轨，我们需要等候改换车厢的底盘，安排在车站餐厅用餐。奥德堡与满洲里虽只有一线（国境线）之隔。

我们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头发是金色的，鼻子比较大，看到的房屋与我们国内的也很不一样。车站的餐厅很气派，我们进餐厅时还有一位留金色大胡子穿燕尾服的人很有礼貌地向我们打招呼和拉门。这就是我进入苏联国土认识的第一个俄罗斯人，第一印象还不错，俄罗斯人文明、有礼貌。

火车由西伯利亚大铁路驰向莫斯科。沿途没有高楼大厦，主要是森林和湖泊，偶尔看到一些村落，房屋主要是用圆木砌垒的墙体，很有特色。特别是贝加尔湖的风光，令人有一种诗意美感的陶醉，好像一幅又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面。当火车到达伊尔库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后，才看到一些楼房。

旅程有一个星期，虽然漫长，但因为人多，我们约定尽量讲俄语，大家唱俄文歌曲，朗诵普希金等人的诗，有时还和列车员们聊天，也不太寂寞。在我国境内的餐车上的厨师是北京饭店的，食品非常好吃。到苏联境内，则换成莫斯科一家大餐厅的厨师，虽然俄式西餐很丰富，服务也很热情周到，但有的同志还是不太适应，吃得不多。

抵达莫斯科后，受到使馆商务参赞处和李哈乔夫汽车厂的有关负责人的欢迎，并用大客车把我们送到住所。我们看到莫斯科的景色，不仅跟国内不一样，也跟我们沿途看到的不一样，特别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及附近那些五颜六色、形状奇特的建筑，很新鲜，好像来到了另一个童话世界。

当我们到达住所安顿好后，商务参赞处同志给我们每人先发一张100卢布的大票（我们每月生活费是400卢布），并告诉我们午、晚餐都可在工厂餐厅用餐，但早餐要自己准备，可以到附近的商店购买。

当大家正在犯愁不知道商店在哪里时，有一位学习操作的技工同志抢先自告奋勇地说：“来时看到附近有个面包店，我去买！”于是有的同志也请他代购，一共15个。他就拿了一个大网兜去了面包店。店里的老太太问他买什么？他说“黑奶吧”（面包），又问他要几个？他一下想不起来15个的俄文怎么说了，于是他先伸出五个手指，然后又伸出十个手指，表示要15个，并将100卢布的大票交给她。

谁知老太太误解了，以为他要买50个，于是就把他网兜拿过来往里放面包，当超过15个时，他连忙摆手示意不要再放了，但老太太不理解继续往里放，直到装满50个。这位同志着急，一时无法用俄语与她交流，心想100卢布钱总是够了，老太太说要给他找钱，他也听不懂，顾不上，背着装满面包的大网兜就赶紧往回走，老太太一直跟着他追到了我们的住所，才把误会说清楚。

当我们向气喘吁吁的老太太（苏联人不喜欢“老太太”这个称呼，喜欢称她们“姑娘”）表示歉意时，她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此事也激励大家更努力地学习，提高俄语表达能力。

这也是苏中友谊

在莫斯科，我们居住的公寓附近是一所中学，有些高中女生看到我们都是青年人，有时我们下班回住所后，她们就来住所找我们的小伙子聊天。初期鉴于中苏友谊，我们也未加干预，后来越来越多，越加频繁。党支部研究认为，我们来实习的任务很重，下班后要整理笔记、学习、思考，不能因此受到影响，同时我们也有严格纪律，实习期间不能与外国异性谈恋爱、结婚。

我便去找中学校长商谈解决这一问题。当我将此情况和要求向她说明时，未料到她完全不理解，还很高兴地说：“这很好啊！这不正是苏中人民友谊的体现吗？”经过我耐心地解释，她才有所了解。

最后我们达成的协议是：平时不来我们宿舍，假日我们有时间可以共同组织一些友谊联欢活动。这样既不影响我们学习，又能开展民间友谊活动。我们这批同志没有一个违反纪律，都集中精力完成了实习任务。

大画家列宾让我爱上了俄罗斯音乐

在苏联实习时，除了学习与汽车有关的知识外，我们也爱好苏联的文化艺术。记得有一次去参观莫斯科特来齐亚科夫画廊，名为“画廊”，实为苏联国家美术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大量俄罗斯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艺术家创作的名画。在馆藏的大量作品中，有一幅作品，不仅在当时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且给我留下了长久的记忆，这就是列宾创作的一幅肖像画。

我知道列宾是19世纪的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但不知道画中人是谁？经讲解员介绍，才知道是俄罗斯民族乐派“五人强力集团”中的著名作曲家穆索尔斯基。

这是在穆索尔斯基临终前不久，列宾在圣彼得堡士兵医院简陋的病房中为他画的一幅肖像。作品虽然画的是生命垂危时刻的音乐家，但观众从画面上并未感到这位音乐家已病入膏育。他微低着头，目光炯炯，像在倾听着乐曲，又像在构思着新的乐章。列宾的确是一位能深刻描绘各种人物内心世界的杰出肖像画家。

绘画作品的巨大感染力，使我对绘画作品中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好奇。穆索尔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样的音乐家？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我直接去了高尔基大街音乐书店，向售货员打听有没有穆索尔斯基的唱片？售货员拿出唱片的目录，向我介绍了他的作品。

我发现其中有一首叫《莫斯科河上的黎明》的乐曲，是穆索尔斯基作曲的歌剧《霍万斯基之乱》的前奏曲。于是我就买了这张唱片。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穆索尔斯基的音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回到宿舍在唱机上一放，我立刻陶醉在诗画般的意境之中，脑海中呈现出黎明前莫斯科河畔宁静而美丽的画面。随着旋律的发展，黎明的景象越来越清晰。当音乐进入尾声，音符越来越轻直至终止时，我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一轮红日缓缓升起，莫斯科河及两岸的美景如诗如画地展现在面前。这是多么美丽的意境啊！

这张唱片也成了我最爱听的唱片之一，进而吸引我深入了解穆索尔斯基其人其事，知道了一些他的其他作品，特别是《图画展览会》。这个包含十幅音画的钢琴套曲，是穆索尔斯基为了纪念他的一位画家朋友，根据其众多绘画作品中的十幅图画创作的。

穆索尔斯基的确是一位能用音符来描述人物内心世界和展示风景图画的音乐天才。我过去虽然也爱好音乐，也听过西欧的一些经典名曲，但对俄罗斯古典音乐并不了解。这是我的初次接触。

从此以后，我带着好奇心，又从列宾的肖像画中了解到其他一些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例如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五人强力集团”，浪漫乐派大师柴可夫斯基和现代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等和他们的作品，让我对俄罗斯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加上宿舍里的扩音器经常播放俄罗斯音乐，使我逐渐成为一个俄罗斯音乐的爱好者。

▲穆索尔斯基画像（列宾作）。

我们是最早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中国人

1957年，莫斯科举办了有130多个国家、3万多人参加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盛会。我国也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与会。苏联共青团中央也邀请我们参加联欢节，主要是参加中国代表团的活动，同时也可帮他们当翻译。

那次联欢节举办得很成功。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和大学生欢聚在一起，既有精彩的文艺表演和体育比赛，又有各种规模的对话和交流，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播撒了友谊的种子。当各国代表团的车队在莫斯科大街巡游时，我还特地为我国代表团拍下了一张照片。

就在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胡耀邦同志（他是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同志，以后他们都成了我国著名的艺术家。为了迎接联欢节，1956年我们学会唱一些新的俄罗斯歌曲，其中包括著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词曲都非常优美，至今我还能用俄文完整地唱完四段，这也是那次联欢节留给我们的永久的记忆。

▲李岚清在苏联汽车厂专门为联欢设计制造的大客车前留影。

▲李岚清为联欢节中国代表团引领花车拍的照片。

▲2001年，李岚清在莫斯科为北京申奥在大使馆与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一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有趣的是，2001年7月我代表中国政府去莫斯科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们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会见并宴请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等俄罗斯朋友。武韬大使请来了俄罗斯的音乐家来演奏。

当乐队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乐曲时，卢日科夫市长问我：“你在莫斯科学习过，会不会唱这首歌曲？”我说：“会！”他又问：“会唱几段？”我说：“四段。”他有些意外地说：“太难得了。现在即使在俄罗斯几乎都没有人会唱四段，连专业歌唱家也只会唱两三段，怎样？我们唱给他们听听？！”我欣然同意。

我们完整地唱完四段后，气氛非常热烈，大家又一起唱起《喀秋莎》《遥远 遥远》《莫斯科·北京》等歌曲。那次，当我到达莫斯科时，大使告诉我有些人企图干扰、破坏我们申奥，我便把此情况告知卢日科夫市长，请他关注。他用坚定的语气叫我放心。那次在莫斯科申奥的气氛很好，我至今还对他心怀谢意。

▲参观俄罗斯文学泰斗托尔斯泰故居（居中者为李岚清）。

我们在莫斯科期间的文化生活不只是音乐，对俄罗斯其他文化艺术也有更多的了解。例如我们过去虽然看过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三部曲”和一些革命战争文学作品，如《静静的顿河》《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等，但当我们假日参观托尔斯泰、普希金等文豪的故居或博物馆时，还是身临其境地被俄罗斯文学感染，以至于日后又阅读了许多名著。

当时有一本《远离莫斯科地方》的小说，是描写俄罗斯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到远东抢建输油管道的壮丽史诗，对我们这些正在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青年，更能引起心灵共鸣和精神鼓舞。

我们在假日里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当我们第一次接触芭蕾舞艺术时，就欣赏了俄罗斯艺术大师乌兰诺娃表演的芭蕾舞《天鹅湖》，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有趣的是多年后我再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观看国际芭蕾舞比赛，当评委入场时，全场起立向一位神采奕奕的老太太鼓掌致意，发现她正是乌兰诺娃。能有机会再次见到她，我感到很高兴，而更高兴的是，我国的芭蕾舞演员在这次国际舞台上获得了优异成绩。

我们在假日看电影，欣赏各种音乐会，观看马戏团表演，还参观夏令营、孤儿院等，那些俄罗斯青年和孩子们亲切友好的身影，至今仍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中。记得有一个小女孩曾问我：“叔叔，中文难吗？”我说：“不难，比你们俄文容易。”她说：“不会吧，我以为俄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不管怎样，我会学中文，长大了我要到中国去。”

我记得还看过一场由艺名叫“铅笔”的著名喜剧演员表演的讽刺“过度包装”的小品。剧情是一个顾客买一件小商品，售货员用一层一层纸盒为顾客包装，当顾客被弄得啼笑皆非时，他竟拿出一个巨大的纸箱，把顾客抱起来也扔进纸箱里“包装”起来！俄罗斯式的幽默把我们笑得前仰后翻。我退休后篆刻过一方讽刺过度包装的印章，也许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潜在灵感。

再见 美丽的城市莫斯科

1957年深秋，我们一汽的同志按计划完成了在苏联的实习。同志们实习所在的单位，都用不同方式热情表达欢送，对我们在实习中的优秀表现予以赞赏和高度评价。我起草了一封由全体同志签名的感谢信，表达我们对工厂和苏联朋友的深切谢意，工厂的厂报还专门进行了报道，并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评论。

我们也在住所与苏方管理人员举办了告别晚会，气氛热烈，依依不舍。当时我们在客厅中有一台大型电视机。我们离开后，电视机怎么处理？开始有的同志主张带回去送厂里做个纪念。

我提出，国内连电视台都没有，带回去没有用，还是送给与我们朝夕相处，对我们关怀照顾的苏联老太太吧，大家一致赞成。在那次告别晚会上，当我们赠送给她时，她很激动，这不仅是因为这当时在苏联也算是很贵重的礼物，更是象征我们共同留下的一份珍贵友谊。

当年出国时，中央对留苏学子“学习好，纪律好，身体好”三项要求，我们做到了，大家怀着一颗报国之心踏上归途。当列车徐徐驶进长春时，饶斌厂长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他的到来，不仅使我们感到意外和激动，而且更感到未来如何进一步做好工作，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人”的责任。

据我所知，不但一汽519位同志没有辜负祖国的培养和教育，当时派到苏联学习的那一代青年也是如此。大家的血液里充满着爱党爱国的基因。这一代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已跑完了自己的一棒，没有辜负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讲话中对大家的殷切期望。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我在国务院工作期间，曾担任中俄人文交流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曾多次访俄，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深感中俄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谊根深叶茂，地久天长。

当看到今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看到中俄友谊之花越开越茂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携手奋进，我感到十分高兴。